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苗體君

1946年6月3日上午，檢察官在蘇州獅子口江蘇第三監獄里向55歲的第二號大漢奸陳公博宣讀了執行他死刑的判決。陳公博聽后，稱要寫遺書，一封是寫給家屬的，后一封是寫給蔣介石的。給蔣介石的信很長，信中陳公博仍念念不忘的依然是***，聲稱他“心里所懸放不下的還是一個***問題”。臨近中午已到了行刑的時間，給蔣介石的信只寫了一半，陳公博扔掉手中的筆，站起身來，習慣地向監刑官伸出手來，監刑官未曾料到，竟也不自覺地伸過手去，待感覺到不妥時，兩只手已緊緊地握在了一起，這一幕被現場采訪的記者拍了下來，披露報端后，一時間被諷刺為“后無來者的笑話”。陳公博的尸體先在蘇州安葬，后又移葬至上海的一處公墓，悄悄下葬，連墓碑也沒敢立。

縱觀陳公博55年的人生，他12歲時就隨曾任清朝廣西提督閑居在家的父親陳志美參加反清秘密會黨的很多活動，有推翻滿清王朝統治的雄心。29歲時他參與發起組織廣州***早期組織，出席了***一大，是中國***的創始人之一、中國南方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活動家，爾后脫離***，隨后，他的人生發生了重大的轉折。33歲時參加***，從此便一生追隨、效忠汪精衛。全面抗戰爆發后，46歲時他追隨汪精衛叛國投敵，在汪精衛偽政權中，汪精衛是第一號大漢奸，陳公博是第二號大漢奸。2021年中國***成立100周年，讓我們重溫歷史，揭開這位***一大代表55年人生歲月留給我們的一系列研究中的歷史謎團。

第一、關于陳公博籍貫、出生年月之謎。

1、籍貫之謎。1946年3月，陳公博等被押至江蘇高等法院受審，在接受審判時，陳公博始終稱自己為廣東南海人。其實，陳公博并不是當時真正意義上的廣東南海縣人。陳公博祖籍福建上杭，不知何時、何代遷到廣東北部的乳源，到陳公博的祖父時，才由乳源遷到廣州定居。陳公博的父親陳志美原是清軍中的一名武官，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立下了赫赫戰功，受清廷封賞，被皇上賞賜穿黃馬褂，雖然在廣西任提督，但他的家業都在廣州及廣州附近的州縣里。陳志美于1895年被解除職務后回到廣州家中閑居，但保留官職并繼續享受清廷的俸祿。陳公博出生在廣州城大北門內長泰里一所豪宅內，大北門內這一帶是當時清八旗軍官兵軍屬的特區，其中不少***軍官也居住在這里，陳志美就是其一。陳公博家族的一位成員也證實，陳家原系客家人。陳公博在回憶錄中并未說他是客家人，但他能隨便說客家話，而上杭和乳源都是客家人聚集的地方。看來陳公博是客家人，出生在廣州，歷史上廣州曾被稱為番禺、南海，陳公博稱自己是“南海人”沿用的是廣州的古稱。

◆1935年的陳公博。

2、出生年月之謎。史學界有兩種說法：一說是1892年10月19日；一說是1890年10月12日。

①“1892年10月19日”一說源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史教授韋慕庭(C·MartinWilbur)。1922年11月，陳公博在得到汪精衛的大力支持與幫助下，由香港乘船去日本，隨后赴美留學，在美國期間，陳公博完成了題目為《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碩士論文，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授予的碩士學位，陳公博在文中稱自己生于光緒十六年，即1891年。而按照中國人傳統的習慣，一個孩子生下來，過第一個陰歷年就是兩歲，韋慕庭認為陳公博應該生于1892年，不是1891年，根據調查，韋慕庭從陳公博一個親屬那里得知陳公博生于中國龍年的8月29日，即公元1892年10月19日。今天理論界一般采用的是韋慕庭的說法。

②“1890年10月12日”一說源于北京師范大學已故的蔡德金教授。蔡德金根據偽國民***時期陳公博填寫的履歷資料，結合抗戰勝利后審訊陳公博留下的資料，認為陳公博出生在“1890年8月29日，則為陽歷的10月12日。”

如，1940年7月29日，大漢奸汪精衛在南京成立了偽“***實施委員會”，二號漢奸陳公博是該委員會的常務委員，在同年9月20日出版的《***月刊》創刊號上刊登了陳公博的履歷，上面寫著陳公博“生于1890年”。從1946年2月17日起，陳公博作為漢奸在蘇州接受審判時，其供詞中亦稱自己是“廣東南海人，1890年生”。而且，在國民***官方的起訴書、判決書，或陳公博個人的供詞中，都稱陳公博的年齡是“55歲”。而作為官方的記錄，只能以實際年齡為準，因此蔡德金推斷陳公博出生的年代應該是1890年，具體地說應該是1890年中國農歷的8月29日，這一天是公歷的10月12日。

第二、關于陳公博赴上海出席一大原因之謎。

關于陳公博出席***一大的原因，存在兩種說法：1、民間的說法，就是陳公博赴上海出席***一大的目的是為了度蜜月。

人們依據陳公博是抗戰時期僅次于汪精衛的第二號漢奸，1944年，大漢奸汪精衛病死后，根據汪生前的遺囑和日本軍方的意見，陳公博被推為偽國民***代主席，升格為大漢奸，而且陳公博生活糜爛。陳公博的結發妻子叫李勵莊，就是陪陳公博赴上海出席一大度蜜月的那位，二人1921年7月結婚并生有一個兒子，名叫陳干，陳公博被處決時陳干有十八九歲，人很老實，愛安靜，***元老何世禎向蔣介石要了一筆錢，用這筆錢資助陳干去了美國。

2、學術界對陳公博出席***一大的原因評價就比較客觀，認為陳公博是為了安全起見，才攜新婚妻子李勵莊以度蜜月為掩護出席***一大的。1920年夏，陳公博從北京大學畢業回到了廣州，在他的母校廣東法政專門學校任教，與陳公博同在北京大學讀書的同鄉譚平山、譚植棠叔侄二人則在廣東師范專門學校任教，三人經常在一起聚會，他們商議辦一份報紙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最后，陳公博決定模仿《每周評論》，并給報紙命名《廣東群報》，由陳公博擔任主編。

在廣州進步思潮的影響下，陳公博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理論。1920年8月，上海***早期組織成立后，陳獨秀等人開始聯絡、指導全國各地***早期組織的創建，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三人都是北京大學的畢業生，陳獨秀就寫信給他們，要他們成立廣州***早期組織。他們就先成立了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因為參加的人員比較復雜，有馬克思主義者、無***主義者，還有工團主義者，所以到了1921年3月，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自行解散。

◆陳公博在《新青年》9卷3號發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

1920年12月16日，陳獨秀應廣東省省長陳炯明的邀請來廣州辦教育，陳獨秀一到廣州就找到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三位北京大學校友。經過醞釀后，于1921年3月，廣州***早期組織成立。小組一開始由陳獨秀任書記，不久就由譚平山任書記，譚植棠分管組織工作，陳公博分管宣傳工作。1921年6月，上海共產主義發起組通知各地***早期組織派代表到上海參加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的陳獨秀接到通知后，召集廣州***早期組織黨員在譚植棠家開會。當時，陳獨秀在廣州***擔任教育委員長兼廣東大學預科校長，據***一大代表包惠僧回憶，“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陳說他不能去，因為他兼大學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當時譚平山是廣州***早期組織的負責人，但陳獨秀讓譚平山留下來協助籌款。當時的陳公博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宣傳工作非常積極，已成為中國南方共產主義運動中很有影響力的政治活動家，很受陳獨秀的賞識，加上又逢暑假，陳公博任職的廣東法政專門學校放假，所以陳公博就成了出席一大的最佳人選。雖然上海共產主義發起組要求各地派兩名代表赴會，陳獨秀經過考慮后決定廣州***早期組織只派一人赴會，后經陳獨秀提名，支部大會通過，最后決定由陳公博代表廣州***早期組織出席***一大。

隨行的陳公博的太太李勵莊曾是中國***早期婦女運動的領導人之一。1924年，李勵莊曾與高師女生鐘婉如、陳逸云等人發起成立了廣東“女權運動大同盟”，大同盟第一屆會長由向警予擔任，李勵莊為副會長。陳公博赴上海參加一大為何還要帶著太太呢？主要的原因是，成立***的活動是極其秘密的，當時上海租界接到警界的通知，說東方的***人要在上海開會，包括中國人、日本人、俄國人、印度人、朝鮮人等，租界為此投入了許多密探，準備好了抓捕行動。為了安全起見，陳公博就攜新婚的妻子李勵莊以度蜜月為掩護，出席***一大的。為了二人出入方便，他們就住進了位于南京路上的大東旅館，而其他外地代表則住在提前訂好的博文女校。?

第三、關于陳公博碩士論文被破譯之謎。

陳公博從小就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后來先后在廣東法專學習了3年法律，隨后在北京大學學習了3年哲學，接著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了3年經濟學并獲得了經濟學碩士學位，可以說陳公博在學歷上是中西合璧，其文字功底也極佳，他做過一些報刊的通訊員，還親自辦過報刊，其撰寫出版的《寒風集》《苦笑錄》兩本書影響極大。

除陳公博外，當年參加***一大的12名代表及2名共產國際代表，還有***的主要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后來他們回憶***一大召開及閉幕的具體日期，及一大起草通過的綱領和決議案的下落時，個個都印象模糊，如果不是陳公博的碩士論文，這些問題或許成為永遠的歷史之謎。

◆《寒風集》

1、破譯一大開幕、閉幕的日期之謎。在延安時，隨著中國***的不斷壯大，紀念中國***誕辰的呼聲越來越高。1936年，一大代表陳潭秋用俄文發表了一篇題為《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關于一大開幕的日期，陳潭秋認為應該是在1921年7月15日之后。1936年，一大代表***與美國進步作家斯諾的談話中說：“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成立大會。”農民出身的***不習慣公歷的紀年法，他講的“5月”應該是中國傳統農歷的紀年法。為此，我專門查閱了1921年的日歷，1921年農歷5月份總共29天，這29天相當于當時的公歷1921年6月6日至7月4日。1937年，一大代表董必武在延安對斯諾的夫人說：“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看來一向嚴謹的董必武也只記得開幕的日子在7月份，具體日子董老更是記不清楚。一大會議主持人張國燾在1953年的回憶說：“1921年5月我遇見毛，那時他被邀參加中國***在上海的第一次會議”，張國燾與***的記憶是一樣的，應該都是農歷的5月。1938年5月，在延安越來越多的人關注黨的生日，許多人向***、董必武詢問此事，對此，他們二人也十分焦急，最后，沒有辦法，二人經過商定，確定7月1日為中國***的生日。1938年，***在《論持久戰》中指出：“7月1日，是中國***建立17周年紀念日，這個日子又正當抗戰的一周年。”從此，中國***的誕辰之日被確定了下來，每年7月1日都要舉行紀念活動。

196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在整理資料時，在沾滿塵土的一堆舊紙里，發現一篇寫于1924年1月的一篇碩士論文，論文是用英文打字機打出來的，題目是“thecommunistmovementinchina”（譯成漢文是：《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作者是：“chenkung-po”，該校研究中國史的教授韋慕庭對此發現十分興奮。他立即去學校查閱當年學生的檔案，并很快查到了“chenkung-po”就是***一大代表陳公博。陳公博在《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文中寫道：“中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于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舉行。”文章中陳公博還說會議“到7月30日結束”。陳公博是1923年2月去美國留學的，《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文寫于***一大召開后的兩年半，又是一篇嚴謹的學術文章，其可信度當然很大。但那時中美關系緊張，中國的學界及政界也不可能看到韋慕庭的研究成果。

1960年，韋慕庭又看到陳公博發表在《新青年》九卷三號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文章發表于1921年8月，陳公博在文章中寫道：“我于是在7月14日啟程赴滬”，抵達上海“是7月21日”，到上海的第二天與兩位“外國教授”（因為公開發表，陳公博講的很含蓄，這二位教授指的是兩位共產國際代表）見面，時間應該是7月22日，如此推斷，一大開幕的時間應該在7月22日或者其后。7月30日晚上，***一大第六次會議還沒有開始開會時，法國巡捕房的中國密探程子卿闖入會議室。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憑其多年搞地下斗爭的經驗，立即宣布解散會議，代表快速離開會場，只留下屋主人李漢俊與陳公博二人應付場面。不久，就趕來一大批巡捕，他們對李漢俊、陳公博進行了細致的詢問，最后才離開。當陳公博出門準備回大東旅社住處時，又遭人尾追，陳公博跳上一輛黃包車，那人也要了輛黃包車，在最熱鬧的上海大世界里陳公博費盡力氣，才擺脫探子的尾隨。被驚嚇的要死的陳公博回到旅社，他先讓新婚妻子李勵莊把放在行李箱的文件燒掉，然后上床睡覺，可驚恐萬分的陳公博怎么也無法入睡，陳公博接著寫道：“這次旅行，最使我終身不忘的，就是大東旅社的謀殺案。我到上海住在大東旅社41號，那謀殺案就在隔壁42號。7月31日那天早上5點多鐘，我睡夢中忽聽有一聲很尖利的槍聲，繼續便聞有一女子銳利悲慘的呼叫。”

◆1921年8月1日，在上海《申報》上刊載的文章《大東旅社內發現謀斃案》。

第二天上海的《新聞報》刊登題為《大東旅社內發生謀斃案》，當天上海有名的《申報》在第14版載文《大東旅社內發生謀斃案，被害者為一***》，8月2日的《新聞報》又載此案的續集。由此就推斷出了一大開幕及閉幕的時間。

2、***一大的文獻被發現之謎。***一大曾經通過一個綱領和一個決議，這兩篇文獻當時都是手抄稿，沒有公開發表。1937年美國進步作家斯諾的愛人尼姆·韋爾斯就這兩篇文獻的下落，在延安詢問過董必武，并寫下了《中國***人》一書，書中記述董必武的回憶：“原來陳獨秀要參加會議并確定為這次會議的主席。但是，那時他必須在廣東，于是張國燾代替他。關于這次會議的所有記載都丟失了。我們決定制定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宣言。但是，黨的這個早期的文件，我們一份也沒有了。”

1944年10月，上海申報社出版的陳公博的《寒風集》一書里，有一篇題為《我與***》的文章，文章記載了他參加一大的經過，記述了前六次會議在上海李漢俊寓所召開的過程，及其為了一大的綱領和決議案激烈爭論的經過，綱領和決議案是否發表出去，最后決定由新任的書記陳獨秀來決定。當時陳獨秀在廣州幫助廣東省長陳炯明辦教育，沒有去上海參加一大，因為陳公博是廣州***早期組織的代表，所以就把一大的綱領及決議交給了陳公博，由陳公博回廣州后轉交陳獨秀，由陳獨秀做最后裁決。

1923年2月12日，陳公博隨身攜帶著***一大曾經通過的一個綱領和一個決議的手抄稿，經日本橫濱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1924年，陳公博完成了他的碩士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后面有六個附錄：附錄一：中國***的第一個綱領（1921）；附錄二：中國***關于黨的目標的第一個決議（1921）；附錄三：中國***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附錄四：中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1922年）；附錄五：中國共產***程（1922年）；附錄六：中國***第三次代表大會宣言（1922年）。其中前兩個附錄就是丟失已久的珍貴的一大文獻，歷史的空白與遺憾最終由陳公博的碩士論文得以填補。

第四、關于陳公博退出***之謎。

1、各種詞典、書刊、官方資料及黨史類的權威資料大都說陳公博是被開除出黨。1984年出版的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獎的《簡明社會科學詞典》，關于陳公博的詞條載“早年畢業于廣東法政專門學校。1920年北京大學畢業，回廣州和譚平山創辦《群報》。1921年初參加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同年參加中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3年被開除出黨。”黨史類的***、權威書籍也采用這種說法，如著名黨史專家廖蓋隆主編的《中國***歷史·大辭典》記載：陳公博在“中國***廣東支部建立后，他擔任組織部長。1922年自行宣布脫離***，后被中國***開除黨籍。”***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的《中國***歷史·第一卷·人物注釋集》說：陳公博“1922年自行宣布脫離***，后被中國***開除黨籍。”

查閱資料后，你會發現早期的中國***加入或退出非常簡單，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謂開除出黨的事情了，這種情況持續到大革命失敗后才告終結。因此說陳公博***比較合理。

2、陳公博是自己退出***的。翻閱資料你會發現，陳公博退出***有一個過程。

其一、***一大期間，發生的三件事讓陳公博十分不滿，這是陳公博退出***的萌芽。

陳公博在《我與***》一文中，回憶說：“短短會期四五日，使我發生極大的反感，其中有幾件事，最使我極端不滿。”第一件事是：關于開會地點問題，陳公博對張國燾借故打擊李漢俊的行為產生厭惡。因為當時上海租界已知道東方的***人要在上海開會，并準備好了抓捕活動。據陳公博回憶，“原議開會均須更換地點，以免被人注意。但一連四日都在李漢俊的貝勒路家內開會，我覺得有些詫異，那天恰恰早上張國燾來找我，我問他為什么與原議不符。他說李漢俊是有問題的，他的主張不是列寧理論，而是柯茨基理論，他是黃色的，不是紅色的，我們在他家內開會，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們偏要在他那里開會。”就是因為沒有及時更換開會地點，7月30日晚，召開第六次會議時突然遭到法國巡捕的搜查，參加會議的其他代表都快速離開會場，陳公博同情李漢俊的遭遇，留下來陪李漢俊。

第二件事是：會議提出的“禁止***人員參加政治，甚至乎不許當校長”的提議，使陳公博“氣得差不多退席”。后來，陳公博在文章中記述說：“因為張國燾去過短期俄國的關系，故推他做大會主席，國燾那時不免趾高氣揚；然而國燾那時是沒有主見的，一切都唯俄國代表馬令（馬林）和吳廷斯基（維經斯基）的馬首是瞻，當時有幾件提案竟把我氣得差不多退席，其中一件是禁止***人員參加政治，甚至乎不許當校長。我爭辯著，***是應該斗爭的，為什么連校長都不可干，國燾硬要通過，而多數居然贊成。可是到了第二晚開會，國燾提出取消昨夜的決議，我質問為什么大會通過的案可以取消，他說是俄國代表的意見。我真氣極了，我說昨日我本來不贊成，而會內倒否決我的意見，今則議案通過，只由一個俄人反對，又取消議案，這樣不必再開大會，只由俄國人發命令算了。”翻閱1921年《中國***的第一個綱領》，共有15條，其中第14條說：“黨員除為現行法律所迫或已得到黨的同意者外，均不得擔任***官吏或議會議員。但士兵、警察和文職雇員不受此種限制。”從這段材料看，陳公博的這一回憶也是準確的。

◆1924年陳公博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

第三件事是：會議把孫中山與北洋***的徐世昌相提并論，也讓陳公博十分不滿。陳公博后來回憶說，大會“通過宣言，內中對于孫先生和徐世昌相提并論”“我直急得跳起來，找佛海、漢俊商議補救的***，后來到最終會議，才提出一個折中方案，將來這篇宣言應否發表，授權新任的書記決定。我回廣東之后，向仲甫先生痛陳利害，才決定不發。”當年的一大代表李達提到一大宣言時，記述到：“宣言草稿中也分析了當時南北***的性質，主張北洋封建***必須打倒，但對孫中山的******，也表示未能滿意，因此有人說‘南北***都是一丘之貉’。”當年一大另外一位代表陳潭秋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回憶》一文中說：“包惠僧認為***與孫中山是代表兩個不同的階級，不應有任何的妥協。因此對孫中山應與北洋軍閥一樣看待，甚至要把他看得更壞一些，因為孫中山的宣言，容易使群眾彷徨。”查閱1921年的《中國***關于黨的目標的第一個決議案》，文中說：“對現存各政黨應采取獨立、攻擊和排斥的態度。在政治斗爭，反對軍閥與官僚，以及要求言論出版與***自由時，凡必須表明態度者，本黨應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準與其他黨派或團體***。”從上述資料看，陳公博這一回憶也是毫無疑問的。

◆陳公博主辦的《廣東群報》。

其二、與陳獨秀、譚平山之間的誤會，使陳公博宣布在組織上退出***。

陳公博與陳獨秀之間的關系是比較特殊的。陳公博在北大讀書時，陳獨秀是北大文科學長，在北大，陳公博面對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成天躲在圖書館里讀書，與陳獨秀也只有一面之交，就是詢問考試的日期。1920年10月20日，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三人感到廣東政治氣候沉悶，決定辦一份以“不談現在無聊政治，專為宣傳新文化的機關;不受任何政黨援助，保持自動出版物的精神”為宗旨的《廣東群報》。在陳公博的要求下，陳獨秀還在《廣東群報》創刊號上發表了《敬告廣州青年》一文，一大前后，陳公博與陳獨秀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但后來出現了誤會。

1922年5月23日，陳獨秀邀陳公博等人陪同，前往廣東惠州訪問陳炯明。到惠州后，陳公博因為不認識陳炯明，也就沒有陪陳獨秀到陳炯明的駐地。在陳獨秀離開廣東后，***中央在第三國際的影響下，表示中國***立即與陳炯明斷絕關系，支持孫中山。不久，陳炯明在廣州發動了政變，陳公博主持的《廣東群報》也被迫停辦，廣東支部推舉譚平山去上海中央總部匯報工作。陳公博為赴美留學作準備，陳公博回憶說：“恰在這時張太雷銜了上海***之命，并攜了仲甫先生手書來粵見我。希望立刻離粵往上海，因為上海盛傳我有幫助陳炯明的嫌疑。”陳公博看了張太雷帶給他陳獨秀寫來的信后，氣的“三尸神暴，七竅煙生”，陳公博認為自己“沒有做過陳炯明的官，沒有拿過陳炯明的錢，并且也沒有見過陳炯明，陳炯明是紅是黑的，我都不清楚。”這些“陳仲甫應該知道，剛去上海的譚平山也應該知道，何以兩人知而不言，他們不止夠不上做朋友，而且更夠不上做人。”陳公博拒絕去上海，但他給陳獨秀寫了一封信，信中他質問陳獨秀，“末后附帶罵平山，說我們做了朋友和同事多少年，連我的性格和主張都不清”，“似這種賣友之人，連尋常的朋友都不配，遑能論乎共同艱苦奮斗。我聲明自今以后獨立行動，絕不受黨的羈束了，我也從此脫離***了。”

為何會出現陳公博與“陳炯明搞在一起”的誤解？因為陳炯明主政廣東后，進行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為廣東營造了一個較為寬松的政治氣氛及文化氛圍。當時的廣東省被稱為“模范省”，對此廣東黨組織對陳炯明是有好感的，廣東黨組織的機關報《廣東群報》經常為陳炯明發布一些言論、信息。而陳公博又是報紙的主要負責人，這就必然遭到誤解，難怪張國燾說“陳炯明的喉舌《群報》又是由***人陳公博、譚植棠任編輯，其言論不待說是偏袒陳炯明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回憶也說，在陳炯明發動叛亂后，“廣東的***人陳公博、譚植棠、譚平山等違反了***的方針政策，同陳炯明搞在一起”。從上面的分析可知，不論是叛亂前還是叛亂后，陳公博根本就沒有與陳炯明搞在一起，陳公博在選擇孫中山、陳炯明的問題上是始終支持孫中山的。說陳公博***中央政策支持陳炯明，還有一條原因，就是《廣東群報》當時有兩個編輯，他們二人每月從陳炯明那里拿300元，估計有人借題發揮。

其三、留美期間，陳公博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最終在思想上完全脫離***。在其碩士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中，陳公博對馬克思主義學說進行大肆批評，這充分說明，他不僅在組織上脫離***，而且在思想上已成為地地道道的反馬克思主義者。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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