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不僅整容，還著迷練字，因交際場有兩個對陌生人的潛規則，一是“以貌取人”，二是“以字取人”，誠然孔子說過“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但圣人都犯的錯誤凡人更難避免，而“以字取人”雖也不是高明的判斷***，但從古至今對書法的推崇，使其具有比外表還大的迷惑性，于是當一個人同時擁有這兩點的時候，周圍人慘了。

同時擁有這兩點的人就是鄭孝胥，他是一個矛盾而且復雜的人物，他的學識基礎都來源于他年輕時候的家庭教育，1860年時鄭孝胥出生于晚清蘇州，結果蘇州被太平軍控制，一家老小不得不全部遷往老家，他在作為名士的叔祖鄭世恭膝下開蒙，從7歲到17歲，從《三字經》到《爾雅》，鄭孝胥身上沾染了無限的文人氣息。

又因為鄭世恭和沈葆楨有交情，沈葆楨因此也認識鄭孝胥，沈葆楨作為當時晚清重臣，鄭孝胥剛出生的時候他就已經是江西巡撫，后又升閩浙總督，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是推動臺灣近代化的重要存在，鄭孝胥被他賞識后成為了他的幕僚，兩人時不時談文論道，他還有幸得以認識林壽圖，可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一次婚姻更讓他的外殼金光閃閃，公元1879年鄭孝胥娶了吳贊誠的二女兒吳氏，吳贊誠也是當時的一位大臣，跟沈葆楨關系密切，而且他的大女兒嫁給了李鴻章弟弟李蘊章的兒子，他本人也跟李鴻章的長兄有來往，所以鄭孝胥娶吳氏就意味著鄭氏和李氏攀上了關系，意味著他身家清白，人品高潔。

在良好家庭教育、穩健人際關系、高標姻親支撐這三點的鋪墊下，鄭孝胥還未參加福建省鄉試之前，就有了名氣，讓他出名的最重要一點，當然就是書法，中國書法發展到清朝出現了中興，初期流行帖學，后期流行碑學，但無論是哪一種都是站在前23個朝代的肩膀上，華采眾長，所以顯得鄭孝胥會得字體特別多。

最開始的時候他模仿歐陽修和蘇軾，還有顏真卿，后來魏碑也是他的靈感來源，而歐陽修的楷書膏潤無窮，顏真卿的顏體雄秀端莊，蘇軾的書法行云流水，魏碑時而樸拙險峻時而舒暢順滑，使得鄭孝胥的書法清剛又松秀，如今書法協會副主席沙孟海甚至說他的成就在趙之謙、陶浚宣、李瑞清之上。

漸漸地，在晚清書法上無人能出其右，所以鄭孝胥一年光是賣字，都能收入20000金，被稱為是“一字千金”，1908年李經楚，即李鴻章兄長的兒子，也是招商銀行的創始人找到了他，更是一開口就直接說“4字4000兩黃金”的程度，即便兩人沒有交情，鄭孝胥也不會跟錢過不去，于是“交通銀行”這4字，如今還挺立在大街小巷，十分常見。

那時候李鴻章就夸他“人且清挺，文筆入古”，這不就是對他“貌”和“字”的巨大肯定？不過李鴻章一生在近代化工業和甲午中日戰爭上也是毀譽參半，鄭孝胥本人也逃不過“晚節不保”，還是公元1911年，那一年什么事都大不過辛亥革命爆發，大清亡了，按照以前的說法是，鄭孝胥他們都要做大清國的遺民了。

“遺民”這個詞本身是不具有褒貶義的，但你要是一想到城墻上，外族入侵而誓死堅守的眾臣，你就會覺得遺民頓時變得有氣節起來，鄭孝胥他們也是這么想的，作為“遺民”，他們留著辮子，堅持在詩文書信上用宣統年號，變得固執起來，把這一場前所未有大勢所趨的改革看作是“群盜如毛國若狂”。

后來他還做了漢奸，畢竟溥儀都成了最大的漢奸，鄭孝胥以“遺老”自居，被溥儀招到了北京擔任總理內務府大臣，當溥儀去了日本，他也跟著籌劃復辟的事情，1931年九一八事變，偽滿洲國國歌和建國宣言就是他負責起草的，更重要的是，1936年之后他依然還在為日本人做事，導致故交好友紛紛割袍斷義，形同陌路，分道揚鑣。

“散原老人與海藏齊名四十余年，晚節猶如熏蕕之異”柳亞子為之蓋棺定論，當時是1938年鄭孝胥不知是暴斃還是被毒殺，死于長春，散原老人則是之前七七事變就拒絕服藥進食，最終憂憤過世，所以柳亞子說鄭孝胥和散原老人是“臭草（蕕）”和“草（熏）”的差別，可見外貌當真不重要，以書法看人也十分可笑，甚至并不比以貌取人好，欲知人性還是在于“路遙知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