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頒發的《圣諭廣訓》。
封面新聞記者黃勇
清朝在用軍事手段定鼎中原后,當務之急是盡快恢復社會秩序和生產以鞏固統治,“用***的方式治理***”成為一大手段。清朝完全繼承明朝的制度,還把朱元璋搞的宣講圣諭的做法翻了出來,而且進行了“發揚光大”,成為貫穿整個清朝的一大強制性的活動,甚至在清朝滅亡后,部分鄉村仍沿襲著這一活動。
順治帝盜版朱元璋的《六諭》,康熙帝升級順治帝的“圣諭六訓”
順治9年(1652),順治帝毫無愧色地把朱元璋的《六諭》“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無作非為”一字不差地重新頒布了出來,叫做“圣諭六訓”,作為教化士民的行為準則。
這樣“光明磊落”地坦誠沒有治理國家的經驗,明目張膽地盜用前朝開國皇帝的版權,雖然改了一下名字,但內容連個級都不升一下、抄襲朱元璋《六諭》1.0版本的行為,在歷史上也是沒誰了。
順治帝的這一政令沒得到下屬認真的執行,“圣諭六訓”被視為虛文。
7年后,順治16年(1659),順治帝同意設立鄉約制度——民間的自我組織和自發治理的模式,公舉60歲以上、“德藝雙馨”的生員(秀才),或在當地有較高德望的六七十歲的鄉紳耆老承頭,每個月的朔、望日(初一、十五),向老百姓宣講六諭,旌表善惡。
這也是抄襲朱元璋的做法,但卻是清朝宣講圣諭的肇始。
10年后,康熙8年(1669),16歲的少年天子康熙帝,搞掉趾高氣揚的鰲拜,掃清了掌權的障礙。
第二年,經過深思熟慮,康熙帝對實行了18年的“圣諭六訓”進行升級,推出了2.0版本,擴展為16條,即“圣諭十六條”,面面俱到地從各方面對民眾進行了行為和道德規范,循循善誘地告訴老百姓做人的道理和應遵守的規章制度。
在頒發“圣諭十六條”時,康熙帝特別指出,這樣做的目的,是“不專以法令為事,而以教化為先”。如果推行刑罰只能“禁于一時”,而推行教化,則能“維于可久”,所以他“法古帝王,尚德緩刑,化民成俗”。
此后,“圣諭十六條”正式成為全國臣民的行為準則,并形成制度,每個月的初一、十五都要由地方官員和軍隊將領,向士紳、百姓與軍人進行講解。
在平定三藩之亂、***中,“尚德化刑,化民為俗”的教化起到了積極作用。
史料記載,清軍進駐收復之地的同時,“圣諭十六條”的宣講團也隨同進駐,不僅在軍中宣講,也在民間大范圍宣講。
雍正帝擴展注解“圣諭十六條”為《圣諭廣訓》
“圣諭十六條”字數不多,每一條就7個字,相當于兩首七律古詩,但內涵豐富。
半個世紀后,雍正帝在諸多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成功晉級為皇帝。在繁忙的公務中,雍正帝仍不忘重振宣講圣諭的“雄風”。
或許是擔心老百姓看不懂、不理解“圣諭十六條”,領會不了“萬歲爺的意思”,雍正2年(1724),雍正帝親自出馬,把“圣諭十六條”中的每一條進行擴展注解,編成了《圣諭廣訓》一書,洋洋灑灑上萬字,號稱“皆四書五經之精義”,首次為全國臣民在各種生活細節上制定了行為規范。
《圣諭廣訓》的內容包括康熙帝的“圣諭十六條”、進行注解的序言、闡釋每一條的16篇文章(每篇600字左右)。
雍正帝動用官府力量,大量印刷發行《圣諭廣訓》。他對臣民提出了殷切希望:“俾服誦圣訓者,咸得曉然于圣祖牖民覺世之旨,勿徒視為條教、號令之虛文。”你們看圣訓,一定要充分領會圣祖皇帝的教化精神啊,不要認為這是教條、是玩虛的。
不過,或許是因為各地官員執行力不行的問題,雍正帝擔心的“玩虛的”的問題真出現了,文件成了一紙空文。
雍正7年(1729),雍正帝下令進行整頓,在全國建立健全的宣講網絡,省、府、州、縣、鄉、村,都要大力抓宣講,不留死角,讓每個人都要明白“萬歲爺的意思”。
雍正帝頒布的《欽頒州縣事宜》中,設有專門的“宣講圣諭律條”,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實現圣諭宣講體制化、系統化。
乾隆帝繼續加強宣講圣諭以及該制度的衰落
康熙帝的“圣諭十六條”和雍正帝的《圣諭廣訓》,成為清朝200多年里全體老百姓的行為準則,每月初一、十五都要由官方***宣講。
乾隆元年(1736),乾隆帝又下令:“直省各州縣……令各就所近村鎮恭將《圣諭廣訓》勤為宣讀,誠心開導……”
乾隆帝還對官員們威脅道:“直省督撫應嚴飭各地方官,將約正、值月宣講圣諭之處實力奉行,不得視為具文。”“如有虛立約所,視為具文者,該督撫即以怠荒廢弛題參,照例議處。”
此后,乾隆帝三令五申強制推行圣諭宣講,以化導民心,端正社會風氣。
不過,清朝中葉自嘉慶后,由于官吏橫征賦役,濫施刑罰,百姓生活困苦,大家都沒有心思去學習那些諭文了,導致宣講圣諭制度逐漸廢弛。
圣諭宣講活動常被“視為具文”,只是“虛應故事”,盡管后來的皇帝一再強調要“實力奉行”,但已無力扭轉愈來愈衰退的局面。
但是,在一些鄉村,直到清末甚至“民國”時,仍在延續著這個活動,只是方式有所變化。
1934年農歷五月,《申報》記者陳賡雅到蘭州采訪。在城隍廟外面,他看到一個前清老秀才站在臺階上,大聲講誦清朝的圣諭,圍在四周的聽眾不少。
【下期預告】
為推行宣講圣諭制度,清朝采取了哪些具體措施?請看“四川發現·塵封的鄉檔(4)”。
特別鳴謝:
劉德忠先生,成都市龍泉驛區檔案局(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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