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新民

盡管黨領導全國人民在1949年至1976年取得了歷史性巨大成就，但在艱辛探索中歷經了嚴重曲折。《中國***的九十年》（以下簡稱《九十年》）在《黨在1949年至1976年取得的歷史性巨大成就》一節中指出：“黨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主要是在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尤其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曾經犯過嚴重錯誤，但是從總體上說來，我們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見該書第636頁）

這個巨大成就最為輝煌的無疑是“兩彈一星”的成功。回顧“兩彈一星”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無論在“大躍進”還是在“文革”，“兩彈一星”都能屢創佳績。究其原因，首先是黨的堅強領導，而“兩彈一星”的隊伍又能最大限度地從黨的初心和使命角度來領會黨中央、***的各項指示，善于把以身許國的精神和科技強國的科學態度有機結合，充分發揮政治上的優勢，腳踏實地地落實到本職工作中，因而能不斷取得顯著成績。

關于“大躍進”，***曾指出：“大躍進是不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了。”

◆1956年10月，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成立，錢學森任院長，我國航天事業就此起步。

但是這個時期，“兩彈一星”的科技專家們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呢？由鄧稼先的夫人和子女所著的《鄧稼先傳》有這樣的敘述：1958年“大躍進”的精神“曾因過度膨脹而帶來了違背客觀規律的失誤，但在另一方面卻也激發人們拼命去取得一些超乎尋常的結果，包括核武器研制工作這樣的成就，冷靜地說，也是得益于它的鼓舞。”（見該書第63頁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年2月）

與錢三強莫逆之交70余載的“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的王大珩，在他的自傳《七彩的分光》中寫道：“此時又遇‘大躍進’***，所里的干勁沖天，團結協作精神非常好，一有問題八方支援。”“1958年那一年，我們長春光機所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技術攻關，搞出了一批當時在國內領先的科技成果。”“立刻在全國科技界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人民日報》以頭版篇幅刊登了長春光機所的突出成就。”“可以說，長春光機所是在全國放了一顆科技衛星。”“我們這顆科技衛星經過后來的反浮夸風運動的檢驗，被證實是切實可靠的。”（見該書第116頁-167頁）

那幾年，陳能寬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績，發表了幾篇重要的論文。“今天，我們站在歷史的高度，回頭看‘超英趕美’的說法或多或少地與中國國情有一定的偏差，但是這并不影響當時整個社會的浪潮，這種全國人民對于‘鋼’的高度重視也影響了當時的學術氣氛，金屬領域的研究得到了高度重視。”（《許身為國最難忘》中國科技出版社2015年第67頁）

三年困難時期，1961年7月，在北戴河國防工業會議上，關于“兩彈”是否“下馬”，引起激烈爭議。聶榮臻后來回憶：“在接到***同志的指示后，我立即召集正在北戴河參加會議的國防科委、導彈研究院、二機部的同志進行研究，分析了當時我國尖端技術的基本狀況，我們的國防尖端技術在1958年以前還是一片空白，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可是到1961年，僅僅3年的時間，已經有了一個長足的發展。”在列舉了導彈、***及其配套工程和隊伍建設一系列成績后，說道：“總之，大家覺得我國的國防尖端技術，只要堅持攻關，加上政策、措施得當，爭取三五年或更長一些時間得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經過討論分析，到會的同志對堅持攻關都充滿了信心。當我們說明了這些基本情況以后，參加國防工業會議的同志很受鼓舞，也大多表示要上，決心配合科研部門一起攻關。”（《請歷史記住他們——中國科學家與“兩彈一星”》第10頁—11頁）

從1958年開始的“兩彈一星”工程，幾乎每年都有新的顯著成就問世。值得一提的是，與此同時，加快了整個國家工業化的進程。以陳能寬研究的金屬材料領域為例，聶榮臻指出：“1965年4月到7月，我們作了一次全面檢查。五六年來，我國試制成功的新型金屬材料、新型無機非金屬材料、新型化工材料共1.28萬多項。品種上可以滿足導彈、***、航空、艦艇、無線電方面科研和生產需要的90%以上。許多過去靠進口的新型材料，基本上能夠自己解決了……初步建立了立足我國資源條件和使用條件的合金鋼系列……”（同上書第15頁）

◆1966年12月，聶榮臻與錢學森、李福澤等在第一枚中程導彈發射架前合影。

2009年第43期的《中國經濟周刊》刊登了《孫家棟、聶力、陳知建講述錢學森往事——“兩彈一星”的那些日子》的報道。報道指出：“‘兩彈一星’凝聚了無數人的心血，但其中有一個人居功至偉——這就是被譽為‘航天之父’‘導彈之父’的錢學森。”“兩彈是什么？人們通常認為是***和氫彈，而其實是導彈和***。導彈在前，***在后。中國‘兩彈一星’的啟動是在錢學森回國之后。”“1956年3月14日，周恩來總理主持中央軍委會議，決定組建導彈航空科學研究的領導機構——航空工業委員會，直屬國防部，任命聶榮臻為主任，錢學森等為委員；不久，中央軍委又決定，由航空工業委員會負責，組建導彈管理局（國防部五局）和導彈研究院（國防部五院，錢學森為第一任院長）。”“在1960年11月5日，我國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導彈終于成功發射，結束了中國沒有導彈武器的歷史。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爆炸成功。”順便說一下，所有擁核國家在***、氫彈爆炸后，到上世紀90年代，由于各種因素，已經暫停了實地起爆的核試驗而改用超級計算機的仿真核試驗。但對導彈（運載火箭）的研發則一直沒有停步，成為了擴大核威懾的主要手段。我軍的“火箭軍”軍種名即源自于錢學森最早提出的“火軍”。

◆各路建設大軍和科研工作者舍家為國，從祖國的四面八方匯集在一起，他們懷著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政治責任感，為了祖國的強盛，作出了巨大貢獻。在中國核武器發展史上，還有許多無名英雄，讓我們牢記他們的豐功偉績，讓"兩彈一星″精神永遠傳承。

聶榮臻被譽為是新中國的“科技主帥”。在“大躍進”期間，針對一些科技人員頭腦發熱的情況，錢學森認為：科學和熱情畢竟是兩回事，不能同意那些不切實際的觀點和做法。聶榮臻支持錢學森的觀點。聶榮臻召集五院黨委領導談話，要求大家支持錢學森，終于使大家能正確處理革命干勁與科學態度的關系。這樣，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五院掀起了正確的“大躍進”的熱潮，取得了一系列成績。（中國人民***總裝備部政治部組織撰寫奚啟新著：《錢學森傳》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第280頁）

《九十年》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在努力排除動亂造成的嚴重干擾的情況下，科學技術方面也取得重大成就。”“國防科技業績顯著，民用科技也有突破。在導彈核武器方面，1966年10月我國第一次成功進行了發射導彈核武器的試驗，1967年6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顆氫彈，1969年9月首次成功進行了地下核試驗，1971年8月第一艘核潛艇建成并完成系泊試驗，1974年4月完成試航任務。國防尖端技術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增強了我國的國防戰略防御能力。在航天技術方面，1970年4月，我國成功發射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標志著中國在宇宙航天技術方面取得歷史性的突破。1971年9月，洲際火箭首次飛行試驗成功。我國第一顆返回式遙感人造地球衛星于1975年11月發射成功。”（見該書第602頁）順便說一下，返回式遙感人造地球衛星發射的成功，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繼美國和前蘇聯之后第三個掌握了衛星回收技術的國家，也為后來的載人航天奠定了堅實基礎。

《錢學森傳》一書寫道：“為了維護國家正常的運轉，在討論《***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時，身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力爭要寫上保護有杰出貢獻的科學家和科技人員。1966年8月30日，周恩來親自列了一份保護名單，里面就有錢學森。之后，***也親筆把一份重要材料批給錢學森看，用這種特殊的方式，保護著錢學森。”“也就可以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當工農業生產都受到嚴重影響時，為什么國防科技戰線還能基本正常地運轉，并取得了***、導彈核武器、氫彈、人造地球衛星等一系列重要科技成果。”“所以，當聶榮臻元帥也受到批判時，錢學森因為受到保護，能夠繼續領導著‘兩彈一星’的科研工作。”（見該書第395頁）

《***年譜1949-1976第六卷》記載：1966年10月24日“聽取聶榮臻、錢學森等匯報核彈和導彈結合試驗的準備情況。***說：這次要準備失敗，失敗了也不要緊，接受教訓就是了。十月二十七日，中國成功地進行了首次導彈核武器試驗。”（見該書第8頁）這體現了***對錢學森的高度信任。因此，錢學森不但負責兩彈任務，還于1967年負責組建人造衛星團隊。他大膽起用新人，推薦當時年僅38歲的孫家棟，擔任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技術總負責人。

在那個特殊年代，最影響工作和最令人頭痛的是兩派群眾組織之間的斗爭。錢學森耐心而理直氣壯地做雙方的工作。有一次，錢學森受命召開“東風四號”導彈和“長征一號”運載火箭研制工作動員大會時，遇到一位群眾組織頭頭的強烈干擾。錢學森當場嚴厲回擊，提高嗓門說：“誰要是在這個問題上鬧派性，影響了衛星上天，那就是政治問題，就是對毛主席的不忠！”錢學森強硬的講話，把那些想鬧事的人給鎮住了。接著，錢學森要求兩派的頭頭都要在會上，對這個“大是大非問題”表態，使派性受到了遏制，動員大會得以成功召開。

《九十年》指出：“這些建設成就決不是‘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成果，而是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排除干擾、共同奮斗的結果。在社會嚴重動亂的局面下，他們一直以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堅守崗位，克服困難，排除干擾，辛勤勞作，努力為社會主義建設多作貢獻。這些多方面的成就，顯示了中國人民的覺悟，顯示了人民群眾在中國***領導下，在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下長期凝聚形成的巨大力量。（見該書第604頁）

2009年10月，錢學森與世長辭。錢學森的名字迅速沖上百度搜索風云榜榜首。時任***中央政治局的九位常委和***、***都出席了11月6日的錢學森遺體告別儀式。從全國各地自發而來的悼念者多達萬人。“一位科學家的逝世，受到上至中央、下至普通百姓如此崇敬和懷念，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錢學森走了，他的思想與成就、偉大與謙虛、厚重與清澈、寬容與嚴苛，成為中華民族精神寶庫的一部分。”（《錢學森傳》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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