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捐了近百億元的人
我們聽過太多在金錢的幻覺中迷失的故事了，但陳一丹的故事卻仿佛是個例外：作為騰訊公司的5位創(chuàng)始人之一，他很早就實現(xiàn)了財務自由——21年前，他和馬化騰等5個年輕人合伙創(chuàng)業(yè)，不過6年，騰訊上市，他獲得財富的速度只能用令人眩暈來形容，“就知道有個數(shù)字，會不斷增長”。
誰也沒想到，在從科技創(chuàng)業(yè)的浪潮之巔下來之后，他接下來的人生會以這種方式打開：先是分期捐資20億元人民幣給民辦的武漢學院；緊接著，捐贈25億港元設立全球獎金最高的教育獎——一丹獎：單筆獎金3000萬港元，比諾貝爾獎金的3倍還多。他最新一筆關于教育的捐贈價值高達40億港元。迄今，他已陸續(xù)捐出90多億港元。
談到他，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教授告訴我們，即使在美國，教育學者也沒那么受重視——“他們覺得我們是在和小孩子打交道。”而一位中國富豪愿意為全世界的教育設置這樣的大獎，讓他有一種“早該有人這么做了”的感覺。
在此之前，他從沒聽說過陳一丹這個名字。
今年5月，在一次論壇上，美國西北大學教育與社會政策學院院長大衛(wèi)·菲戈甚至有些激動，“我們從來沒有受到過這樣的認可。因為您，一丹先生，您相信教育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他在致辭時說，“我向您致敬。”
過去幾年，全球不少教育學者，都想見一下這個中國人。既有好奇，也有懷疑；幾乎每一個被邀請擔任這個獎評委的學者——都是國際頂尖的教育學者，也都要求和他見一面。他們想看看，要做這么一件事的，到底是怎樣一個中國人？
5月底的一天，我們目睹了一連串這樣的見面。那是在芝加哥，陳一丹剛剛抵達這里，時差還沒有倒過來，見面就已經(jīng)開始了，先是芝加哥大學校長，然后是打著一條金色領帶的詹姆斯·赫克曼——2000年度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連坐了13個小時飛機后，盡管非常疲憊，但陳一丹的皮鞋锃亮，西裝筆挺，領帶也系得一絲不茍。
第二天，見他的人更多了。一丹獎基金會和西北大學合辦的那場教育論壇上，陳一丹在第一排正襟危坐。開始之前，大衛(wèi)·菲戈召集了教育學院的15位教授和陳一丹見面，每個人輪流向這位中國來客介紹自己的研究成果。院長的重視其來有自——去年，一丹教育研究獎得主就出自他的學院。
陳一丹身材瘦削，面容清矍。他48歲，但頭發(fā)已經(jīng)白了。他非常擅長一條一條地把事情說清楚，談到設立這個國際大獎時，他的說法出乎意料地簡單——“所有社會問題的解決，最終都可以回歸到教育。教育進步了，社會也就發(fā)展了。”他希望通過教育提升人類福祉。
最初，沒有人愿意輕易相信他，這聽起來就像是一個天真的玩笑——投身到這樣一個宏大的事情，對一個學者來說，意味著賭上自己的聲譽。程介明這樣評價：愿意設這么一個獎，在中國這樣的人不多，“或者有些后來變成笑話的也有。”
程介明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首席教授，港大原副校長，之前沒見過陳一丹，但最后選擇相信了他——他不像一般的企業(yè)家，沒有多余的客套，只是將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他越是口才不好，我越覺得他不錯。”
穩(wěn)定
即使是陳一丹自己，似乎也很難說清楚他在哪個節(jié)點開始作出決定。從騰訊退休，他的人生站在一個分水嶺上：在此之前，他主要是一個企業(yè)家；在此之后，他主要是一個慈善家，或許還會成為一個教育家。
退休后，陳一丹先是到斯坦福大學游學了半年。回憶起那段日子，他就像是回到了大學時代——不肯住豪華公寓，而是搬進學生宿舍，在室友的大音量音樂和臭襪子味道里，樂此不疲地選課。他關心食堂怎么樣，圖書館怎么樣。
對于他當時的這個決定，外人感到驚訝。那正是騰訊高歌猛進的時候，公司成了真正的巨人。沒人想到，他會在這個時候退下來。但熟悉他的人并不吃驚，他已經(jīng)鋪墊了兩年——還是在2011年，他就給騰訊總辦的人寫了郵件，表明退意。這符合陳一丹的風格，很穩(wěn)，整件事情就像是自然而然發(fā)生的。
站在今天往回看，他的創(chuàng)業(yè)故事無疑是當時中國最激動人心的故事之一。按照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高歌猛進的劇本——但凡一個人，只要他干過互聯(lián)網(wǎng)，就會知道很多這樣的劇本——不用說，主人公往往都有一個動蕩的傳奇，需要一次巨大的挫折，充滿冒險、起伏和野心。但陳一丹顯得非常不同。假如要把他的故事搬上舞臺，大概會叫人感到失望：他是反戲劇的。
不是沒有挫折，騰訊和奇虎360的“3Q大戰(zhàn)”曾讓他陷入深刻的反思。但作為一個主人公，在他的故事里，很難發(fā)現(xiàn)那些戲劇性的撕裂和沖突。
創(chuàng)業(yè)最緊張的時候，他形容，那時候身體很忙碌，“思想都是在跳，總是在跳、總是很激烈、很激烈”，但心很安。
他退下來時，曾有人問，甘不甘心？他還是這樣回答，“我非常開心，安心。”他認真地說，“我真的很開心。”
騰訊高級副總裁郭凱天覺得很神奇，在他看來，騰訊幾位創(chuàng)始人的個性都特別罕見。他們給人的感覺，“個性都非常穩(wěn)定，似乎很早就形成了。”盡管每個人都很不同——馬化騰的敏銳、前瞻，張志東的真實、客觀，許晨曄的超脫、睿智，不同個性反而促使他們能從更多角度去看問題。
而在整個團隊中，陳一丹的作用就像是穩(wěn)定劑——他擅長的是，“把大家的都平衡平衡，都綜合綜合。”在他的語言中，很難發(fā)現(xiàn)突轉(zhuǎn)、變化，一切都是順暢匯聚到一起的。
郭凱天和陳一丹認識十幾年了，他是陳一丹招進來的騰訊第100號員工。那時，他就覺得陳一丹有點少年老成，“當年他長相也是這樣，胖瘦也是這樣，當年頭發(fā)就是白的。”即使是現(xiàn)在，陳一丹從騰訊退休6年了，但幾乎也沒有什么變化。
他是“超穩(wěn)定”，郭凱天這樣評價。
這種平衡感和穩(wěn)定感貫穿到他的方方面面——首先是家庭。他很忙，但即使是在斯坦福讀書的時候，他一個月也要回國一次，陪伴家人。
日常工作中，他也很少因為什么事發(fā)脾氣，他情緒起伏不大，不會叫人難堪。如果有人辦事不力，他不會直接指出來，而是提醒“你還該再考慮另外的因素”。他的助理回憶，最生氣的時候，“也就是整個面部的線條是往下走的”，顯得很愁，但不會發(fā)火，“他care(在乎)的人，他不想讓他不開心”。
因此，當他開始全力投身教育時，這種穩(wěn)定感叫一切都顯得是自然而然的——脫離了熟悉的賽道，對任何人來講都意味著一次冒險；但發(fā)生在他身上，好像沒什么特別。
一開始，他打算分期捐資20億元給武漢學院——在別人看來，這已是天文數(shù)字，但陳一丹明顯有更大的想法：當他準備設立教育獎時，他已經(jīng)想了一兩年了。
格局
2015年的一天，陳一丹的助理被叫到辦公室，說有事想和她商量。助理感覺氣氛有些神秘。“他前面鋪墊了很久，就是講自己一直在想教育要怎么做。”她甚至覺得老板有些緊張。她說，陳一丹有一個習慣，如果是談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他就會很自然地交談，“有時候手舞足蹈的”。如果是談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就習慣性不看對方的眼睛，自己使勁盯著空氣中的一個點。
她意識到，老板要說的事可能“有些大”。
“我要辦一個全球性的教育獎。”陳一丹說。
這個決定“好像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當時，他已經(jīng)投入了大量的金錢去辦武漢學院，“我一直以為他就是想辦個學校而已。”助理說——直到2016年一丹獎對外宣布，她才能夠更深刻地理解老板的想法——但在之前，她承認自己沒有想通：可能因為我覺得做事情要落到最終的一個受益方，“對那種倡導性的、影響性的，一下子串不到我腦子里來。”
助理回憶起那次談話，她對這個決定的理解是——辦一個學校還是太窄了，但設立一個教育獎，可以影響到更多人。
早在騰訊創(chuàng)業(yè)時期，郭凱天就發(fā)現(xiàn)了陳一丹性格中的一些特點：比較有“社會情感”。他本科學的是化學，研究生學的是法律。他堅信法治對社會的價值。
這種情感，最主要的體現(xiàn)就在公司的管理上。現(xiàn)在騰訊的管理文化，是他在的時候創(chuàng)立的——“首先是很自由。強調(diào)員工的工作快樂，這都是跟Charles(陳一丹)、跟Pony(馬化騰)他們的性格是有關的。”
郭凱天說：“可能法律是一個太具體的工作，還不能滿足他進一步的普世情懷。”這或許可以理解他為什么投身教育——教育是對人的塑造，任何時代都不會變。
翟紅新對陳一丹的評價是：格局很大，睿智、有大局觀。她是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秘書長，和陳一丹是10多年的老同事了。她對陳一丹的回憶，能一直追溯到騰訊剛剛成立的時候。那時，碰到用戶上門投訴，法律***出身的陳一丹會拉上一個女同事——理由是，從概率來講，客戶不會對女性發(fā)火，大家容易平心靜氣。
但當時她只是覺得陳一丹很聰明，直到他從事業(yè)的高峰退下，專職做公益、辦慈善，她才發(fā)現(xiàn)他睿智的一面。翟紅新說，“他沒有這種特質(zhì)的話，很難堅持下來，或者把這個事情有步驟地推進下去。”
設立這個獎的目的，4年前，陳一丹寫在本子上——“旨在鼓勵倡導人類對宇宙人生的領悟和貢獻。”最初，獎金定在1000萬港元，但陳一丹后來堅持，將這個數(shù)字乘以3。
不是沒有人提出過挑戰(zhàn)，即使是用最高的標準來看，這個數(shù)字也太大了；教育不能立竿見影。陳一丹非常清楚——他告訴我們：“它很慢，它很慢，它最慢。”事實是，其他的一切變化都很快：陳一丹經(jīng)歷過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起飛的關鍵時期，那是信息革命的玫瑰色黎明，它改變了商業(yè)、媒體和慈善——人與人之間、各種功能之間，一切都是信息化的。
從退休開始，甚至更早，陳一丹就在思考這個問題。到今天，沒有網(wǎng)絡化的、沒有實質(zhì)性改變的，只有教育。因為它是復雜體系，“stakeholders，持份者太多了”。他的結論越來越接近那個宏大的目標：教育體系一定會改變，整個信息革命決定了它遲早要變。那么，在這個時刻，他的角色是什么呢？——他曾成功引領中國的互聯(lián)網(wǎng)公益，使捐贈的效率和熱情迅速提升，在全球范圍內(nèi)領先。現(xiàn)在輪到教育。
他想清楚了，“教育是最重要的，值得這么高的獎金。”
在陳一丹的計劃里，3000萬港元：一半獎給個人，一半是項目資金，用于獲獎者推進研究。但提高之后，原本計劃的10億港元基金池不夠了——和諾貝爾獎一樣，陳一丹在香港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基金會，計算發(fā)現(xiàn)，如果要保證獎金能夠逐年發(fā)放，他必須捐出25億。
到陳一丹這個位置，金錢只是一個工具，他的注意力早已不在這上面了。對股價的漲跌，他并不介意。助理甚至懷疑，老板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
傳統(tǒng)
甚至，陳一丹會因為捐款被人知道而不知所措：大學畢業(yè)時，他捐錢給希望小學，覺得做了很自然，因為沒人看見。后來，向母校深圳大學捐贈獎學金，他覺得好大壓力，“這個壓力不是捐錢啊，是捐錢被人知道了怎么辦”。
今年5月，他在一次會議上對外宣布：捐贈股票，價值逾40億港元——如果不是趕上那時候股票下跌，捐贈的計劃金額是按50億港元打算的。但是，跌了就跌了。事實是，這筆錢早在去年就完成了捐贈，只是一直沒有公布。原因是，他不知道怎么說。
他重視榮譽，但不是這一種，而是另一種更大的東西：他將自己設立的教育獎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將捐贈給武漢學院的圖書館命名為“陳一丹伉儷圖書館”。“一丹”有一片丹心之意，“陳一丹伉儷”，則紀念他和太太當初在大學圖書館學習和談戀愛的日子。
這是一種矛盾的情感。但發(fā)生在他身上，就和他退休時的決定一樣，一切都顯得是自然而然的。熟悉他的人覺得，陳一丹受到傳統(tǒng)的影響很重。
傳統(tǒng)對他的影響體現(xiàn)在方方面面。一次，他和一位西方學者談起教育，對方從腦科學的角度出發(fā)，談起0到3歲在成長過程特別重要。陳一丹高興地接過去，“對啊，中國有句老話，三歲定八十。”
他仿佛抓到了一只兔子。就像在一個最新的系統(tǒng)中，找到了文化的坐標。回顧自己的少年時代，陳一丹出生在一個傳統(tǒng)的家庭。在那些遙遠的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祖母，那是個沒文化的老人，但即使沒什么錢，也喜歡幫助別人。她的本性如此，這種樸素的感情能夠給人力量，對他的影響很大。
和他聊天的時候，會不自覺地被他帶入傳統(tǒng)的世界。構成這個世界的詞語，在今天已經(jīng)顯得很陌生了。他喜歡談儒家和道家，也喜歡談佛陀的教育。他讀原典，書架上擺著《論語》《大學》《中庸》。他也讀佛教經(jīng)典，不僅是《金剛經(jīng)》，還包括《凈土五經(jīng)一論》《凈土三經(jīng)》。
談起自己捐資教育的想法，他把它歸結到：“我覺得是有樸素的情懷，但是沒有系統(tǒng)去整理。”他說的最多的是隨緣——“人就這一輩子，萬般帶不去啊，只有業(yè)隨身。”
這句話太老了——互聯(lián)網(wǎng)增加了語言的維度，我們被分割在一個個部落。當一個人帶著一種非常古典的態(tài)度走來，往往顯得不合時宜——就像是透過一層層的紗布去觀察他——這或許增加了理解的困難。
評價自己時，他使用的概念也是傳統(tǒng)的。最好的狀態(tài)是超越善惡，平靜如水。但他是凡人一個，做不到，“只能儒家比例放大一點，入世，走正道都做一點，有錯就改，好事就多做一點。”
投身教育實際上困難重重，陳一丹回憶起打算分期捐資20億元辦學時，心里還是犯憷的：教育是做不完的，好像無底洞一樣。但他當時已經(jīng)想好了，希望有一顆心去探索。
他把這個樸素的想法告訴妻子。他覺得妻子是他的力量之源。妻子的回答很簡單，“你也知道，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是支持的。只要家里孩子跟我有碗飯吃就行。”
“我當然不能讓她只有飯吃啊！”陳一丹說。
純粹
在學者眼中，他大概是最不像商人的一類。很淳樸，很純粹。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原校長吳漢東這樣評價。他見識過一夜暴富的人，大牌企業(yè)家也見過不少，“要讓我一個學者去說一個企業(yè)家很好，坦率地說也是不容易的”，但是，陳一丹是個例外。
他們見面不多，但每一次都印象深刻。有一次，陳一丹在辦武漢學院的過程中，想要征求他的意見，給他打了***。武漢學院過去是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舉辦的一所民辦學院。兩人見面地點設在深圳的一個茶室。幾年以后，吳漢東回憶起那一刻：陳一丹當時看起來有點沮喪，他說，我作為一個企業(yè)家非常成功，作為一個慈善家也很有理想。然而，“作為一個教育家，為什么就辦不好？”
吳漢東很少見到一個企業(yè)家的這一面。他對教育的理想和情懷，叫他很感動——他覺得他們理想相同，一拍即合。但是，辦大學和辦企業(yè)不一樣，百年名校不是一兩步就能成的，“有曲折才有前進”。吳漢東說，陳一丹在辦學的過程中，有耐心，有決心，甚至叫他感到驚訝。而那次聊天，陳一丹像個小孩，一開始很失落，談過以后又很釋然，很振奮，喜怒哀樂都在臉上。
“我見到陳一丹的時候，他展示在我眼前的形象是一個慈善家，一個未來的教育家，他叱咤風云的企業(yè)家形象我見得還不多。”吳漢東說，但沒有以前叱咤風云的企業(yè)家陳一丹，就不會有現(xiàn)在的陳一丹。
“所以他首先是創(chuàng)富，我相信也是艱難的。他代表的是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發(fā)展的積極因素，靠知識創(chuàng)造財富，而不是政策牟取財富，不是靠權力去掠奪財富，這是我的一個判斷。”吳漢東評價說，“他和一般企業(yè)家不同的地方是，他把后半生放在了公益事業(yè)，這兩點我非常肯定。當然，不是所有中國企業(yè)家都要投身教育。”
陳一丹身上的這種特質(zhì)吸引了不少人，武漢學院現(xiàn)任校長李忠云退休前是華中農(nóng)業(yè)大學黨委書記。當初，陳一丹邀請他加盟武漢學院，他考慮再三，拒絕了。對他來講，退休意味著功成身退，沒必要再冒險。陳一丹不死心，專程到武漢請他再談談。設宴的地點選在一家***的斯坦福廳。廳里面有斯坦福大學的很多照片。
他站起來，手指著這些照片，侃侃而談：現(xiàn)在中國的民辦教育還比較落后，他相信將來民辦教育和民營企業(yè)一樣，一定有長足的發(fā)展。他希望武漢學院將來能夠像斯坦福一樣。
李忠云說，他有些感動，搞得不好意思拒絕了。
為了請一位校長，陳一丹三顧茅廬。他的個性告訴他，要往前看。陷入困難時，他會獨自一人唱《漁舟唱晚》——這是一個傳統(tǒng)的“藥方”。
有人是這樣認為的，作為一個億萬富豪，他把自己的退休搞得太過苦澀。事實是，他的性格中有一種可以稱之為樂觀的東西，他把自己的選擇歸結為“純粹的情懷”。事實是，他還明白更多的道理：教育只要你投身其中，就會一點一點進步，過程就是最大，“不是說一定要什么結果”。
偶爾也產(chǎn)生困惑。你到底是做一個現(xiàn)實的理想主義者，還是一個理想的現(xiàn)實主義者？他問過自己，“我們討論的結果是，沒有理想的現(xiàn)實主義者，只有現(xiàn)實的理想主義者。”
建立一個權威的國際大獎，和辦大學同樣面臨困難，不是砸錢就能辦成的——即使是諾貝爾文學獎，2018年也曾一度陷入丑聞，甚至因此推遲頒發(fā)。
純粹和權威。這是陳一丹必須要堅持的。最關鍵的是：建立顧問委員會和獨立的評審委員會。
陳一丹相信機制，他希望把機制建立起來，這需要工作做得非常細。在騰訊創(chuàng)業(yè)時期的經(jīng)驗幫了忙，他對細節(jié)的把控非常到位。助理覺得，在日程工作中，陳一丹會發(fā)現(xiàn)那些被忽略的細節(jié)，“當時看著很小，但最后在推進過程中是有決定性的。”
陳一丹開始去世界各地拜訪教育學者。有時在香港，有時在歐美。退休之后，他似乎變得更忙了，這是助理的看法。經(jīng)常是：他從一個地方飛到另一個地方，中間幾乎沒有休息。3個助理輪流陪同他參加各種活動，已經(jīng)感覺疲于奔命，但出現(xiàn)在人前的陳一丹，狀態(tài)卻顯得很放松——10月19日，他剛剛結束在美國哈佛大學的交流，連續(xù)飛了20個小時趕到四川邛崍，沒有休息。活動一個挨著一個。
他的日程被排得很滿。苦惱在于不懂得拒絕的藝術。有時候在車里，他會問身邊的人，“接下來要去哪兒？”這種強度甚至叫郭凱天感到驚訝，“我對他說，我感覺你比上班的時候還忙。”
開始籌備一丹獎后，程介明受托成了顧問委員會的召集人，吸引他的也是陳一丹身上的這種特質(zhì)：我還是相信一丹先生，他話不多，說出來的也夠我們判斷了，“而且這筆錢這么大數(shù)目，這么多錢，這不是假的啊。”
為了找到合格的顧問，程介明也開始四處打***：比如，賈米爾·薩爾米(JamilSalmi)博士，世界銀行負責教育項目的前首席顧問。
“你現(xiàn)在在哪兒？”程介明問。
“飛機上。”薩爾米說，他已經(jīng)去過100多個國家考察教育項目，這一年就飛了145次。
談起一丹獎的顧問和評委，程介明有些驕傲：一丹獎的顧問，是對各國的教育現(xiàn)狀和教育項目都有所了解、有所參與的人，由他們來把關；而評委，是那些深耕在教育領域的各國學者。
開獎
2017年，第一屆一丹獎正式啟動，30多個國家的候選人角逐最后的獎項，到了第二屆，這一數(shù)字就增長為92個國家，候選項目遍及151個國家和地區(qū)，一共收到近1000份提案。候選人既有歐美的教育學者，也有人來自非洲的剛果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國家。
得知自己獲獎時，拉里·赫奇斯正在科羅拉多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他是西北大學教授——關于他，大衛(wèi)·菲戈這么介紹：“如果你的論文被100個人引用，那表明你做的不錯，如果被500個人引用，那表明你做得很好，如果是1000個人，那你就真的有所建樹。拉里，噢，他的論文被引用了5000次。”
那是個大早上，***突然響了。他有些吃驚，“我一般不會這么早接到***，而且那天開會時我竟然忘了把手機靜音，所以你知道吧，當時我其實有些尷尬。但我拿起***，發(fā)現(xiàn)這通***來自中國。”
拉里·赫奇斯說，“我很高興能獲得一丹獎，因為我自己就是通過教育改變了人生。”他出生在加利福利亞，但不是那個有海灘和藍天的地方，而是遠離海岸的加州中部。每到冬天，農(nóng)民們燒荒產(chǎn)生的煙霧就會遮蔽天空。
他的父親，直到退休都拿著最低工資，母親則是大學廚房的洗碗工。小時候，他總是從櫥窗里看著吵鬧的大學生。但母親會告訴他：“像我們這樣的人是成不了他們的。”
另一個獲獎者是阿南特·阿格瓦爾，他出生在印度的一個海邊小城，當年，還是高中生的他試圖報考印度最好的大學——印度理工學院。他不像大城市的同齡人能夠接受優(yōu)質(zhì)教育，“有300個考生參加了第一輪的考試，其中兩個人失敗了，我就是其中之一。”第二次，他成功了，這改變了他的命運。
他們現(xiàn)在都成為新世界的一員。或許，這也是陳一丹的起點：祖母很重視教育，正因為這樣，他父親才有機會走出鄉(xiāng)村，成為一名大學生。而到他這一代，他在深圳的繁榮中長大。
從入圍開始，陳一丹就關注他們的成果，他充滿好奇，這就像是一片嶄新的大陸。9月19日，今年的一丹獎獲獎者公布了：是戈斯瓦米教授和法茲勒爵士，他們在自己的領域都有驚人的成就。談起這些獲獎者，陳一丹對每個人都印象深刻。但他重視的是，這些好的教育最終能不能落地，得到應用。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在中國落地。
每年開獎那一刻，是陳一丹期待的時刻。他在門外，等著那道門打開——有時候要等一天，有時候要一天半。門內(nèi)是9個有全球影響力的教育家，作為評委，他們專程聚到一起，先是和他簡單交談一下，“今天怎么怎么樣。好。謝謝”，然后門一關，一切按照流程，開始陷入緊張的討論、投票。
評委們會產(chǎn)生激烈的爭論。但不管他們吵成什么樣，陳一丹都感到愉快。他有時候在門外踱步，仿佛置身事外。盡管這個獎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是它的設立者，但在評委們打開門之前，他也不知道答案。
就像是一個人等著孩子出生——“醫(yī)生打開門，來了。是男孩，六斤八兩。”陳一丹說，結果是完整的，有一套清楚的解釋：評委們“不僅是抱著孩子給你，還要講清楚六斤八兩：特征，耳垂有一個什么，頭發(fā)是黑色。”
這就是他期待的時刻，“每次我在門外是很開心的。”
張嘯柏金赫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9年10月30日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