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才一詞，最早見于《易傳·系辭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同時，三才也是《易經》中最基本的知識。
《易經》中認為，這三才中，每才均對應兩種狀態，分別是天對應陰陽、地對應剛柔、人對應仁義，共六態。只要這三才六態某一狀態發生了變化，便引發其他連串反應，故而可以據此為基礎，演變八卦，這也是八卦中每卦的有三到六畫的緣故。
《易經·說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在八個經卦中，每一卦形由三個爻組成，上爻為天，中爻為人，初爻為地。天地人三才定位，才有了八大基本卦。當然基本卦也分陰陽。而六十四卦每卦由六個爻組成，其次序是由下至上，分別為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上爻。其中，初爻、二爻為地之位，三爻、四爻為人之位，五爻、上爻為天之位。
道教教義之一《太平經》說：“元氣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名為天也，分而生明而成地，名為二也；因為上天下地，陰陽相合施生人，名為三也。”此為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四十二章》）”思想的運用和發揮。從兩家引言中我們可以看出“一”為元氣，“二”為陰氣和陽氣，“三”為天、地、人“三才”。天是陽氣，地是陰氣，人在天地之間必然就是陰陽調合的“和氣”了。
道家的觀點：天開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自混沌鴻蒙，開天辟地，人立其中，天、地、人三才立，萬物成。清者上浮為天，濁者下降為地，圣人立于天地之間，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調節陰陽，和諧萬物。天道重子，地道重丑，人道重寅。
三才思想在中國文化中可謂源遠流長。如***開天辟地的創世神話，其實表現的就是天、地、人三才思想，那時古人就把人放到了突出的位置。通常人們常講：“天有三寶日月星、地有三寶水火風、人有三寶精氣神”。日月星三寶的和諧，使九大行星（太陽系）和諧運轉無天災；水火風三寶的和諧，使地球上風調雨順無大災；精氣神三寶的和諧，使人體健康無疾病。還有稱國家、家庭、個人，對應天、地、人三才。
三才是指天地人，那么天地萬物從何而來？西方國家普遍認為是上帝創造的，而在中國民間從上古時候就流傳著“***開天地”的說法：“天地混沌如雞子，***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辟，陽清為天，陰濁為地……”，這是古書上的記載。據說***開天辟地后，擔心天地重新合攏，便用頭頂著天，腳踏住地，顯起神通，一日九變，“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日長一丈”，最后天數極高，地數極厚，***極長；***累了、老了，他的身軀各部分化為世間萬物，為我們帶來一個生機盎然而美麗的世界。
由此，我們的祖先早就認識到，宇宙觀是天人合一觀，是全息的體現，而這其中，“天地人三才”合一，天、地、人三大要素相互聯系，結為一體，構成整個宇宙，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在這個統一的大宇宙中，天地萬物和諧統一，互養共生。“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天人合一，萬物和諧而快樂的共同成長，可以說是我們祖先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體現。從“三才合一”觀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人類和天地之間（大自然）是一種相互聯系，彼此制約、共存共生關系，所以人、自然、社會之間必須協調發展。
人類倘若不尊重大自然的運行規律，掠奪大自然，就像草地沙漠化造成北方的沙塵暴一樣，自然必然會給人類帶來災難，人與自然的關系必須始終處于和諧之中，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這也是科學發展觀所提倡的思想。人本身就是自然的產物，人的生命又是自然生命的最高形式。人的出現正是地球生命在幾十億年生命的演化過程中，由無機到有機，由低級至高級，然后出現人為“萬物之靈”的生命形式。
“天，雨露霜雪，是氣、地、土石，是氣加形。植物，是氣加形加性。動物，是氣加形加性加情。人，是氣加形加性加情加義。“力不若牛，走不如馬，而牛馬為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曰以義。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生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所以說人是“萬物之靈”生命的最高形式。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系于天，賢愚系于人。大地有生命、大地有經絡，“天地一大生命，人身一小天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指宇宙萬物的內在機理；“天”是指日、月、星辰的天體及其大氣與天空；“地”是地理環境；“人”是人類及其社會；“自然”是自然規律。
“天人合一”，不僅把天、地、人為“三才”看作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還把“三才”看作是具有全息同構的關系。天人合一，那就是說自然和人事同受一個規律的支配，這與辨證唯物論的前提相同。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最根本的特色，也是中國傳統文化最根本的命題。在儒學中，作為天人共通契合點的，是“德”。儒家認為，天之根本德性，含在人之心性之中；天道與人道，雖表現形式各異，其精神實質卻是一貫的。天道運行，化生萬物，人得天地之正氣，所以能與之相通。作為宇宙根本的德，也就成了人倫道德的根源，反之，人倫道德也是宇宙天道的體現。孟子曾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著眼點就在天人合一上。“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雖然其表現有三，但“一以貫之”的卻都離不開那個“道”。
從“道”的層面理解“天人合一”，體現出古人的理性精神。與儒學追求在“理”上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不同，道教也講“天人合一”，但更強調它作為一種修煉的手段或者說修煉的境界。道教外丹派吸納陰陽五行理論成書于煉丹術，內丹派則干脆把人體解釋為一個宇宙，五臟就是五行，河車搬運，就相當于日月的運動。內丹修煉，也就是人體內部宇宙與外界的大宇宙溝通，從而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這種天人合一的理論，努力謀求人與自然天道的和諧，也為今人的環境意識提供了范本。雖然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心性論的基礎上出現并發展起來的，但它作為一種哲學思想所產生的實際影響，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它消彌了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界線，為主體認識客體打開了另外一扇全息式的方便之門。這種“天人合一”式的認知方式，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文化走勢、審美追求、價值觀念等各個方面，都有著極大的影響，很大程度上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
在“三才”理論體系中，“人”與“天”“地”并列，既非大自然（“天”、“地”）的奴隸，又非大自然的主宰，他是以自然過程的參與者的身份出現的。
《荀子·天論》：“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是之謂能參。”最能反映“三才”理論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在這個天地人的統一體里，人和自然是相互協調的，而不是相互對抗的。進一步說，天地萬物都是和諧統一的，“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中國很早就出現了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思想。人們從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中認識到“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孟子·告子上》）的道理。
《荀子·天論》說：“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這里的所謂“養”已包含了自然界各種生物之間互養共生的意義在內。人們要注意不去打斷天地萬物互養共生的這種自然再生產過程，進而采取適當的措施去輔助它和促進它，并有節制地加以利用，以期達到和諧發展、永續利用的目的。
“三才”理論中“人”的這種定位也不同于近代西方的“主客對立”和“征服自然”的思想。在這里，需要談一談中國歷史上“人定勝天”的思想。《荀子·天論》有“制天命而用之”的話。《說文》訓“制”為“裁”。根據《天論》整篇的思想觀點看，我認為，這里的“制”可視作“裁量”、“裁度”解。“制天命而用之”是在掌握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加以利用，它和《易·泰·象傳》“財（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基本上是同一意義，不能同西方近代哲學的“征服自然”等同起來。
從現存的資料看，首次提到人可“勝天”的是《黃帝四書》中的“人強勝天，慎辟（避）勿當。天反勝人，因與俱行”（《經法·國次》）。這里的“當”指“天當”，即天道之“當”。這是說：當人力勝過自然的時候，千萬不要超越自然規律所容許的界限，當自然勝過人力的時候，就要順應自然。所以這里的“勝天”是以遵循自然規律為前提和限度的，是“循天”和“勝天”的統一。它是后來唐代劉禹錫“天人交相勝”論的濫觴。
明代呂坤提出“人定真足勝天”，他舉出的例子是“夫冬氣閉藏，不能生物，而老圃能開冬花，結春實；物性愚蠢，不解人事，而鳥師能使雀奕棋，蛙教書”（《***語》）。這些人類發揮其聰明才智改造自然的成果，看似違反自然的常態，實際上仍然是以遵循自然規律為前提的。
把“循天”和“勝天”之間的關系說得最清楚的是明代馬一龍《農書》：“力不失時，則食不困。知時不先，終歲仆仆爾，故知時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棄；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為，力足以勝天矣。知不踰力者，勞而無功。”這段話說明，人力是可以勝天（自然）的，但這是以認識天時地利的規律為前提，并要按照這規律辦事，趨利避害，才能達到目的。同時也指出：農業生產不能光靠力氣，必須依靠知識，依靠對自然規律的認識。這些認識是很深刻的，是“三才”理論的的新發展。
春秋戰國之際，隨著封建地主制之取代封建領主制，農民在封建領主的束縛下解脫出來，加強了經營的獨立性，與市場發生比較密切的聯系。在這種情況下，商人插足小農再生產的過程，在收獲季節或豐收年份低價收購糧食，在歉收年份或春耕和青黃不接之時高價出售糧食，從而牟利。而農業收成與“天時”（包括氣候的季節變化和豐歉的年度變化）關系密切，于是又從農業生產的“天時”觀念中衍生出商業活動中“時”的觀念來。
古書中對春秋戰國之際以來商賈“趨時”、“觀時”、“逐時”、“守時”的記載不勝枚舉。例如春秋末年仕越的計倪，提出“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的論斷，認為“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凡舉百事”者為“人”，這就是說，要以“三才”理論作為包括商業在內的一切活動的指針。他根據“太陰”（木星）運行周期中在天穹中的不同位置判斷年成的水旱豐歉，并進而進行商業預測，作為一切商業活動的基礎。所謂“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越絕書·計倪內經第五》）他把這套理論運用于國家對糧食流通的管理，創造了著名的“平糴齊物”法（《史記·貨殖列傳》）。這種“時”，可以理解為商業時機，而它與農業生產中的“時”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是顯而易見的。
“三才”理論對中國古代思想界的各個學派發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它滲透到各個學派的學說之中。
儒家大師荀子的天人觀基本上是以“三才”理論為基礎的，他的“天人相分”基礎上的“天人相參”，正是“三才”理論的主旨。儒家的另一大師孟子在他的“盡心知天”、“天人相通”的天人觀之外，也談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他也有不少關于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論述，其基礎正是“三才”理論。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說：“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與《呂氏春秋·審時》的說法很相似。但這種“三才”說經過了他的改造，被放到他“天人感應”學說的框架中。所以接著他又說：“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董仲舒的“天人合一”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從西周初年人格神的“天”的觀念繼承下來的，但由于受到“三才”理論的影響，內容和形式比之西周的“天人合一”都有了相當大的差別。例如，在董仲舒那里，“天帝”已經具有自然的外貌，而且也承認作為“十端”之一的“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最為天下貴”（《春秋繁露·天地陰陽》）。總之，儒家各派受“三才”理論的影響是很深的，以致揚雄說“通天地人之謂儒”。
戰國中期以后出現的黃老之學就是經過改造了的道家學說。例如前面引述過的《黃帝四經》屬于這一學派，其中就有關于農業生產中天地人關系的精彩論述，把“三才”作為“王天下之道”或治國的“前道”。所以，它在論述天人關系時提出，既不能“逆天”，又要重視“人”的作用：“逆則失天，暴則失人”，“失天則幾（饑），失人則疾”（《經法·四度》）。
《淮南子》的思想基本上屬于道家，但也揉雜了各種思想成分，包括“三才”理論。所以《淮南子》雖然是主張“無為”的，但在農業生產上，卻是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道教不同于道家，但也有某種淵源關系，道教尊道家著作《老子》、《莊子》為經典。在東漢時代早期道教經典《太平經》中，可以明顯地看到“三才”理論的影響。《太平經》把“天地人”稱作“三統”，認為它們是“相須而立，相形而成”的。“三統論”強調“陰陽相與合”的“中和”的作用，又認為“中和”是由人來主持和掌握的。可以說深得“三才”論的精髓。
法家大師韓非的“天人關系”論，人們注意到他接受了老莊“道”的觀念和“因自然”的思想，而往往忽視“三才”理論對他的影響。其實，《韓非子》中有不少關于“三才”理論的精彩論述。《韓非子·八經》提出了“四徵”（“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作為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除了“天、地、人”外，還注意到“物”的因素。
《韓非子·難二》分析了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的途徑：“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順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于耕農，婦人力于織紝，則入多；務于畜養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則入多；明于權計，審于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于財用，節于衣食，宮室器械，周于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
——這段文字涉及社會生產、流通、消費等各方面，但重點還是講農業生產。作者談到了天時、地利、物宜和人事，認為增加收入要依靠“人事天功”，但立足點是“人為”，包括人的勞動，工具，技能，和對自然規律的認識。這里正體現了“三才”理論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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