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典故的上文是：“居下位而不獲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于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循著孟子的思路，一個人能否成就道德，主要視其是否真實誠心，這叫“誠”身。畢竟道德的依據在于內心，如能對己之內心真誠不二，一切隨心而動而定，不打絲毫折扣，不生半點雜念，于反身體認中發覺世間所倡導所公認的德行標準，皆恰如吾心之所欲，又恰為吾心所固有。如此，個體便感到內外如一，外界一切良善和德行，符合我的心境，真實不虛，即“反身而誠”。經歷此番過程的人，自然對得住親人、朋友、上級、百姓，堪稱無愧于心。

孟子著意強調“誠”身的前提是發現并放大自己的內心善端，此之謂“明善”。孟子實際已將“誠”之于個體的重要性闡釋得極為透徹，緊接著提出“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進一步把“誠”喻為天道，賦予其形上意義，并強調與這個“天之道”相對的“人之道”乃“思誠”。所謂“思誠”，就是要求人通過反思而做到誠心。在自反的意義上運用“誠”字，并力求以“誠”于天人交界處有意識地安放一接榫，從而達到由天過渡到人的合一狀態，這是孟子對孔子仁學的一大創新，彰顯出其學說的恢宏氣象，亦是其性善論的核心概念。假如說“心”是孟子整座思想大廈的基柱，那么“誠”便是維護基柱矗立的牢固磚石。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出的《中庸》里以較大篇幅探討“誠”的概念，并提出了“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的新論述。彼時思想界，孟子意在溝通天人關系的“誠”，尚面對多方的挑戰，這恰是留給《中庸》解決的時代問題。眾所周知，老子提出了“天人合一”的重大命題，孔子雖胸懷溝通天人的深沉使命，但始終引而不發，孟子以“誠”揭橥天道與人道之關系，可惜落腳點偏重人的一邊。后繼學人就此多有探討，如莊子“游乎天地之一氣”的主張用力過猛，徑直將人拉回自然界，弱化了人文色彩，荀子則倡言“知有天而不知有人”，把天與人斬截得明明白白，無疑滑入了另一極端。面對二元對立的學說分歧，《中庸》講“誠”，實是正逢其時，不得不發。簡言之，《中庸》一面緊扣人性談自然，“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從而推演出人道即天道，人生界即宇宙界；另一面申明天道不息之健也是人性之德，既然是德，則須報以“至誠”。唯其“至誠”，才能“自強不息”，方可“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一種立足德行的宇宙觀噴薄而出，后經宋儒之發揮與建構，遂成為古人探究天人關系、追求由內圣開出外王之境的密鑰所在。錢穆先生認為在剖析天人合一問題上，《中庸》以“誠”為津筏，“一轉手間，卻有絕大思致、絕大聰明。那是思想界的一大翻騰”，洵非過譽。

***總書記在企業家座談會上征引孟子論斷，殷切希望企業家要做誠信守法的表率，帶動全社會道德素質和文明程度提升。仔細體味，孟子所講之“誠”對當代中國社會依然極其重要。人無信不立，業無信不興，國無信則衰。講求誠信，首先當存心養性。孟子曾講“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人天生就有誠善之性，但其生來柔弱，特別在一個速朽世俗的時代，容易被外物所熏染而變質，故專心致志地反身以誠，不斷耕耘澆灌心中這片凈土，方可讓誠善之樹茁壯成長。

其次須立乎其大。道德基礎筑牢，則需要更高的理想信念去引領，“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這也是中央再三強調黨員干部不忘初心、牢固樹立共產主義信仰的深刻用意所在。人只有忠誠于信仰，才能讓良善充盈整個生命，無論面對危難還是誘惑，都能以信仰之大體戰勝私欲之小體。

再次應無愧于心。人生不過百年，不少人胸懷宏愿欲成就一番事業。然而直道而行者卻常常遭遇一些精致利己之徒在競爭中“彎道超車”，如此現狀不僅誘使人們基于利益考量而背離誠信，長此以往，便是整體社會流行解構崇高、走向虛無，甚至引發價值信念的失落。因而這更需要從傳統誠信思想中汲取資源，以啟示今人。

《光明日報》（2020年08月05日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