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處過程：

【立案審查調查】2018年11月13日，北京市紀委監委駐市水務局紀檢監察組對李運來嚴重違紀問題立案審查；同日，按照北京市監委指定管轄，海淀區監委對李運來立案調查，并對其采取留置措施。

【移送審查起訴】2019年4月28日，李運來因涉嫌貪污罪、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移送海淀區人民檢察院依法審查起訴，并于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6日被逮捕。

【黨紀政務處分】2019年8月13日，李運來被北京市水務局開除黨籍、開除公職。

【提起公訴】2019年11月22日，海淀區人民檢察院以李運來涉嫌貪污罪、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向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一審判決】2021年1月15日，海淀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李運來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五十萬元；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一百五十萬元；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二百萬元。責令其退繳違法所得一千一百六十五萬余元。判決現已生效。

1.李運來及其辯護人提出其收受孫某某的30萬元是借款，不屬于賄賂款，如何看待該意見？如何區分受賄和借款？

劉東輝：最高人民法院對以借為名受賄行為的認定早有規定。《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中對于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以借為名向他人索取財物，或者非法收受財物為受賄罪提出了七項標準，給審查以借為名的受賄行為提供了具體指導。我們在實踐中應當堅持透過現象看本質，綜合判定。具體來說，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借款事由”是否正當合理。正常借貸關系的發生通常是因為借款方在辦理某事項時缺少資金，而以借為名的受賄人一般沒有合理的借款事由。此外，款物的去向亦可佐證借貸關系是否正常，以借為名的受賄人在收到錢款后通常會存放起來或掩蓋其真實來源。本案中，李運來辯稱孫某某給予其的30萬元是用于其兒子出國留學的借款，但李運來在收到這筆錢款后，分別轉到其姐姐等人卡里以掩蓋真實來源，足以認定“借款事由”不正當。

第二，“借款行為”與職權的聯系。以借為名的受賄本質上是圍繞著受賄人利用職務便利為行賄人謀取利益而進行的權錢交易，因此，應當全面審查雙方平時的關系、經濟往來、“借款”的時間及原因等。李運來的職權與孫某某公司經營有密切聯系，“借款”時機與請托事項辦理的時間高度契合，可以肯定如果雙方不存在權錢交易，也就不會發生“借款行為”。

第三，“借款程序”是否真實完整。在正常的借貸關系中，一般有完備的借款程序，有明確的借貸金額和還款約定。如果雙方關系密切，也可以口頭約定。但無論是哪種形式，雙方一般都有明確的還款方式。然而，在以借款為名的受賄中，借款程序往往只是掩蓋錢款性質的手段，并沒有還款計劃或還款行為。本案中，李運來在收受該錢款后長達五年間，并無還款行為，直到2018年擔心被查才歸還，這只是事后為逃避罪責的掩蓋伎倆，不符合正常民事借貸的特征和表現。

通過以上的證據判斷，再結合李運來公職人員身份，其在孫某某續簽房屋租賃合同中所發揮的作用，認定李運來受賄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李運來及其辯護人的辯解意見不成立。

2.李運來提出，當初只是想挪用公款炒股并不想貪污，但自己很快就調走了，不方便還款。其上述行為應如何認定？

王波峰：李運來的上述行為應認定為貪污罪。這涉及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區分以及挪用公款罪向貪污罪的轉化問題。二者的區別主要在于：第一，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貪污罪中，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將公共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的目的。在挪用公款罪中，行為人并不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僅具有挪用的故意。第二，在客觀行為上，貪污罪表現為以侵吞、竊取、騙取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而挪用公款罪主要表現為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并且行為人部分具有歸還的意思及行動。而貪污罪的行為人則將公款占為己有，并不具有歸還的意思和行為。

《紀要》規定了挪用公款轉化為貪污的四種情形，其中第二種情形為：行為人挪用公款后采取虛假發票平賬、銷毀有關賬目等手段，使所挪用的公款已難以在單位財務賬目上反映出來，且沒有歸還行為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本案中，李運來最初確實只想挪用100萬元公款用于炒股，并沒有非法占有公款的想法。但之后由于炒股虧損錢被套入股市，并且李運來在之后不久就調離了官廳水庫管理處。此后，他的心態逐步發生了變化。其出于僥幸心理，并且這筆錢在財務上已經平賬，最終決定不再歸還，主觀上具有了非法占有公款的故意。

另外，從行為表現上看，首先，李運來在套取這筆款項時采取了非常隱蔽的方式。他指使會計劉某某，先將100萬元分四筆從職工食堂的賬目上轉入劉某某的賬戶中，之后劉某某再將錢轉入李運來個人賬戶。其次，據劉某某等人交代，該100萬元此后用其他發票平了賬，已經難以在財務賬目上體現出來。最后，李運來從2007年套取該100萬元至2018年11月案發，一直未歸還。

綜上所述，李運來的行為完全符合上述司法解釋之規定，應當認定為貪污罪。

3.庭審中，控辯雙方關于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金額認定存在重大分歧，應如何計算？

林靜：庭審中，控辯雙方關于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金額計算在***、范圍、應納入項目等方面持不同觀點。

我們認為，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條規定的“非法所得”，也就是本案的犯罪數額，根據相關規定，為行為人全部財產與能夠認定的所有支出總和減去能夠證實的有真實來源的所得。本案時間跨度長，涉及27個銀行賬戶，十幾個股票、基金、期貨賬戶，另外有購房、購車等消費性支出需要核算，工作難度較大。在監察機關扎實取證的前提下，我們委托相關鑒定中心司法會計進行***技術協助，對本案采用如下計算公式：資產=銀行賬戶余額+股票、現貨賬戶余額；支出=家庭一般消費支出+購房支出+股票、現貨損失+理財、保險、基金支出；收入=工資收入+接受贈予+股票、現貨收入+理財、保險、基金收入+利息收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數額=資產+支出-收入-已查明犯罪金額。

需要注意的是：一是本人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的消費性支出應當計入，如果沒有其他相關證據，可以按一般城市居民平均消費支出計算；二是購房、購車的支出，優先按實際購買時而非案發時價格計入；三是已查明認定的犯罪金額，比如本案中貪污100萬元，受賄223萬余元應當扣減；四是有證據證明的合法收入，比如親屬贈送金額應當扣減。但對于辯方提出的其他收入來源，缺乏合理有效依據的則不應扣減。控方的觀點經法庭調查、法庭辯論，最終被判決采信并認可。

4.如何評價李運來認罪、悔罪態度，是否可以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對其所犯三個罪名量刑時如何綜合評定？

覃波：李運來到案后，對監察機關掌握的其貪污犯罪事實如實供認，在庭審中對該罪名指控沒有異議，對其所犯貪污罪量刑時應認定其認罪態度較好，可以適用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三款規定從輕處罰。

李運來到案后主動供認了監察機關未掌握的收受崔某某10萬元及收受鮑某某購物卡9.9萬余元的兩起事實，因與監察機關已掌握的犯罪系同種罪名，且數額比已掌握的數額少，依法不能認定為特別自首，但屬于坦白，對這兩部分受賄事實可以酌情從輕處罰。此外，他在庭審中對另外兩起受賄犯罪事實不予認可，屬于沒有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三款規定的“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應該是如實供述自己的基本罪行，即至少應對主要的犯罪事實、情節如實供認，而不是“避重就輕”，僅供認部分或少數額的犯罪事實，對大部分或大數額的犯罪事實予以否認。故對其所犯受賄罪不應認定認罪態度較好，不能從輕處罰。相反，對其所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雖然其對部分來源不明財產數額予以否認，但對大部分的指控數額認可，對指控罪名沒有異議，可以認定其如實供認了主要犯罪事實，認罪態度較好，可以從輕處罰。辯護人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所提的無罪辯護，不影響對其認罪態度的認定。

辯護人提出應對李運來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我們認為，根據“兩高三部”《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數罪，僅如實供述其中一罪或部分罪名事實的，全案不作“認罪”的認定，不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本案中，李運來僅如實供述了貪污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事實，沒有如實供認其受賄罪的主要事實，全案應不作“認罪”認定。

當然，李運來案發后積極退繳了贓款，收受房產已查封在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認罰”，且庭審中也表示了真誠悔過，愿意接受處罰，具有悔罪表現，可以綜合全案予以從寬處罰。

因此，法庭對于李運來的認罪、悔罪、退贓等情節，在刑罰評定上，本著主動認罪優于被動認罪，早認罪優于晚認罪，徹底認罪優于不徹底認罪，穩定認罪優于不穩定認罪的原則，予以綜合權衡，盡最大可能貫徹體現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做到罰當其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