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潘文捷

編輯|黃月

一年一度的婦女節，來源于20世紀初期一系列的婦女運動大事件，包括爭取同工同酬、同等教育，要求賦予女性選舉權等。如今，婦女節紀念活動已成為爭取婦女權利和婦女對政治經濟事務參與的集結令。今天，我們希望用近幾年出版的7本書，串聯起在三八婦女節這一天的反思和祝愿。

在過去，女性不結婚生子被視為是異類，但實際上，女性可以過單身的生活（《單身女性的時代》）；即便走進婚姻也不完全是幸福美滿的happyending，性別不平等的社會結構滲入家庭內部，婚姻的框架無法保護甚至傷害了一部分作為妻子的女性（《有恨意但不離婚的妻子們》）；女性可以選擇不做母親（《最好的決定》），也可以成為一位媽媽（《初為人母》），而那些當母親的力不從心、焦慮與自責并不是某一位媽媽所獨有。在職業道路上，女性可以從事文科（《如何抑止女性寫作》），也可以走上科學道路（《成為一顆星》），還可以影響全球政治運作（《香蕉、沙灘與基地》）。女性的人生有多種可能，女性可以成為任何人。

《單身女性的時代》《有恨意但不離婚的妻子們》

難道書中所有有趣的女主人公都要一長大就結婚嗎？在很小的時候，美國新聞記者麗貝卡·特雷斯特就在思考這個問題。在文學作品里，無論是《綠山墻的安妮》里叛逆的安妮·雪莉，還是《簡·愛》里追求自由和獨立的簡，最后都逃不過結婚的宿命。而那些終身未婚的女性，不管是出于自身選擇還是生活不經意的安排，她們或者一輩子守著那件無法穿上的婚紗，或者變成神經質的老太太，還時常被貼上標簽、遭人唾棄。這似乎和波伏瓦的觀點不謀而合，她把現實生活中的女性分為四種：結了婚的、結過婚的、打算結婚的、因結不了婚而痛苦的。

可是，世界正悄然發生變化。到2009年，美國已婚女性的比例已經降至50％以下，初婚的平均年齡也上升到了27歲，大城市中到35歲還單身的女性比比皆是，過去受人貶損的“老處女”如今轉變成了“獨身主義者”。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可以不用擔心沒有婚姻的未來會如何，女性的選擇權大大增加。在過去，不論擁有什么樣理想抱負、不論結婚對象是否合適，女性都必須生兒育女，而現在，麗貝卡告訴我們：女性可以通過無數的辦法在這個世上留下自己的印記，生育孩子只是其中之一。

雖然如此，很多人對單身女性依然抱有巨大的成見，認為她們不愿意為建立家庭而妥協是自私自利；認為沒生過孩子、沒照顧過嬰兒的女性，稱不上真正的成年人；認為一個女人沒有結婚不是出于自己的選擇，而是沒人珍視……單身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都會強烈地感受到來自他人的異樣眼光，其中大齡單身女性更是時常被冠以貶義色彩十足的“剩女”一詞：被剩下的女人。演員俞飛鴻2016年參加《鏘鏘三人行》的視頻截圖曾經一度風靡網絡，她和竇文濤、馮唐關于單身問題的討論堪稱關于女性單身偏見的集大成——俞飛鴻在節目中甚至被問到這樣的問題：“你覺得老一個人呆著精神正常嗎？”

在《單身女性的時代》一書中，麗貝卡聚焦21世紀美國單身女性群體，從近百個訪談中遴選出大約三十位女性的故事，展現了美國當代單身女性的生活群像，她們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和不同的族裔，也有著不同的單身經歷。麗貝卡提醒讀者注意，“單身時代”的確十分美好，而獨立往往也要付出代價。在女性單身已經成為一種解放、不用生孩子的自由改變著世界的同時，許多單身女性生活貧困，甚至難以為繼。在美國330萬最低收入人群中，有近50%是單身的女性，她們并不認為自己身處于一個全新的、以單身人士為主導的世界中。恰恰相反，她們覺得受人排斥、壓力重重，還要承擔家人和身邊人的不滿，她們的處境是單身社會的另一面向。

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開篇語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結婚既可能成就美滿幸福的家庭，也可能造就一個個“有恨意但不離婚的妻子”。日本記者小林美希在有關勞動雇傭和育兒問題的采訪中，目睹了一直輕聲細語說著“我丈夫”“我老公”的采訪對象，一旦打開心扉、暢所欲言，就會突然在某個瞬間怒氣沖沖稱自己的丈夫為“那***”，雖然程度不同，但受訪者無一例外有過希望丈夫“去死”的念頭。

這些念頭的緣起并不難理解，比如丈夫在妻子忙碌照料家庭的時候在外出軌，或是在妻子切除子宮的時候對她說“切除了子宮，你還是女人嗎”。恨意也可能是由瑣碎之事慢慢堆積而成的：不照顧懷孕的妻子而照常去喝酒、不愿給孩子換尿布、借口加班不去接孩子、在孩子哭鬧的時候假裝看不見……丈夫們做甩手掌柜的時刻，也時常成為妻子們心生殺意的瞬間。但事情也有轉變的機會——對很多日本家庭來說，丈夫一旦到了60歲，就會漸漸變得像是“粘在鞋底上甩不掉的潮濕落葉”，和妻子發生角色的調轉，需要家庭照顧。于是有很多妻子選擇在這一階段“報仇”，傾瀉其積壓多年的怨恨。

既然恨意至此，為什么不離婚？在某些情況下，有些女性想離婚卻離不了。小林美希認為，是一系列社會問題導致了妻子們希望丈夫去死，其中的核心就是就業問題。全職太太覺得自己靠著丈夫的收入生活，所以選擇忍氣吞聲，但實際上，她們每天做的家務也是名副其實的勞動——經濟學上的“無償勞動”。受“丈夫喂養自己”的觀念束縛，很多主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功勞。即使是在雙薪家庭中，性別角色也導致了在職場和家庭環境下的不同待遇——應由妻子休育兒假的觀念至今很難改變；男女之間的工資差距更是問題的根源，導致男性休育兒假的比例極低；職業女性休產假期間轉變為全職主婦模式，丈夫對妻子的這種角色很快習以為常，一旦妻子產假結束、回歸職場，做家務和育兒的工作依然常常由妻子繼續承擔。

《初為人母》《最好的決定》

英國社會學家安·奧克利一直認為，當母親是女人的天職，擁有兩個孩子讓她感到十分喜悅。可是，接下來的日子就很快被洗尿布等煩心事罩上了陰霾，她發現，哪怕之前把工作和家務分得再清楚，在生完孩子之后，自己也自然地變成了家庭主婦。奧克利沮喪、壓抑且疲憊，并且感到與世隔絕，她恨自己的丈夫為何可以如此自由自在，而自己的人生仿佛到了頭。接著她意識到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上個世紀70年代，她采訪了66位女性，探究了當母親的歷程。借由這些過來人的經驗，奧克利呈現了懷孕分娩為女性生活帶來的各個方面的改變：放棄工作、待業在家、與世隔絕或是結交新朋友，婚姻及母子關系，以及生產時的醫療管理帶來的影響等等。她發現，成為母親并不僅僅是某個女人的重要事件，更是全體女性歷史上的里程碑。

生育不是童話故事。很多女性在訪談時說，自己受到了誤導，以為生孩子小菜一碟，生育就是鋪滿玫瑰的幸福溫床，而八成女性曾在產后第二天至第八天哭泣，在面對哭鬧的嬰兒時感到力不從心、焦慮與自責。產后抑郁正在獲得更多關注，但還遠遠不夠。奧克利認為，焦慮甚至絕望是初為人母的正常現象；沒有變成社會期待的完美母親，對養育感到不安、甚至患上精神疾病都不可恥。“如果是男人剛經歷完一場大手術，就被告知要立即接受一份從未受過相關培訓且工作環境同樣苛刻的新工作，他也會表現出負面情緒。”有生育意愿的女性也可以通過對生育風險的提前和全面了解，更明智地做出決定。

在愛情領域，女性的有限性是以生育年齡為特征的，因為她們的時間框架更受限制，所以比男性對婚姻和承諾的興趣更高。

大部分人最終都會為人父母，但《最好的決定》一書編者梅根·多姆卻越來越懷疑，大部分人生養的原因——“僅存的那些理由”——大多數都和傳統意義上的生物規則有關。“很多人生孩子的理由之一，不過是人生來就有生養的功能而已。”盡管如此，生育還是成為了一道枷鎖，重重地壓在了大多數人尤其是女性的身上。

作家勞拉·吉普尼斯的《母性》一文收錄于《最好的決定》中，她試圖戳穿母性的神話。“如果讓大自然來決定的話，女性就該為人類繁衍奉獻自我，順從而被動地擔當生養的工具，無怨無悔地滿足所有社會需求”，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也不用對自然感恩戴德。何況，女性也往往并不僅是懷孕和生養的人，還常常注定是養育者。她指出，當媽還是當職業女性的問題，根本不是兩難，而恰恰是“偽裝成自然性的社會性選擇，是社會組織的產物”。如果人類擁有政治意愿來發動創意，尋找合理組織社會生育繁殖的***，這個問題便是可以解決的。

有時候，女性不生孩子，并不是因為不喜歡孩子。作家西格莉德·努涅斯相信“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不可思議地努力工作，再加上不可思議的運氣，你或許才能讓人生的一個美夢成真。想要得到一切——那是太危險、太難成全的白日夢。”早在16歲時，珍妮·賽佛就有同樣的看法，她寫下了這樣的話：“我已經決定，不把自己的人生活成那樣——好像女人唯一的創造性就在于生育小孩。”后來，她把自己的決定寫成書，公之于眾。沒想到自己的媽媽非但沒有反對，反而很高興。她寫道：“原來她一直希望我成為作家，這種期冀甚至勝于她想要我為人母的渴望。”

不生孩子，就無法通過孩子來寄托自己的未來，這意味著人必須直面自己的存在。在散文作家、漫畫家蒂姆·科瑞德看來，沒有孩子的人剝除了自己在后代身上延續的幻想，投入于另一個更為嚴苛的幻想：“我們的生命本身自有其意義，也可以通過藝術、思考或正直的行為，通過教育、幫助他人或改變世界，來確保讓自己獲得某種形式的永生不朽。”他說，沒有孩子的人被迫直面存在本質的問題，他們必須每天都向自己證實：滅絕不會否定生命的意義。

《如何抑止女性寫作》《成為一顆星》《香蕉、沙灘與基地》

女性可以成為作家……嗎？在《如何抑制女性寫作》一書中，美國科幻作家喬安娜·拉斯（JoannaRuss）揭示了各種阻止、貶低和無視女性寫作并使之邊緣化的模式。

首先人們可以說：“她沒有寫。”因為人們認定女人不會寫作，那一定是其他人（男人）寫的。弗吉尼亞·伍爾夫說，紐卡斯爾伯爵夫人瑪格麗特·卡文迪什被指責雇男性學者為她寫作，英吉利海峽對岸的伊麗莎白·維熱·勒布倫也面臨了“相同的指控”。“除了這種明確剝奪作者身份的做法（不是她寫的，是他寫的）外，還有一些更微妙的手段。一種是：它自己寫的。”一些評論家發明了更加微妙的說法：她身體里的那個男人在寫作。這看上去是把作品歸屬權還給了女性作者，實際上卻強調一定有某個“他”在寫作。瑪麗·埃爾曼歸納了這種現象的特點，“這是一種雌雄同體的謬論，根據這個理論，一個人的一半和另一半分開，通過二分裂法創作。所以瑪麗·麥卡錫得到贊揚的……是她的‘男性頭腦’。”而剝奪作者身份最為徹底也是最微妙的形式是，這本書不是女人寫的，因為寫這本書的女人不僅僅是個女人。狄更斯對已故的妻妹瑪麗·荷加斯的最高褒獎是，“在她的一生中，她遠遠超越了其性別和年齡所帶來的弱點和虛榮，就像她現在身處天堂一樣。”你以為“她沒有寫”就是抑制女性寫作的唯一方式嗎？還有其他更詭計多端的方式呢——

“她寫了，可是她不該寫。”

“她寫了，可你們看看她寫的啥呀！”

“她寫了，可是她算不上真正的藝術家，這不是真正嚴肅的作品/文類不正確/不是真正的藝術。”

“她寫了，可是她就寫了這么一部作品。”

“她寫了，但作品只是因為某個勉強服人的原因才顯得有趣/被選入正典。”

“她寫了，但她只有很少的存在感。”

拉斯發現，無論是文選還是大學的閱讀書目，“總有足夠的女作家湊足那個5%，卻又永遠不會多到超過8%”。女作家在選集中經常是孤立的，而且只有少數最杰出的女作家被收錄其中——即使是她們，也淪為了文選中裝點門面的角色。本書出版于1983年，作者所描述的那個文學世界，似乎和今天的世界并沒有天壤之別。

女性可以成為宇航員。如今，世界上只有15%的活躍宇航員是女性，薩曼莎就是其中一位。四歲的薩曼莎在電視上看到了“哥倫比亞”號的發射，從此種下了太空夢；日本動畫片《魔神》讓她鐘情于巨大的機械；科幻小說引發了她對科學的熱情；十七歲時看《星際迷航》，其中的女性人物珍妮薇艦長更是讓她堅定了成為宇航員的夢想。

薩曼莎原本是一名戰斗機飛行員，她一路過關斬將通過歐洲航天局的層層選拔，最終成為了一名宇航學員。在《成為一顆星:宇航學員日記》中，她講述了飛往太空前后需要經受的各種考驗與磨練：被火箭送上太空，與國際空間站對接，失重初體驗，在太空吃喝拉撒、體育鍛煉、科學實驗……成為宇航員飛上太空、駐守空間站的豐富細節，展現出了這位女性宇航員的智力、耐力以及敬業精神。

“在職業領域，我們當然向往追求男女平等的理想，但在建立良好的意愿和提高自我意識的同時，要明白這只是一種理想，”薩曼莎說。她是意大利的第一位女宇航員，面對著外界的很多關注，以及經常出現的輕率提問、人們吃驚而又欣賞的表情，這些常常讓她失去現實感。后來，為了鼓勵女孩進入科學領域，打破職業限制，歐洲航天局與芭比娃娃的***公司合作，推出了一款宇航員薩曼莎娃娃。

國際政治似乎一直以來都是男人的游戲。但當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ineAlbright）、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Rice）和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Clinton）這三位女性被任命到世界上最有權力的外交職位之一（美國國務卿）的位置上時，她們產生了性別影響。一些男性***首腦開始任命女性為駐華盛頓大使，尤其是在希拉里·克林頓擔任國務卿期間（2009—2013）。當時，莫桑比克駐美國大使阿米莉亞·馬托斯·薩姆巴納（AmeliaMatosSumbana）說：“希拉里·克林頓是如此引人注目……她讓元首們更傾向于為華盛頓挑選一名女大使。”

其實，從事國際政治事務的女性人數遠多于通常所宣揚的那些杰出女性人數，但作為國際行為體的數百萬女性，大部分并不是在扮演希拉里·克林頓那樣的角色。在國際政治中，女性的身影無處不在，她們可能是男外交官們沒有報酬卻在付出勞動的妻子、空中小姐和選美皇后、民族主義運動中被忽視的女性需求、在軍事基地生活的各類女性……辛西婭·恩洛在《香蕉、沙灘與基地：國際政治中的女性主義》一書中看到，***之間的關系不僅依賴于資本和武器，而且依賴于控制那些作為象征、消費者、工人和情感安慰者的婦女。工業化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婦女都是消費者，都是參與全球政治的行為體。

也正如旅游業所顯示的，公司和***結盟推銷一些通常不被認為是“消費品”的東西：熱帶沙灘、女性的性魅力、空姐的服務。恩洛意識到，父權制的延續需要那些既得利益者進行大量的思考和調整，讓特定形式的男性氣概顯得“現代”甚至“前沿”，同時讓大多數女性處于從屬地位。他們不僅使用恐嚇和直接脅迫，還使用了更現代的表達（“我們穿制服的兒女”）、象征藝術（二十名內閣中有兩名女性）和選舉技巧（給消費者提供低廉的服裝，這樣他們對孟加拉國工廠女工的工作條件就會漠不關心）等方式。

國際決策層有時看起來可能像是男性俱樂部，但作為一個整體，國際政治要求女性以某種方式行事。在國際政治中，女性常常被用在“婦女和兒童”中，當作需要被保護的對象。可是，婦女絕不僅僅是權力的對象，不僅僅是被動的傀儡或不會思考的受害者。作者看到，當足夠多的婦女拒絕按照規定的方式行事時，***之間以及***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就必須改變。

在前言中，作者也交待了從女性主義出發的政治研究的重要意義。她認為，女性主義對各種女性的關注并非源于英雄崇拜，認真對待所有女性的生活動機不只是要贊美她們，而正是為了探究這個世界究竟如何運作的，我們才更要發出“女性何在？”的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