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陳一海

《哈貝馬斯論媒介》，[德]哈特穆特·韋斯勒著，閆文捷譯，李紅濤校譯，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即出

哈貝馬斯：現代性衛士，抑或稻草人？

于爾根·哈貝馬斯近一次進入公眾視野還是去年5月，在德國《明鏡周刊》等媒體連續追討下拒領了他本已決意接受的阿聯酋謝赫·扎耶德圖書獎（SheikhZayedBookAward）——該獎項被譽為“***世界最負盛譽且擁有最高額獎金的獎項之一”。在這場論爭中，諸多媒體認為接受此文化獎項意味著與阿聯酋不義的現實政治合謀，與其堅守的“公共領域”觀點相違背；也有人認為哈貝馬斯的拒絕是對***社會的傲慢與偏見，此舉將阻緩***世界與哈貝馬斯思想的對話。

無疑，九十二歲高齡的哈貝馬斯身上仍然寄托著眾人的期待，尤其在西方民主遭遇持續挑戰的境況下，要求知識分子發聲介入的道德壓力讓他左右為難，盡管關于他的爭議早已曠日持久、積土成山。在媒體眼中，這位“為啟蒙世界奮斗了半個多世紀”的德國哲學家似乎一生都處于風浪之中。他被譽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旗手”“國家政治文化的公共良心”，與盧曼、布爾迪厄、羅爾斯等諸多思想家有過交戰記錄，攢下十余卷的政論文集。從二戰綿延至二十一世紀初期的重要德國公共討論中，幾乎都有他的席位。他將海德格爾甩在身后，積極走入戰后一代知識青年的運動風潮中，進入耄耋之年仍戰斗不止，在2015年的歐洲移民危機中倡導庇護權后，又在201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力主反對右翼民粹主義情緒。

哈貝馬斯的公共參與和斐然的學術生涯彼此關照，盡管他多次強調，勿將他的政治介入與學術生活相混淆，但他的思想無疑根植于自己的生活史——幼年唇腭裂造成的語言障礙帶來的敏感與直覺，引發他對道德原則及社會規范的強烈興趣，后者在他的溝通理論、商議理論等主旨中均有體現。進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哈貝馬斯告別了所謂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代表人物的批判理論路徑，從此專注于研究公共參與者如何理性應對道德及倫理問題，自覺因襲起了歷史的重擔。晚年的他筆耕不輟，繼2019年出版著眼于理性及其演變的著作《這也是哲學史》（ThisTooaHistoryofPhilosophy）后，又于去年發表了一篇題為“關于政治公共領域新一輪結構轉型的思考和假說”（überlegungenundHypothesenzueinemerneutenStrukturwandelderpolitischen?ffentlichkeit）的文章，試圖從政治理論視角討論新型公共領域對于維系民主共同體的意義。

哈貝馬斯在施特恩貝格的工作室中，2009年

輿論的喧囂之外，學界的誤讀仍在繼續，他甚至被當成資產階級白富男的標靶，連《哈貝馬斯論媒介》作者哈特穆特·韋斯勒（HartmutWessler）也替哈貝馬斯打抱不平：“（一些媒介和傳播研究學者）指出資產階級公共空間概念無法捕捉到當代公共空間的復雜性，然后轉頭去談其他問題……在這種膚淺的援引中，哈貝馬斯很有可能變成一個稻草人。”

在“傳播與中國譯叢——媒介道說系列”的《哈貝馬斯論媒介》一書中，韋斯勒從哈貝馬斯為人熟知的三個關鍵概念——公共領域、溝通行動與商議民主——著手，通過三個章節各自梳理了哈貝馬斯不同階段的代表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溝通行動理論》《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通過推敲概念的原始含義及其修正與演變，一探公共領域如何與溝通行動理論相聯系并發展出商議民主的過程，從中感受哈貝馬斯思考的逐漸豐富，媒體又何以推動公共領域“審慎輿論”的形成。在后續四章中，作者則通過不同規范模式的比較，凸顯商議民主模式的優越性，并主張運用商議理論評估媒體質量的經驗研究，發展出一種更為寬泛和漸進的中介化商議概念。

也許因為理想的商議永遠無法抵達，作者主張將哈貝馬斯的理論進行操作化定義，并將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納入其理論框架，在新的媒介分析形式基礎上，論述非商議性話語如何解放媒體潛能，以及情感如何介入中介化公共傳播等問題。傳播學界致力于運用商議框架來準確測量政治媒體內容的商議性，并借此發展商議媒介理論——這一切，都是哈貝馬斯沒有預見的。但由此出發，哈貝馬斯理論的強先驗性色彩也向著經驗性與多元性敞開。

在消亡處開始：媒體能否促進真正的公共討論？

哈貝馬斯自是深諳媒介的高手。雛鳳啼聲，便以一篇《以海德格爾之矛攻子之盾》（MitHeideggergegenHeideggerdenken）開始公共知識分子生涯。初期的思想由直覺上升至理性反思，再轉化為去主體化的對話共識，與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關于后形而上學的思考相互映照。自上世紀六十年代發表了他的成名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后，依托公共領域這一規范性理論基礎，哈貝馬斯進一步發展出溝通行動理論與商議民主理論。他將民主治理重構為集體意見形成和決策的過程，而公共領域的溝通則有助于促進政策制定的理性。

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哈貝馬斯演繹了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興衰史，認為它的消亡與現代傳媒業的興起密切相關。哈貝馬斯曾批評道：在制造的公共性這一新領域中，公民不再是傳播的創造者，而僅是傳播的對象，被策略性地用于確保大眾忠誠與大眾消費。這一悲觀論述顯然是哈貝馬斯理想化公共領域的反面。然而“公共領域”一詞在英語世界不脛而走之前，它的提出卻是在歷史-經驗和批判-規范的雙重維度上使用的。對于撲面而來的忽視多元性、默許性別不平等、對大眾媒體過分悲觀等批評，其觀點也在《關于公共領域的進一步思考》（1992）中得到修正：

總之，我對于公眾從政治活躍到私密退隱，“從文化討論型到文化消費型”的單向演進論過于簡單了。當時，我對多元且內部高度分化的大眾的抵抗力和批判潛力過于悲觀，因為其文化消費已經開始擺脫階級的束縛。連同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間分野的模棱兩可的松動，以及“文化與政治間新的‘曖昧的’親密關系”，其復雜性遠不止以娛樂吸納信息，評價標準本身也已發生了變化。

將女性、工人、少數族裔或移民群體、非主流性取向人士相繼納入公共領域是歷史性的成就，從長遠看必然對公共討論有所裨益。而包容、理性和未被扭曲地討論這一理想在當下的重要也不言而喻。也正是在《溝通行動理論》中，哈貝馬斯對其備受批評的早期理想化觀點做了高度復雜的區分和拓展，在為理性提供新的微觀基礎以及生活世界殖民化批判的基礎上，他對于規范性立場的保留也使其后來發展出一套有關媒體和民主的理論。作為楔入公共權威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第三空間，公共領域里的溝通行動旨在達成理解和理性驅動的共識，而非僅是劍指成功的策略性行動。這便要求我們在溝通時保持真實、正當且真誠。在中介化的政治傳播中，公民逐漸建立起集體性的自我理解，這也有助于其確立集體身份認同。由是，民主不再僅是相互沖突的利益協商，更是一場集體學習的大規模試驗。

哈貝馬斯在法蘭克福大學大學生食堂演講，1968年

“學習”一直是哈貝馬斯的關鍵概念，而媒體的使命便在于支持開明公眾養成學習的意愿與批評之能力，這種媒體角色定位也在《在事實與規范之間》和《媒介社會中的政治傳播》得到進一步確認。因此，世紀末的哈貝馬斯激烈批評魯伯特·默多克（RupertMurdoch）等媒體大亨，并顯露出對網絡媒體能否為商議民主提供價值的擔憂。而與此同時，他卻較少關注媒體從業者的實際表現，以及不同媒介體制的差異性。連韋斯勒也不否認，此后哈貝馬斯的確逐漸遠離媒體了，他對社交媒體也著墨不多。

但哈貝馬斯卻一直未離場，在去年的文章中，他再次強調了媒體對于引導政治公共領域產生公共意見的重要意義，并表達了對新媒體的數字化、平臺化、去中心化等特點難以實現媒介解放潛能的擔憂。韋斯勒將這疑惑帶回哈貝馬斯思考的起點，還原其媒介理論的發展歷程，并將新興變化納入哈貝馬斯的理論框架。他提醒讀者：哈貝馬斯之所以能持續啟發當代媒介與傳播研究，正因為其理論更聚焦于社會溝通的質量而非特定類型的媒介，這里尤其需要破除認為網絡媒體更適合商議民主的迷思。換言之，以哈貝馬斯的批判理性理念為衡量標準，大眾和網絡媒體扮演的角色并不局限于提供信息，而在于能否引發真正的公共討論和文化創新。

盡管如此，哈貝馬斯也不指望大眾傳媒真正實現其商議理論的核心價值，他認為基于媒體的大眾傳播要想促進商議政治，并不需要向嚴苛的話語傳播標準靠攏。韋斯勒在書中主張一種更為寬泛與漸進的中介化商議概念，借以審視媒介話語而非專門設計的商議空間。韋斯勒聚焦中介話語中的商議表現研究，譬如回應性、包容性、論證理據與文明性等要素測量。這種圍繞商議標準展開的實證研究方案，構成了哈貝馬斯商議民主概念的重要應用。

邁向多元取徑：情感轉向中的商議如何拓展邊界？

在情感政治轉向的思潮中，哈貝馬斯似乎又扮演起保守時代的守門人，畢竟感性的***往往與邏各斯構序朝著不同的方向撕裂。

商議民主模型的規范性面臨著諸多挑戰，譬如對話者地位差異的懸置、話語議題的局限等，而面對面交流、有秩序的協商過程在現實中也很難實現。商議民主框架忽略******等媒介話語也是一種表達反對意見的有效方式（盡管******通常毫無秩序，并且容易引起混亂），但現實中的民主進程必將是激烈且掙扎的。中介化***、公共儀式等非商議性的媒體內容日益涌現，它們是否能為真正的社會討論作出貢獻？韋斯勒指出：哈貝馬斯的確將贏取關注和創造緊迫感的反公眾策略納入了自己的理論框架。正如哈貝馬斯堅信公共領域必須超越國界與民族的藩籬，促進跨境雙向的“滲透”（o***osis）融合，商議理論也存有吸納非商議性內容的空間：青睞對話、論證的商議模式需要對非論證式的溝通形式保持***，只要后者能夠轉化為可批評的立場，展現出相對于政治中心的全面的說服力，它們對商議話語就不無益處。

哈貝馬斯與雅克·德里達在歌德大學大講堂中，2000年

真正的公眾討論與情緒化的情感公眾并非二元對立，在韋斯勒看來，正是理性和情感的互依共存，將情感公眾的概念與網絡化空間中公民參與的商議觀重新聯系起來。作者區分出兩條商議理論脈絡：一條關注共情對產生真正的***討論、學習和團結精神的潛在益處；另一條則將情緒視為對道德違規或分歧的情感反應，并評估它們在為行動展開的道德辯護中發揮的作用。

韋斯勒在書中規劃出三條經驗研究路徑：商議標準的應用、商議的文化嵌入、商議的情感錨定，三者的統攝性目標無外乎讓人們理解，中介化傳播如何有助于逐步解決寰球社會面臨的沖突與問題。作者就情感在中介化商議中的作用提出新視角，以經驗方式梳理道德情感的不同表達在中介化討論中的正當性差異，無疑是未來哈貝馬斯式媒介分析的一項重要任務。哈貝馬斯認為中介化傳播必須和社會的自我解放與自我調節相結合，如何更新這種紐帶關系，正是作者的關切所在，也是當代媒介與傳播研究中最激動人心和最緊迫的問題之一。

這本學術“導讀”與其說是“哈貝馬斯論媒介”，毋寧說呈現了哈貝馬斯對于媒介和傳播研究產生的持續影響，以及作者關于未來取徑的思考。它向我們表明，一個嚴謹負責的媒體界與學術界應該如何裨益公眾的良好生活。誠如這套叢書的主編黃旦所言，讀者也需要立足于中國的媒介實踐、傳播經驗和現實問題，發出自己的“媒介道說”。

責任編輯：丁雄飛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