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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俄羅斯現狀.

從1991年（蘇聯解體）到2001年的十年，被俄知識界稱為“社會轉型期”、“民主制時期”或“后社會主義時期”。由此稱謂可知，這不是一個單向度發展的自然的過程，而是充滿著矛盾與坎坷的“艱難時世”。在這個“艱難時世”中，俄羅斯新聞業經歷了一場裂變，死而復生，卻又命運多舛：自由了，無權威、無約束了，卻也分散了，疏離了，各行其事了……。通過對這一時期俄新聞業種種表象的分析，我們或可探知俄羅斯政治變革乃至整個俄羅斯社會運行的軌跡。

轉型十年間，俄羅斯新聞業發生了以下諸方面的變化：

從垂直管理到平行管理

解體前的蘇聯對新聞業實行的是垂直管理。在這種垂直管理模式下，報刊一般被分為若干等級——中央的；加盟共和國的；邊疆區、州、自治共和國的；一般城市和地區的；工礦、學校、農莊等企事業單位的。各級報刊均處于蘇共中央的統一領導之下，并接受各級黨委（或黨領導的企事業組織）的管理和監督。全蘇新聞社——塔斯社為這些報刊提供消息，主要的中央報紙通過傳真傳遞到全國各個城市。

蘇聯解體后，這種金字塔式的、垂直的管理模式迅速退位，代之而起的是區域性的、橫向的管理模式。到90年代中期，這種模式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這一時期，由于從中央到地方的縱向的行政管理體系逐漸弱化，加上郵政系統工作效率低下，首都莫斯科出版的全國性報紙在地方上已經很少能夠見到了。而此時地方報紙在地方政權的管理和影響下逐漸發展起來，數量急劇增加（據說地方報紙遠遠多于聯邦區、市的數目）。對地方報刊的研究表明，地方***對報刊的影響“十分積極”，報刊只要與***有關系，要錢不成問題，甚至可以通過***預算獲得財政支持。地方報紙又細分為“州報”和“市報”（有如城市報紙和農村報紙）。這兩類報紙還時常展開競爭，有時甚至相互敵視。不過總的來說，無論州報還是市報，地方報紙總是比中央報紙更受歡迎。道理很簡單，地方報紙與當地讀者更為接近，因而能夠更好地滿足他們的信息（與廣告）需求。

電子傳媒的情況也大抵如此。蘇聯時期，全國形成了統一的廣播網絡，有線廣播喇叭插座被普遍安裝在居民家中，接通后可以收聽三套廣播節目（兩個全國頻道和《燈塔》）。這就使得中央***的信息和命令可以直達每家每戶。1990年7月戈爾巴喬夫“關于電視和廣播民主化的命令”的頒布，打破了中央***對廣播媒體的壟斷，地方***以及不同的政黨、政治團體和組織開始在體制外獨立創辦廣播電臺。1990年8月蘇聯第一部新聞法正式生效后，各類地方性非國有電臺以及商業電臺數量激增。目前，俄地區性的廣播市場還在不斷拓展，首都莫斯科已有各類廣播電臺62座，圣-彼得堡31座，羅斯托夫29座，斯維爾德洛夫斯克29座①。顯而易見的是，經濟狀況越好的地區，廣播電臺的數量就越多，非國有電臺的數量也越多。

國家在電視領域里的壟斷地位幾乎是同時被打破的。聯盟解體后，地方上很快就出現了非國有的電視公司和電視節目***基地。到目前為止，除了少數幾個經濟落后的地區外，絕大多數聯邦主體都擁有了非國營的地方電視臺。它們與中央電視臺是合作與交流的關系，而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地方與中央最常見的合作方式是，地方臺在保證自己節目（和廣告）正常播出的前提下，適當安排時間播出莫斯科方面合作者的節目（首都非國有臺的情形也是如此）。可以說，在今天俄羅斯電視領域，“前鋒”與“邊鋒”的區別已經不太明顯了，“邊鋒”有時“前鋒”的地位更加突出。

總之，經過十年的發展，俄羅斯新聞媒體已由單一的國家成分變為國家的、地方***的、編輯部集體的、私人的多種成分并存，在媒體管理上也分而治之了，由此形成了多樣化的網狀結構。然而由于各聯邦主體地理環境和經濟條件的不同，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占有的不同以及傳播技術水平方面的差異，其媒體市場往往呈現出不同的特點：莫斯科的媒體市場不同于圣-彼得堡的；這兩個地方的媒體市場又不同于烏拉爾、西伯利亞、塔塔林的。媒體市場的多樣性固然可喜，但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由于地方媒體與中央***漸趨疏離，后者又缺乏主導性或引導性的新聞媒體，因而在一些關乎國家利益的重大問題上，很難形成一致的輿論。即便在是在國家以法律形式做出決策的情況下，不同意見甚至是反對性、攻擊性的言論仍不絕于耳（如《土地法》頒布后的一片責罵聲）。這給中央決策的貫徹實施造成了巨大的阻力。俄羅斯之所以出現立法多且快，總統令滿天飛卻執行不力的現象，與輿論的分散化不無關系。輿論的分散化不但引起上述不良后果，還導致了人心的渙散和地方上的分裂傾向，使得民族、地區間的各種問題益發突出。俄羅斯一位哲學學者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我們現在擔心的不再是烏克蘭、格魯吉亞從獨聯體中分離出去，而是圣-彼得堡、加里寧格勒從俄羅斯分離出去。此言雖然有些夸張，但道出了一個隱憂，即俄羅斯本身存在著分離化的傾向。正因為如此，俄現任總統普京上臺后著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整合輿論，重新樹立中央***的權威。然而轉型期已持續十年，恐怕是積重難返。

第二、從事業單位到商業機構

蘇聯解體前，蘇共中央不但為其所屬報紙（實際上是所有報紙）制定宣傳方針、確定組織機構及人事安排、通過行政手段保證其信息來源，而且通過國家預算直接給予財政補貼。可以說，那時的新聞媒體在經濟上全無后顧之憂，只需作為黨的宣傳工具發揮作用即可。

聯盟解體后，尤其是1992年俄***實行自由價格政策以后，新聞媒體幾乎全部被拋入市場經濟的汪洋之中。國家起初試圖為媒體提供部分補貼（后補貼取消），但杯水車薪，無濟于事。于是媒體四處求援，尋找經濟靠山，成為自謀生路、自負盈虧的實體。由此開始了媒體的商業化的過程。

在商業化的過程中，媒體開始分化，形成了三種所有制形式。

一種是國家所有。國家（俄聯邦***和議會）直接控制的媒體有俄通社—塔斯社、俄羅斯新聞社、俄羅斯公共電視臺（OPT）、俄羅斯廣播電視臺（PTP）、《俄羅斯新聞》、《俄羅斯報》等。對這類媒體，俄***通過聯邦預算給予撥款，或在其中占有股份。這類媒體雖然仍具有相當的政治色彩，但其職能僅限于傳達***政令、發布***公告和提供新聞信息，已不再作為新聞宣傳工具發揮職能。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國家直接控制的媒體是特殊的一類，故此不作更多的探討。

二是寡頭、政黨所有。寡頭是俄社會轉型的產物。在私有化的過程中，俄國內形成了數額巨大的私有資本。為了創造有利于自身發展的輿論環境，這些私有資本的持有者通過投資、融資等形式在短期內掌握、控制了大量的媒體。由于有雄厚的集資金作后盾，這些媒體的規模急劇擴大，成為如俄羅斯人所說的“媒體帝國”。而這個“媒體帝國”的國王就是以鮑里斯-別列佐夫斯基和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為代表的媒體寡頭。別列佐夫斯基掌握的媒體有《獨立報》、《新消息報》、《生意人報》、《新報》以及電視6頻道（TB—6）等；古辛斯基掌握的媒體有《今日報》、《綜述》月刊和獨立電視臺（HTB）。據俄羅斯業內人士介紹，普京上臺之前，就影響而言，別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控制著俄70%的媒體市場。這些被“收編”的媒體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寡頭們的喉舌。1996年總統選舉中，別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聯合起來，調動其控制下的全部媒體的力量，最終把自己擁護的候選人葉利欽推上了總統寶座。普京執政期間，發生俄“庫爾斯克”號核潛艇沉沒事件（2000年8月12日）。當時普京正在度假，沒有前往援救現場。反對派利用此事大做文章，輿論推波助瀾，惡意炒作，對普京展開了猛烈攻擊。這堅定了普京打擊媒體寡頭的決心。他一方面利用總統權力對媒體進行整頓，在政策上向國家媒體傾斜；一方面利用經濟手段，迫使寡頭在某種程度上從新聞領域退位。比如迫使古辛斯基的“橋—媒體”集團讓出獨立電視臺的部分股份，進而讓出領導權，摧毀了古辛斯基的媒體帝國；2001年底又把別列佐夫斯基的TB—6作為整肅對象。但時至今日，寡頭的影響力仍然存在，他們仍舊利用手中的媒體與***唱對臺戲。

蘇聯實行多黨制后，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政治利益集團，在這些政治利益集團的基礎上形成了不同的政黨。1993年年底俄議會選舉前，俄羅斯已有十幾個較大的政黨，其中的一些在國家杜馬中取得了合法席位。普京上臺后，為了獲得廣泛支持，穩固自己的權力，又建立了多黨執政聯盟。這些政黨和聯盟均擁有或掌握一定的新聞媒體，用以宣傳自己的執政方針和綱領。各政黨的資助是這類媒體的經費來源，它們經營的好壞，取決于其所屬政黨實力的消長。

三是自主經營者所有。1990年10月蘇聯新聞法正式生效兩個月后，就有700多家報刊***注冊。其中除了***、政黨創辦的報刊外，大部分為社會團體、各類組織和公民個人所有（蘇共解體、蘇聯解體后，原中央一級的大報，如《真理報》、《消息報》、《工人論壇報》、《莫斯科共青團報》、《共青團真理報》、《文化報》等轉而變為“獨立報紙”，重新注冊后的所有者由蘇共***改為各報新聞集體）。俄羅斯由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后，尤其是實行自由價格政策以后，國家取消了對紙張及印刷費的補貼，發行方面的保障也沒有了。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生存，這些“自主經營者”擁有的報紙“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的接受外資援助，如《真理報》（后又撤資），有的成立報業聯合體，如《消息報》、《莫斯科共青團員報》等。為了吸引讀者，擴大發行，許多報紙采用早年西方小報的做法，大量刊登聳人聽聞的消息、低級庸俗的娛樂材料，大肆揭丑，大力炒作，以強勁的視覺沖擊力招徠讀者。創辦于1919年、曾經有著輝煌歷史的《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就被認為具有“小報品質”（從它的版面上已絲毫找不到當年那份《莫斯科共青團員員報》的影子）。目前該報在競爭激烈的莫斯科報紙市場上穩占第一位。據說它的成功就在于“廣泛運用了聳人聽聞和揭丑新聞的手法”②。圣-彼得堡的《戈比報》在讀者中廣受歡迎，也是因為它以輕松的的筆調、通俗的語言大量刊登離奇的傳言和庸俗的笑料。

這些報紙主要的經濟來源是發行費和廣告費，因而在其機構設置中，廣告、發行等經營部門占有顯著位置。為了和讀者搞好關系，樹立形象，擴大影響，許多報社還成立了公共關系部門。俄媒體內部職能部門的重新設定說明，俄羅斯的新聞媒體已經完全商業化了，它與蘇聯時期的新聞宣傳系統已經沒有了任何共同之處。

在以上三種媒體所有制形式中，前兩種由于有著強大的財力支持，穩定性比較強（政治因素另作考慮）。但寡頭媒體和政黨媒體代表著一定的政治和經濟集團的利益，因而不可能做到報社同仁竭力追求的“客觀”、“公正”。第三種媒體歸屬形式決定了其發展的不穩定性。事實上，在俄私有化的過程中，由于報刊發行費大幅度提高，已有許多報紙不得不減少出版次數、壓縮版面、裁員以至停刊。這類報紙將廣告作為生命之源，因而必然千方百計迎合大眾，難以擺脫庸俗化的傾向。

從印刷媒體唱主角到電子傳媒唱主角

俄羅斯是一個喜愛閱讀的國家，其報刊發行量一度排列世界前幾位。曾有一段時間（80年代末期），《真理報》發行量達到1100萬份，《消息報》800萬份，《共青團真理報》高達1700萬份。當時莫斯科的報刊零售點時有長隊出現，過了早8點，大部分當日報紙就已告罄。那是怎樣的繁榮景象。今天俄羅斯報刊出版業已風光不再。媒體走上商業化道路以后，報紙、雜志等印刷媒體的數量雖然在增加，市場卻日漸萎縮，發行量逐年減少。下表足以說明這個問題。

俄羅斯報刊發行情況（1950—1998）③年代出版物期數零售分數（千）一份報紙的平均零售數

19502346639423408、6

197028487462364941、0

19904353831108102577、0

19982451250732914134、3

（說明：直至2001年年底，報刊發行下滑的趨勢仍未得到控制）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有二：一是俄民眾經濟承受力下降。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蘇）居民收入水平雖然不高，但報價也相對低廉，首都莫斯科主要報紙的價格只有幾個戈比，一個家庭訂閱十幾份報紙是很正常的事。俄實行自由價格政策（私有化）以后，由于紙張、印刷和發行費用猛增，成本提高，報紙價格也長上來了。目前莫斯科主要報紙的價格一般在3、5—5盧布之間，隨手買上兩份報紙，就要花費10個盧布左右。而俄羅斯人的平均收入水平為1500盧布上下（約為50美金。另據報紙報道，目前俄尚有近百萬人生活在最低工資—300盧布的水平線上）。如果按每人月收入1500盧布計算，倘若訂閱十份報紙的話，其花費正好與工資數額相抵。因此，對俄國普通民眾來說，像從前那樣訂閱報紙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事實上，目前俄羅斯家庭的報刊訂閱量已從十幾份下降到一、二份。

二是俄民眾政治興趣減弱。90年代初期俄民眾對報刊的興趣，實際上反映了他們對改革的興趣。他們盼望通過眼前的政治、經濟改革消除腐朽、落后的東西，建立“自由、民主”的國家，全面提高生活水平。而報刊恰恰被作為了改革的輿論先導。因此他們對報刊給予了極大的觀注。但是改革十年，他們并沒有看到預期的結果，也沒有得到應有的實惠，久而久之就對***失去了信心，對改革的急先鋒——報刊失去了信任與好感。一項社會調查結果表明，1995年尚有70%俄羅斯人對新聞媒體（和教會）抱有信任和好感，而到2000年，這個比例數下降到30—40%。具體到報刊，今天只有13%的俄羅斯人認為報刊可信（對電視的信任度要高一些，約為36%）④。

在這種情況下，更多的人將注意力轉向了電視。從經濟的角度講，電視是一種廉價的媒體，除了一臺電視接收器外，幾乎不需要任何支出（電費的支出不記入內），人們從中既可獲取新聞信息，也可獲得娛樂。這使電視迅速取代了報紙的地位，成為擁有受眾最多的媒體。目前電視已經成為俄羅斯人了解新聞信息的主要渠道，據稱有40%的人每天通過中央頻道獲取新聞（而通過全國性報紙的獲取新聞的人不超過20%）⑤。廣播的普及率也高于報紙。1999年的一項調查表明，82％的俄國人相對定時收聽廣播，完全不聽廣播的只占18％⑥。國際互聯網的發展，同樣分走了報刊市場（甚至電視市場）的“一杯羹”。盡管目前俄網絡基礎設施尚不完備，與西方發達國家比還有一定的距離，但上網人數也達到了1000萬。更由于許多報紙、雜志、廣播電臺、電視臺都有了自己的電子版，上網獲取新聞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年輕人中尤其普遍）。

這樣一來，過去大而統一的報刊市場和相對穩定的讀者群體就不復存在了。受眾由印刷媒體分流至電子傳播媒體，又由電子傳媒分流至新媒體，由此形成了不同媒體種類、不同層次、分布廣泛的受眾市場。

第四、從馬列主義到西方理論

蘇聯解體前（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前），盡管國內新聞學界時有不同學術觀點的論爭，但占主導地位的新聞理論始終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新聞理論。當時的新聞媒介被稱作“大眾新聞和宣傳工具”(средствомассовойинфрмацииипропаганди簡稱СМИП），其職能是列寧所歸納的“集體的宣傳員、集體的鼓動員和集體的組織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聞理論觀不但對新聞實踐起著的直接的指導作用，還被規定為大學新聞院系的主體課程。80年代中期，在莫斯科大學新聞系的***課程設置中，這類課程就占有較大的比重，如“蘇聯新聞學概論”（以列寧報刊理論為主）、“黨和蘇維埃報刊的理論和實踐”、“外國共產主義及工人報刊史”、“資產階級新聞理論與實踐批判”等。

蘇聯解體后，新聞理論及理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盡管早在1986年蘇共27大報告中，就改稱“大眾新聞和宣傳工具”（СМИП）為“大眾新聞工具”（СМИ），這個概念被廣泛使用和普遍接受還是在解體以后。這一時期，列寧的新聞思想不再被人們提起，原蘇聯的新聞模式也被作為反面教材而遭批判。在莫斯科大學新聞系的***課中，“蘇聯新聞學概論”、“資產階級新聞理論與實踐批判”之類的課程已不見蹤影，取而代之的是“新聞理論導論”（以西方新聞傳播理論為主）“信息基礎理論”、“外國新聞史”、“外國大眾新聞媒體經驗對我國媒體發展的意義”等課程。在各類新出版的新聞學教材或著作中，“公民社會”、“新聞自由”、“第四等級”之類的概念已屢見不鮮，李普曼、拉斯韋爾、施拉姆、哈貝馬斯等西方學者的名字以及他們的理論也為人們耳熟能詳。

俄新聞理論界的情形反映了整個俄羅斯理論界的現狀：舊有的理論體系被打破了，新的理論框架又沒有建立起來，于是便搬用或套用西方理論，以填補空白。俄新聞理論界熱衷引述的理論主要有：

1.自由報刊理論

俄新聞理論界對西方早期自由主義報刊理論十分推崇，認為它所主張的報刊不受***干預，新聞媒介有充分的出版權、采訪權、發布權，可以自由發布任何新聞和發表任何意見的主張，是俄民主社會發展的重要保障。為此他們對蘇聯第一任總統戈爾巴喬夫有著很高的評價，認為他開輿論自由之先河，是一代民主的總統。莫斯科大學新聞系主任扎蘇爾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今天，自由報刊（報刊自由）作為一個政治概念，已經在俄羅斯人的意識中生了根”，“十年民主改革的結果是，極大地加深了人們對報刊自由的理解”。他認為目前對新聞自由最大的威脅是中央以及地方***新的集權的產生。他同時援引“報刊的社會責任理論”，認為“自由和責任是不可分的。在我們的新聞中，那些不可靠的、不準確的信息和浮躁的舉動，直接導致大部分讀者對報刊失去信任”。因此他認為：“‘自由有了就不需要理智了’的認識是不合理的，也是危險的”。⑦

2.“第四種權力”理論

俄新聞理論界對由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佛遜的思想引申而來的報刊的“第四種權力”的觀點十分贊賞，認為自由報刊應當成為對行政、立法、司法三權起到某種制衡作用的力量。在俄新聞學者看來，1990—1993年的三年間，就是俄“第四種權力”發揮作用的“黃金時期”。1990年通過了蘇聯第一部新聞法，緊接著又宣布蘇共停止活動，黨的報刊就像其他社會組織的報刊一樣被轉到了新聞工作者手中。這一年又先后創辦了獨立的“莫斯科回聲”廣播電臺和《獨立報》，它們“開始把自己看作是‘第四種權力’，把自己和國家對立起來，力求度獨立于所有的國家機構”。但是由于經濟原因，這一時期很快結束了。這之后出現的一些新問題，諸如***施加影響、媒介寡頭的壓力等，都使人們更加懷念那一時期，并大造輿論希望有朝一日媒體重返“第四種權力”。

3.“公共領域”理論

“公共領域”的概念是德國學者哈貝馬斯在其經典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提出來的。近年來，隨著國家與市民社會研究在俄羅斯的興起，這個概念也被人們廣泛運用。按照哈貝馬斯的解釋，在私人領域和政治權力之間，有一個公共領域，在這個既區別于政治、又區別于市場的空間里，人們可以對權力機構的政策以及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評判，以消除社會對抗，維護公眾利益。俄學者認為，為了使公共領域在現代條件下發揮職能，必須有公共媒體。而在諸種公共媒體中，公共廣播電視起著特殊的作用。這種公共廣播電視“依靠用戶的支持，有時是國家的支持，在財政上獨立于廣告主”，是一種社會—權力機構。莫斯科大學新聞系主任扎蘇爾斯基指出：“目前俄羅斯國家頻道向社會—權力機構的演進，原則上是可行的”，“如果PTP（國家電視頻道）公開表示有時候不直接支持***行為的意圖的話，它就可以被稱為是公共電視臺”⑧。但是新聞學界也有人指出，談公共媒體為時尚早，因為公共領域在俄羅斯遠未形成。

經常被俄新聞學界引用的西方理論還有其他一些，也有學者在西方傳播理論的基礎上有所創新、發展。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

總而言之，十年轉型期，俄羅斯媒體從體制、結構到運行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政治角度看，它由中央操控的垂直管理變成地方自治的平行管理；從經濟角度看，它由計劃統籌變為市場運作；從技術角度看，它擺脫了“孤島”狀態，融入了信息全球化的潮流中。在尋求新的發展模式的過程中，俄新聞理論工作者試圖從建立（援引）一套關于傳媒自由與責任的理論出發，進而建立起完善的媒介工業體系，以實現自身良性循環，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但是，事情并不像預期的那么順利。“經濟的無效性，媒介巨頭的無責任心以及新聞記者對低級趣味的迎合”，都使媒體發展呈現出曲折多變的特點。對此扎蘇爾斯基有一個生動的比喻，說目前俄新聞媒體如同沿著向下運行的電梯奮力地向上攀登。對俄媒體發展的前景，他認為有三種可能性：“第一種是樂觀的。經濟改革的成功將創造文明的、成熟的市場，大眾傳媒將獲得更多的有支付能力和知識水準的受眾以及多元化、多樣性的廣告市場的支持。結果是高質量報紙的銷量大增，最終將消滅政治化新聞和犯罪新聞，報道范圍將得到最大程度的拓展。第二種是悲觀的。國家的作用增強，以至于媒體成為宣傳和公關的一種結合物。同時還會出現庸俗出版物—從占星術到媚俗新聞，甚至還會出現淫穢書刊出售商，報道的范圍縮小。第三種是經濟領域中的不景氣現象將直接導致傳媒業的不景氣。一些刊物尤其是一些高質量刊物的發行量下降，而庸俗報刊的銷量增長，影響擴大。報道范圍將會縮小”⑨。上述哪一種可能性將會變成現實，最終取決于俄羅斯政治、經濟的改革方向和社會整體的發展水平。

PS:樓主要寫論文的,我這里給你一篇張允諾先生寫的對蘇聯新聞業歷史命運的思考

今年11月7日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80周年紀念日。筆者寫作本文時，還無法預測人們將會怎樣紀念這個不尋常的日子。不過這些年來，國際進步輿論界對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傾覆，已有不少反思和評論。許多人認為這里既有外因也有內因，既有近因也有遠因。從根本上說，蘇聯建國幾十年，一是經濟建設沒有搞好，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切實提高；二是沒有建立民主和法制秩序，政治專擅，群眾受壓。這兩個方面都引起人民的不滿，可又未能正確解決，終于導致覆舟之禍。當然，這種反思尚未終結，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一定會從社會主義運動這一重大挫折中領悟到更多、更加深刻的教訓。

十月革命勝利以后，隨著蘇維埃政權的鞏固，隨著經濟建設的開展，蘇聯人民曾經創建了宏大的社會主義新聞體系。在這一體系中活躍著幾十萬熱愛祖國、忠于職守、富于獻身精神的新聞工作者，他們辛勤努力，一心想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尤其在衛國戰爭年代，他們冒著敵人的炮火，用自己的新聞作品團結和鼓舞人民，為戰勝法西斯入侵譜寫了光輝的篇章。衛國戰爭結束以后，他們又以自己的勞動，恢復并建立起了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新聞網絡。這種網絡以黨的機關報（臺）為核心，包括眾多的***報（臺），從中央到地方共分六級層層辦報（臺），形成上尖下寬的金字塔形結構。截止1986年，全蘇已有各類報紙8000多家；其中日報713種，期發一億多份，每千人平均380份左右，位居世界前列。

可是這樣宏大的蘇聯新聞業體系，在1991年的最后幾個月內，隨著蘇聯的解體也嘩啦啦似大廈傾覆般地迅速瓦解。從此以后，這片土地上再沒有以黨的機關報為核心的新聞體系了。原先的黨報紛紛改成民營的獨立報紙，艱難地自籌資金，慘淡經營；其它他***報更是在市場經濟中顛簸掙扎，各奔前程。幾份全國性的機關報，如《真理報》、《消息報》、《勞動報》，在改為同仁報紙以后，影響和地位固然遠非昔比，發行量也只有當年的一個零頭，由一、二千萬份降為幾十萬、一百多萬份。這一切當然都不足怪，舊的新聞業體系賴以生存的政治經濟基礎不復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世界新聞業的歷史告訴我們，經濟是報業生存的基礎，政治是報業生存的條件，特定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支持并制約著特定的報業的生存和發展。蘇聯新聞業的瓦解只是再次證明了這一歷史規律而已。但是，世界新聞業的歷史還告訴我們，報業并不總是被動地受制于社會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它往往反作用于社會經濟和政治，這種反作用力有時還是十分強大的。且不說急風暴雨般的革命時期報業在摧毀舊的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的作用，就說在既定的歷史階段或社會形態之中，報業也常常會以自己的反作用力，促使社會經濟和政治發生種種變化或調整，以適應時代的發展和歷史的潮流。本世紀以來，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由新聞界帶動社會輿論，掃除政治運作過程中的弊端、障礙或危機，使之不至于發展為危及根本政治制度的爆炸性局面，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有的是阻止執政當局某些不得人心的政策的實施，有的是制止違背民意的某項條約的簽訂，有的是把營私舞弊的官員趕下臺，凡此種種都體現了新聞業對政治的反作用力，這種反作用力對于及時調整政治運作，維護現存社會制度的長治久安，實在是大為有益的。可是蘇聯新聞業在幾十年的歷程中從來沒有可能做到這點，結果只好與生長它的母體——蘇聯的政治經濟制度共存亡。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悲劇。

蘇聯新聞業的這種悲劇命運當然并非偶然，這是由它的基本體制所決定的。自從列寧去世以后，蘇聯新聞業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一樣，逐步形成了一種高度集中、高度封閉的體制。在這里媒介完全工具化、報道完全宣傳化、言論完全統一化、領導完全集權化。新聞媒介是執政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