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本來是成團14年的陶身體劇場的大日子。他們計劃在國家大劇院臺湖舞美藝術中心進行持續六天“數位系列全演”，包含室內外演出、藝術現場、音樂現場和大眾課堂。原本，這將是一場熱鬧非凡、屬于陶身體的舞蹈節。

但一切在疫情中戛然而止。4月28日，陶身體通過公眾號宣布，演出取消，陶身體計劃解散。當天，楊麗萍的《云南映像》演出團隊也正式宣布解散。

陶身體創立于2008年，曾被《泰晤士報》稱為“中國正在蓬勃發展的當代舞界一股強勁的新興力量”。他們曾受邀在世界各地40多個國家、全球上百個藝術節登臺。臺灣編舞大師林懷民說，陶身體重新定義了舞蹈，他們是“全新的、獨特的，也有中國傳統的影子”。

楊麗萍的《云南映像》于2003年首演，一直是中國現象級的舞劇。楊麗萍憑一己之力完成了創作、編排、營銷、包裝和推廣，在舞臺上建了一座“行走的民間歌舞藝術博物館”。《云南映像》團隊在海內外的巡演已超過7000余場，無論是商演場次、觀眾人數，都達到國內演出行業的巔峰。

一個是在全球著名劇場和藝術節獲得過諸多贊譽的中國獨立舞團，一個是國內舞蹈市場最成功的品牌之一，都在疫情的沖擊下難以為繼。

“我不想放棄，我知道很多人比我們更艱難……我不是一個害怕困難的人。”在一則視頻采訪中，63歲的楊麗萍幾度哽咽，“這次的疫情真的是太殘酷了，太殘酷了，沒有了舞臺，我們真的沒有辦法繼續生存下去了。”

陶身體創始人、藝術總監陶冶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則坦言，疫情帶來的艱難，讓他幾乎每天都在考慮是不是要解散舞團，“這個時代的觀眾，還需不需要這種純粹的藝術創作？我們在堅守的時候，也在自我懷疑。”

疫情之困，藝術家的自救

陶身體舞團最近裝修了教室空間，推開門，空無一物的純白空間內，是封閉已久的味道，腳踩上去都是細細的塵土。

疫情以來，陶身體針對大眾開設了舞蹈課程，這是他們在缺乏演出情況下的自救手段，一度支撐起舞團的基本運營費用。他們原本打算裝修一個新的教室，在4月面向公眾***，接受更多大眾學員。但北京疫情的反復，讓這里空關了許久。

幾個月里，陶冶一直在全力準備“數位系列”11個作品的全面展演，這是陶身體創立14年來的一個總結與回顧。

陶冶帶領十多位舞者，每天排練七八個小時，他和段妮計劃重登舞臺，演出早年作品《2》，演完這一次，兩位藝術家將宣告封箱。但這樣的封閉式訓練也遭遇了困難，兩位舞者因小區封閉而被隔離。陶冶不斷調整策略，他能想到的最壞結局是，在兩位舞者不登臺的情況下，完成全部的演出。

直到國家大劇院宣布五一期間演出全部取消，這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這幾年，我們時常會質疑自己的選擇。”陶冶說，他的自我懷疑，來自于獨立運營一個舞團的艱難，來自于自己作為舞者身體不可抵抗的衰老，更來自于疫情的打擊。

過去，陶身體奔忙在全球，一年最多有40多場國際演出。而在2020年，陶身體取消了全球十多個城市的巡演。

國際市場相對規范與成熟，而國內的現代舞市場則比較小眾。疫情的反復導致演出不斷延期、取消，國內演出市場的贈票習慣，也使舞團面臨很大的票房壓力。往往是辛辛苦苦巡演完一輪，只是剛夠支付成本。

陶身體想過很多辦法對抗困境。先是針對公眾愛好者設計舞蹈課堂，又創立起自己的時裝品牌DNTY，做快閃店。

對公眾來說，陶身體也并不陌生。陶冶、段妮是時尚雜志和品牌熱衷的合作對象，他們受邀與李宇春一起登上雜志封面。歌手阿朵有一段火出圈的行為藝術短視頻，也是因為參加了陶身體的“無限行走”服裝秀。阿朵的短視頻一度帶火了陶身體，也給陶身體的現場演出帶來一些新的觀眾。

但更多公眾的注意力沒有抵達陶身體的作品本身，始終還是被碎片化的信息所掩蓋。

“創作者可能是用一生去做一個好的內容，但這個內容很容易被這個時代的節奏消費掉。”陶冶說，他不在乎外界如何看待陶身體的作品，他唯一想的就是舞團怎么生存下去。

生存的艱難有很多，第一個就是如何留住并養活舞者。陶身體的舞蹈訓練以繁復、嚴肅和艱苦著稱，必須訓練磨合三個月到半年才能登臺。從創立之初至今，陶身體總共招募過30多位舞者。疫情以來，舞者的流失尤為嚴重。很多年輕人進入陶身體，密集訓練了半年，因各種原因離開，他們又不得不再招人，再培訓。陶冶最難受的是，有些舞者后來放棄了舞蹈，徹底改行。

時裝品牌DNTY的虧損也是陶身體始料未及的。段妮以創作舞蹈的思維面對服裝品牌，更多考慮的是怎么把設計、審美和品質做到極致，忽略了一個全新的服裝品牌所要面臨的種種難題，從品控、生產、運營到市場銷售的一系列繁復流程，對藝術家是新的現實挑戰。DNTY的受眾范圍和市場前景并不符合他們的預期，目前，DNTY已經及時止損，不再開發新系列。

藝術與商業，奢侈的共生

“如果陶身體在最初的幾年，作品沒有與觀眾建立聯系，媒體也不來報道我們，我們今年還會這么堅定嗎？”陶冶認為，陶身體之所以堅守了14年，與觀眾乃至整個行業的支持密不可分。

2008年8月，陶冶和段妮、王好一起，創立了陶身體劇場。創團的初衷很簡單，陶冶想要做一種全新的現代舞，只有純粹、極致和嚴肅的身體運動。

創團至今，陶冶創作了很多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數位系列”。“數位系列”從《重3》開始，然后是《2》《4》《5》，每增加一個數字，意味著舞臺上多一位舞者。

陶冶坦言，他早已想好了作品《19》《20》的編排，但數字越大，意味著舞者數量更多，舞團生存難度更大。

“我們確實是越來越辛苦。”他說，疫情以來，他們窮盡了所能想到的一切辦法，仍然入不敷出。早期有人出資支持過舞團，他們也曾以創作的形式完成一些商業合作，但都不是持續和長久的。

陶冶一直期待有商業品牌來支持舞團，他們以藝術創作的方式與品牌達成某種共識，形成一種共生的關系，“但這種共生關系的商業合作在國內很奢侈，尤其現在的商業環境并沒有那么樂觀。”

段妮曾在英國編舞大師阿庫·漢姆的現代舞團和沈偉在紐約的舞蹈團待過兩年。阿庫·漢姆當年解散舞團，想以獨立藝術家的身份繼續創作，被解散的舞者紛紛回到韓國、南非、西班牙等不同國家。陶冶說，這些舞者回國后都獲得了當地***的支持，有些給他們提供劇場，有些幫他們建立舞團。

“段妮回國的時候，中國現代舞還是很小眾的行業，什么都沒有。”陶冶說，這就是中國現代舞行業的現狀，“我們需要時間慢慢生長，沒辦法，你就是前浪。”

上海金星舞蹈團是中國第一家民營現代舞團，從1999年成立至今已23年。疫情期間，這支舞團不但能照常發工資，在沒有演出的情況下，舞團成員還能編創自己的作品，不為生存擔憂。

金星舞蹈團在中國是一個特殊的存在。“我來掙錢，讓他們安心跳舞”是藝術總監金星對舞者的承諾，她上綜藝、做評委、做直播、參加商業活動，就是為了賺錢養活舞團。金星曾把舞團形容為“我精神的自留地”，“每次我回到金星舞蹈團，看到大家都在無憂無慮跳舞的時候，我就知道我的堅持、我的努力是為了什么。”

楊麗萍的《云南映象》十年前就在歐洲巡演創造了上億票房收入，成為中國演出市場不可復制的現象級作品。2014年，楊麗萍控股的云南文化在新三板掛牌上市。

在2019年的年報中，云南文化已持續三年虧損。2020年疫情爆發，《云南映象》在昆明的定點演出和歐洲十幾國巡演全部叫停，舞團停工大半年。沒有商業演出就沒有收入，云南文化陷入巨大危機，楊麗萍也曾說，“大不了再賣一套房”。

而今，楊麗萍不得不選擇放棄。在宣布解散《云南映象》團隊后，4月29日，云南文化的收盤價跌到2.14元，相比2015年6月創出的24.99元/股最高價，跌幅巨大。

談到在疫情之下要養活一個舞團時，陶冶說，這是奢侈的、也是較勁的。他既想堅持理想，從藝術家和創作者的立場去完成舞蹈事業，也懷疑這種方式是不是有意義，“當你進入排練場，看到那么多舞者，看到這個行業的新人一直在蛻變，那一刻你又會被化解。”

每一天，他都把糾結放在內心，緊盯眼前的任務，一個個解決，默默前行。“數位系列全演”的計劃曾是陶冶給舞團未來的一針“強心劑”，但隨著演出被迫取消，答案似乎已經明晰。

“陶身體計劃解散”的消息成為京滬文藝圈的重磅炸彈，刷屏朋友圈，無數惋惜的聲音彌漫，舞團也收到了大量的問候和關懷。

陶身體聯合創始人王好說，“舞團的困境仍是實情，我們只能積極籌措，尋求舞團持續發展的各種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