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庫爾貝繪制的波德萊爾像，1848

不旅行的波德萊爾留給我們一首《旅行》，更為著名的還有《邀游》這首短詩，標題直譯便是“旅行邀請”。

王璞

和“靈魂”的內心對談，作為一種現代歐洲詩歌題材，至少可以上溯到但丁，而波德萊爾把它變為了“人生醫院”中的一系列旅行邀請。今年是波德萊爾誕辰200年，紀念之際，我們仍然生活在特殊時期，身處于一個既緊密互聯又旅行受限的“世界”。

“人生是一座醫院，其中，每個病人都被想調換床位的欲望纏住?！边@是夏爾·波德萊爾（CharlesBaudelaire，1821—1867）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郁》（LespleendeParis）中《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的開頭。2020年春，新冠疫情席卷法蘭西，當我在詩人的祖國經歷著當時所謂歐洲大陸最嚴格的全國“封禁”（confinement）時，重讀到這一句，心中又有一份別樣的壓抑。而轉年2021，全球疫情尚未過去，我們已迎來了19世紀偉大詩人波德萊爾的誕辰200周年紀念，也繼續被自己的“欲望”纏住。

《這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在《巴黎的憂郁》中編號48，也就是倒數第三首，可以說是波德萊爾詩歌生涯的總結性作品之一。標題本身就充滿語言的歧途。它在原文中是英語，“AnywhereoutoftheWorld”，于是又有一個法語副標題：“N’importeo？horsdumonde”，顯著雙語的既分且合（別忘了，波德萊爾曾做過英譯法的文學翻譯），而在語義上表現出悖論色彩：“世界”之外，怎么可能有“地方”呢？我們每個個體都感受著生命的欠缺，“調換床位的欲望”來自于對別樣處境的向往，可每個人都困在“人生”的“醫院”之中，無處可逃。這是一個不可能遠走的“世界”。

但這首散文詩之所以是波德萊爾的“總結性寓言”（保羅·德曼語）之一，卻恰因為它不停地發出“旅行邀請”。我們接下去就讀到“我”向“我的靈魂”提出的一系列“遷居”計劃：“去里斯本居住可好？”“你可愿意去住在荷蘭那片福地？”“也許巴達維亞更合你的心意？”（巴達維亞即今之雅加達，當時為荷蘭的印尼殖民地的一部分）要么“前去托爾尼奧”（此地在芬蘭）？或者索性“去波羅的海的盡頭”，“去北極定居”？“我”邀請“我的靈魂”遠行。

旅行是什么？它意味著在熟悉與陌生之間位移運動；它代表著對“異”（異地、異鄉、異國、異文化）的體驗。同時，旅行也是19世紀歐洲布爾喬亞文化的一個范型，其中有對全球世界的發現和考察，有自我的遠游和完成，甚至還有對烏托邦及理想生活的憧憬和尋求。乃至于，旅行成為了一種純粹的欲望（英文詞是wanderlust），一種朝向“未知”的狀態：而那“未知”的，卻可能更符合人性，更“親切”?！稅褐ā罚↙esFleursdumal）被認為是19世紀最后一本擁有全歐洲影響力的詩集，開卷不久，我們就會遇到《旅行中的波西米亞人》，詩中，地母為旅人們——

鋪上綠茵，使巖石間流出清泉，又使荒野開花，為他們打開那個黑暗未來的親切的世界。

年少初讀波德萊爾時，這一節詩給我至深的印象。有意思的是，在這首詩中，“波西米亞人”是指歐洲大地上古老的流浪民族，而如今，它已經成為了“都市漫游者”的代名詞。“漫游者”（lefl覾neur）的原型也可以追溯到波德萊爾身上，對他，巴黎或許是寓意的一切和一切的寓意，對我們，巴黎是19世紀歐洲現代性的首都。在關于巴黎和波德萊爾的研究手稿中，德國猶太批評家瓦爾特·本雅明一針見血地點出，波德萊爾和19世紀巴黎的關系就像石頭“嵌”在土層中，這位大詩人偏偏是一個不旅行的人。的確，自從結束了上層子弟的教養時期之后，波德萊爾就沒有過遠行或壯游，雖然經常居無定所，卻很少離開巴黎。晚年的比利時之行，更多出于現實考量，而且并不愉快，甚至有人認為它加速了詩人健康狀況的惡化（布魯塞爾意味著***和過量飲酒……）。本雅明在這樣一位“都市漫游者”身上看到了詩的“凝定”。而我們真的能從這“凝定”中收到旅行邀請嗎？

不旅行的波德萊爾卻留給了我們一首《旅行》（“LeVoyage”），這一名作曾作為再版《惡之花》的收尾之詩，也隱藏著空間隱喻的樞紐。寫作這首詩時，詩人正依靠母親的資助，難得地離開巴黎，在翁弗勒爾海濱別墅小住。對詩人來說，地圖和風景畫上的“宇宙”或“世界”既無比“偉大”，又“何其區區”。世人出于“欲望”而出發，固然是追求愛、光榮、幸福和“黃金鄉”。但面對大海，詩人寫道：“真正的旅行家們乃是為旅游/而旅游的人。”如果說“為藝術而藝術”是波德萊爾時代最為重要的文藝爭議，那么“為旅游而旅游”則代表了對旅行這一原型的根本性認識。旅行不是為了到達，甚至無關乎目的地：“……它的目標常變化無常，/也許到處都可以……”吊詭的是，“異域風情”強調“異”，但卻早已“輕車熟路”地成了法國文學中的一大程式（以至于蒙田散文中已有對這一文化定式的人類學反思），波德萊爾這首詩似乎故意要落入“俗套”，又把“風情”發揮到極致，反轉到極點。從意大利到中國，從烏托邦伊加利亞到死后的“冥國”，詩人望著桅桿，聽著濤聲，但還沒有出發，就已經心如明鏡，知道“從旅行中獲得的知識是多么酸辛”——不過一份“全球的永不變的報告書”。難怪一個世紀后的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ClaudeL？vi-Strauss）會在《憂郁的熱帶》一開篇便說“我厭惡旅行”。人們逃避單調，卻又收獲了厭倦。在結尾，詩人仍要我們去“未知”中尋找“新”，這一沖動會在本雅明的《經驗與貧乏》一文中得到反響。但詩人自己又少一點“積極性”，因為在我們每個人的旅行航線上，老船長都是“死亡”。順便一提，這首詩贈給同代文人馬克西姆·迪康，而迪康則曾這樣評說波德萊爾：“外部世界難以提起他的興趣。”原來，旅行都是“內心戲”，而唯一和最終的出發，便是死亡的航程——那是駛向“世界之外”嗎？空間的隱喻即旅行的反諷。

更為著名的還有《邀游》（“L’invitationauvoyage”）這首短詩，標題直譯便是“旅行邀請”。詩中，“我”邀請“你”去旅行。受邀之“你”是一位被喚作“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的女性，旅行的目的地是一片想象中的國土，那里只有“秩序和美，/豪華、寧靜和肉感”。其中“豪華、寧靜和肉感”（“luxe,calmeetvolupt？”）一句極為出名，成為了“烏托邦”或“生活在別處”的標語乃至法語成語。全詩的關鍵在于，作為旅行目的地的遠方樂土，其實正是欲望對象（“你”）的投影和鏡像：

在那個像你

一樣的國土里，

……

多神秘，像你

不忠的眸子……

（《惡之花·邀游》）

“我”真的要去一個真的豐饒遠方嗎？那遠方來自想象的夢幻，那遠方便是“你”，而“你”本身便是目的地?！拔摇币垺澳恪背蔀槲业睦硐牒蜑跬邪?，并和“我”一同前往。

無獨有偶，在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郁》中我們會發現一首同題《邀游》。這樣的同題既是重寫又是變奏，而且，散文化也是反諷的深化。在保羅·德曼看來，從詩到散文詩，這構成了詩歌語言本身的一次旅行，一次反諷的旅行：詩不可能再以詩的面目出現，詩意必須“譯”為散文體。按照這一思路，詩歌的旅行邀請，最終也只能在散文中復沓。散文詩《邀游》在情境構架上和詩體《邀游》上并無二致，但細節大為豐富，鋪陳開來：

那里真是個安樂鄉，一切都很美麗、富饒、寧靜，令人滿意；那里，豪華樂于反映在整然有序之中；那里生活是富足的……那里，一切都像你，我的親愛的天使。

……

無與倫比的花，被重新發現的郁金香，含有寓意的大麗花，你應該去生長和開花的地方，不就在那里，不就在那如此寧靜，如此夢幻般美麗的國土上嗎？你不會在那里被鑲進你的同類之中，你不能……在你自己的感應物之中照看你自己的影子嗎？

……這些寶物，這些加劇，這種豪華，這種秩序，這種方向，這些奇花，就是你！這些大河和這些靜靜的運河，也還是你！

（《巴黎的憂郁·邀游》）

理想的遠方還是“你”，是一切理想的富饒***。在詩體《邀游》中，樂土有“東方色彩”，有熱帶風貌，有低地之國（即荷蘭）的運河、航船和落日；這樣歐羅巴加亞細亞再加廣闊熱帶的“設置”，在19世紀歐洲各類烏托邦主義中并不少見，也參雜有西方殖民全球的時代背景。到了散文詩，安樂鄉還是“西方的東洋，歐洲的中國”，具體的地名漸次冒出來（包括蘇門答臘）。但終究，“也還是你！”這樣理想化了的“你”，“我”所渴望的“你”，也即“無限”的喻體：“你把[我的思想]悄悄地引向大海，大海就是‘無限’，而在你美麗的靈魂的清澄之中反映著太空的高深；——隨后，當它們倦于浪濤顛簸、滿載著東方的物產，回到故鄉的海港時，那還是我的思想，是從‘無限’的彼岸回到你的身旁來的、變得更加豐富的思想?！薄澳恪奔仁恰蔼氁坏膰取?，又是世界的“無限”?！拔摇焙汀澳恪保晕液瓦h方，“思想”和“無限”，在這里難解難分，融為豐富的辯證法：“你”滿載著“我的思想”，而邀請者已神游于“無限”。

但理想的豐饒、“你”的集大成、大海一般的無限性，這一切只有在文學語言的虛構中才勉強可能，又因為詩歌修辭的延異而一再搖曳不定。于是，寫作不僅是邀游，更意味著一次次爽約，以及爽約之后旅行邀請的“重寫”和“重新發出”。由此，我們終于可以回到《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這首姍姍來遲的散文詩。在我看來，散文詩《邀游》并不是詩體《邀游》的散文復沓的終點，也不是波德萊爾的詩歌語言的反諷推進的終點。旅行邀請的不可控制的衍生，最終發生在《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

給誰發出邀請？“我的靈魂”。兩首《邀游》中的“我—你”關系，到了這最終的散文詩中，完全內化為“我”和“我的靈魂”的促膝與對質，變成內心的交談——以及交談的不可能?！拔摇卑l出邀請，其邏輯和《邀游》二首仍然一致，是要尋找和“靈魂”真正“相像”的遠方。但在自我分裂中，“我”對自己的靈魂竟一無所知，只能反復試探。《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中的邀請有著更為明確的指向，但目的地卻還是“無限”的綜合鏡像。里斯本代表歐洲的溫暖南方，有光、礦物和海水，荷蘭是北方的低地。它們都太偏于一面，于是接下來便有巴達維亞，坐實了波德萊爾在《邀游》二首中已經發展出來的荷屬印尼的理想型。巴達維亞是當年荷屬東印度的首府，在詩人的想象中，它是歐洲和亞洲的聯姻，北方（荷蘭作為殖民方）和熱帶（群島作為被殖民一方）的結合：“我們在那里還會看到跟熱帶之美締結良緣的歐羅巴精神。”旅行計劃越來越繁復，欲望幾經裂變，“靈魂”也是重重疊疊。

但另一廂，“靈魂”始終“沉默”，沒有對任何邀游做出回應。這沉默更使“靈魂”的性質成為一個謎，一個深淵，乃至一個“無限”的神話。最終，“無限”的反諷對應物只能是——死亡：“我的靈魂難道死了？”所以，最后的邀游目的地是“北極”，那里有極夜，“黑暗浴”，“地獄煙火”，這不是“死亡”的又一枚可靠喻體嗎？死亡成了終極邀請。在詩體《邀游》中，目的地是“我”和“你”“相愛并死亡”（Aimeretmourir）的地方，而在《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中，死亡表面上是最高的反諷。如果靈魂已死，那么旅行目的地必須是死亡之鄉：“旅行的事由我來辦，可憐的靈魂！”但終于，“靈魂”開口，與其說是打破了反復的沉默，不如說是決絕地打斷了詩歌語言的不斷衍生和邀請：

終于，我的靈魂開口了，他對我老老實實地叫道：“哪兒都行！哪兒都行！只要在這個世界以外！”

這才是德曼所謂波德萊爾式反諷的“最終爆破點”——既爆破了旅行邀請的修辭套路，又否定了死亡，在這里，散文詩的力量超越了任何闡釋的可能。

和“靈魂”的內心對談，作為一種現代歐洲詩歌題材，至少可以上溯到但丁，而波德萊爾把它變為了“人生醫院”中的一系列旅行邀請。2020年，當我作為一名旅人，在法國南特受邀對全球疫情做出文字回應時，波德萊爾從《邀游》二首、《旅行》到《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的詩句，又在我離散的心中升起，縈繞不去。有些人已經停止了“調換床位”，更多的人放棄了出游的計劃。今年，紀念波德萊爾之際，我們仍然生活在特殊時期，身處于一個既緊密互聯又旅行受限的“世界”。詩歌可以創造欲望的無限遠景和內心的理想遠行，卻又不可能超克“這個世界”——我們現在該如何面對這一矛盾？除了再一次爽約，我們還能怎樣回應不遠行的波德萊爾所發來的各種旅行邀請？我們不可能去往“這個世界以外”，但我們也不可能不探向“未知”，去追求更“親切”的新生。對別樣世界的想象，永不會止息。

（作者為布蘭代斯大學副教授）

來源：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