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下，做到高官的往往都是科場高中之人，論才學起碼應在那些以詞訟為業的落榜書生之上。但“術業有專攻”，官場波詭云譎，一旦卷入獄訟這個陰溝，哪怕才高八斗，也有翻船之時

夏芒

請訟師捉刀代筆的事不光發生在基層官府，即便是封疆大吏，碰到獄訟難事，也會派人“密造”訟師。按說，科舉制度下，做到高官的往往都是科場高中之人，論才學起碼應在那些以詞訟為業的落榜書生之上。但“術業有專攻”，官場波詭云譎，一旦卷入獄訟這個陰溝，哪怕才高八斗，也有翻船之時。而當身邊那些下僚、幕客們也都因不諳此道而智窮才盡，拿不出有效對策時，便少不得要請富有訴辯經驗的訟師秘密幫忙。

按照《周禮》的說法，“爭財曰訟，爭罪曰獄”。獄訟自古就有類似刑事與民事的***劃分，外行難于駕馭。而且，《周禮》中還規定：“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意思就是說，身份為大夫以上的官員及其夫人，不可以親身參加與己有關的訴訟活動，必須由別人代理。可是西周那時候還沒有訟師，替他們處理這類事務的，只能是他們的下屬或是家人。

歷史上有記載的第一起獄訟代理事件，就讓幾位不***的代理人嘗到慘痛后果：《左傳》載，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衛侯與元咺訟”。這起獄訟的起因，是決定春秋晉、楚兩國爭霸結局的那場“城濮之戰”。戰爭一開始，當時的衛侯衛成公選邊站隊，帶領衛國投靠了楚國。后來楚國戰敗，晉國稱霸，衛成公逃出國門，聽說大臣元咺背叛自己，就將跟在自己身邊的元咺之子殺掉以示報復，二人由此爭訟。

那時，主宰列國的雖是周王室，但周襄王已經委任晉侯為諸侯領袖，這起本應由周天子受理的案子也就轉到晉文公手里，并且確定在晉國審理。按照周禮規定，衛成公是周朝的封君，不能直接與人對簿公堂，于是委托下屬寧武子、針莊子、士榮三人分別作為自己的“輔”“坐”和“大士”(字意為“訴訟人”“代表人”和“答辯人”)前往應訴。

說到這里，不少人應該看出問題來了：程序不公正啊！

既然“城濮之戰”前，衛成公就因選邊站隊問題，被晉國視為境外敵對勢力，那么以公正論，即使晉文公取得了代表周天子主持獄訟的資格，身處與一方當事人有如此利害關系的特殊位置，審理此案時也應作出回避，由周天子另擇人選。但是，在這一歷史事件的記載中，無論是衛成公本人，還是他的三位代理人，均未見對此提出過任何異議。那么，此案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衛成公敗訴，被晉國逮捕，押送到周朝的京師關進牢房。被指定處理此案的晉國還殺了士榮，砍了針莊子的腳，只有寧武子因“忠誠”得到赦免，負責為獄中的衛成公送衣食。元咺勝訴，回到衛國，另立公子瑕為衛侯。

這是怎樣的一起冤案也就可想而知了。

歷史跨越兩千多年，同樣一起因告御狀而起的詔獄事件，卻因訟師的參與而化兇為吉——《刀筆余話》中，有“清季某臬司與某將軍交惡”一節，記載了此事梗概。

臬司，在清末時的正式稱謂是“提刑按察使司”，主管一省司法及行政監察。所以，想必這臬臺大人乃是精通獄訟的行家里手。而作為一介武夫的那位將軍則是門外漢，與臬司結了梁子，難免兇多吉少。后來的事情，也是這將軍倒霉：“值丁祭，將軍上階謁圣，階下有石子，將軍未見，蹴之幾仆。”

丁祭，也就是皇家祭孔之禮。清制：京城孔廟每年春、秋二祭，均在仲月“上丁”之日，故稱丁祭。祭孔當日，皇帝欽率百官行祭孔之禮，儀式格外莊重，而這位將軍卻磕絆石子幾乎跌倒，當眾出丑，更犯了“君前失禮”之條，如若追究起來，那可是死罪啊！

怕什么，偏偏來什么：黑壓壓百官陣列中有人失態，皇上看不見，卻讓身旁那位臬司逮個正著。臬臺大人正愁平日無把柄，找不到整治仇家的由頭，這下可好，如此重大場合，仇家竟在眼皮底下一個踉蹌，犯了大清重律，而自己又洽好職司法紀，主管糾劾，哪能輕饒了他？于是儀式一散“即舉此上控，以為大不敬”，將這事告上朝廷。為此，清廷即刻批奏：此事體大，必須嚴查，命令該省巡撫負責核查此事，對圣上作出“詳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