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不好意思，由于最近工作繁忙，雜事太多，遲遲未能按照原定計劃迅速完成后半部分，讓很多朋友久等了！還望大家見諒！
本文的上篇在這里——《漫談武大與北大的歷史淵源（上）》
一、民國前期：零星、單向的人才輸送
（一）1919：首次相遇
（二）1925：不歡而散
（三）1927：來去匆匆
二、民國后期：珞珈魂紅樓鑄
（一）北大老校長蔡元培：“鄂省大學，定名為國立武漢大學”、“與北大中大等并重”
（二）北大教授胡適：“你如果要看中國怎樣進步，可以去到武昌看看珞珈山武漢大學”
（三）武大前校長劉樹杞：蔣夢麟時代北大“中興”的重要功臣
（四）西遷樂山的國立武漢大學：學術水平“甚至可以與昆明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相媲美”
（五）“后起之秀”的雄心壯志：“至少要起而與老大哥似的北大、清華諸校相抗衡”
上篇補記：
筆者在上篇中曾經指出，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堪稱北京大學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先后遭受奉系軍閥與***當局的輪番摧殘，甚至還一度“亡?！保≡诖似陂g，該校原本在全國數一數二的強大師資，大部分都流失殆盡。
北京大學作為當時的“全國最高學府”，其優秀人才的大量流失，這可不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而是一個非同尋常的重大事件！北大的這場巨大災難，在客觀上卻給全國的很多文化教育機構帶來了一次空前的發展良機。當時，與北大自身的急劇衰落形成了鮮明對比的，則是從北大本校流失出去的“北大幫”校友群體，在全國各地的眾多新舞臺上的呼風喚雨與興盛一時（1928年定名和改建的國立武漢大學，當然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1930年12月，《大公報》上曾有一篇文章指出：
至國民革命成功，國府奠都金陵，曩時北大師生因緣時會，學優則仕，上自首都教育行政機關，下至大學專門校務，并及各種國立學會圖書館等事業，靡不兼容并包，極一時之盛。
從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剛剛改建不久的國立武漢大學，作為全國高校中的“后起之秀”，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方面要追趕上少數頂尖級名校，自然尚需較長時日，不可能立竿見影，一蹴而就。不過，在物質建設方面，要趕超先進水平，相對來說就容易多了。特在此補充一點數據，足以從一個側面反映這一點。
先說“歲入經費”（即我們今天所說的每年的“辦學收入”），1928年，國立武漢大學成立當年的歲入經費為43.1萬元，位居全國第12名，北大為49.5萬元，全國第10；1929年，武大為78.9萬元，全國第11，北大為90萬元，上升到全國第7；1930年的數據不詳；1931年，武大為135.6萬元，上升到全國第6，而北大大概是受“九一八事變”的影響，全年歲入經費僅26.2萬元，已經下滑到30位左右了；1932年，武大為111.1萬元，全國第6，北大為102萬元，全國第8；1933－1935年，武大歲入經費分別為151.7萬元、178.2萬元、159.1萬元，全國排名3－4位，而北大連續3年都是將近92萬元，排在7－8位。
再說“設備價值”，1929年，北大為36.3萬元，高居全國第3，武大僅8.4萬元，全國第17；1930年，北大仍為36.3萬元，全國第3，武大16.9萬元，全國第13；1931年，當年新增的設備價值，武大突然間就竄到了全國第1！（武漢大學91萬元，廣西大學54.7萬元，清華大學51.1萬元，中央大學43.6萬元）而北大當年僅新增3.1萬元，實在有點慘不忍睹……1932年，武大當年新增37.2萬元，全國第5，北大新增20.7萬元，全國第8；1933－1935年，武大新增設備價值分別為52.6萬元、75.1萬元、79.6萬元，連續三年蟬聯全國第1！而北大1933年為23.2萬元，全國第7，1934－1935年更只有區區數萬元，全國排名30位左右……這我就有點看不懂了——那時候北大不是在“中興”時期嗎？歲入經費也不少了，錢都花到哪里去了？
從以上數據，我們可以看到，從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僅就“財力”與“物力”兩方面而言，北大已逐漸淪為一所普通的國立大學，再不復昔日的“最高學府”之榮光，而這大概也是蔣夢麟先生一開始并不是很愿意接長北大的一大重要原因吧。不過，他最終還是肩負起了這一重任，帶領著北大逐步走向了“中興”。
上篇中曾經提到，北大校長蔣夢麟當時麾下有“三駕馬車”——文學院院長胡適、理學院院長劉樹杞、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其中，劉樹杞曾任國立武漢大學籌備主任、代理校長，這里再補充一句——早年畢業于北大的周炳琳，1926年上半年曾在當時的國立武昌商科大學（武漢大學經濟學科的前身）任教一學期，因此，他也可以被視為武漢大學校友。
好了，上篇就補充到這里了，現在請大家繼續閱讀中篇——
三、計劃經濟時代：特殊年代的人員流動
（一）院系調整中的北大與武大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不僅在政治上向蘇聯老大哥“一邊倒”，而且在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均全面學習乃至照搬“蘇聯模式”。惟其如此，在高等教育領域，除了要對全國的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外，還要進行全國范圍的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主要是將民國后期的那些學科門類較多的“美式”綜合性大學調整為僅有文、理兩科的“蘇氏”綜合性大學及各種***學院。
在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中，北京大學與武漢大學的“遭遇”大體上是比較相似的，即原本都擁有文、法、理、工、農、醫六大學院（不過北大總共有33個系，武大僅有20個系），隨后工、農、醫三大學院全部分離出去，或并入其他高校，或參與組建一批新的高校，文、法、理三大學科亦有少量***分離出去，但更多的則是其他高校的相關***并入本校。
1934年在武昌街道口重建的“國立武漢大學”牌坊背面的“文法理工農醫”六字，顯示了當時僅有文、法、理、工四大學院的國立武漢大學的學科發展目標。然而，直到1947年，武漢大學方才最終實現了文、法、理、工、農、醫六大學院并駕齊驅的辦學目標與學科格局，而且僅僅只維持了3年時間，便因院系調整而宣告終結。在20世紀40年代末，中央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均擁有七大學院（中央大學在成立之初更是一度擁有過八大學院），北京大學、武漢大學、臺灣大學、四川大學、重慶大學、河南大學、貴州大學、長春大學等校則均為六大學院，其中，北大、武大、臺大、河大、長大均為文、法、理、工、農、醫六大學院的學科配置。
（寫到這里，有些話實在是不吐不快，那就順便說一下吧。七年前的一天，我突然在武漢大學主頁上看到某位“人文社科資深教授”發表的一篇關于“武大精神”的文章，這位“熟諳武大歷史”的耄耋老人，居然在文章中如此寫道：
武漢大學是當時世界上唯一一所覆蓋文、法、理、工、農、醫的大學，這是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世界名校也無法企及的。1936年，武大遷至樂山，圖書館也完整地西遷四川，書籍實驗設備一路用船運輸，毫無損失。
當時，我簡直目瞪口呆、驚駭莫名！后面那句話中的三處明顯的硬傷暫且不論，就說前面這句吧，我完全不敢相信，一位在抗戰時期從當時僅有文、法、理、工四大學院的樂山國立武漢大學畢業的著名學者，怎么能寫出這樣的話來？？？?。。?/p>
于是，我立即給他老人家打了個***，向他澄清了相關史實，隨后，又迅速與學校有關部門聯系，將這個過度夸張的低級錯誤從文中刪除，以免其“貽笑大方”，并將明顯有誤的第二句話修正為——“1938年，武大遷至樂山，圖書館也費盡周折西遷四川，書籍實驗設備一路用船運輸”。
之所以在這里專門提及此事，只是想告訴我的讀者朋友們——在很多問題上，千萬不要盲目迷信任何一位所謂的“權威”人士，切莫想當然地認為像“資深教授”、院士這樣的學術大咖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絕對正確的真理，事實上，任何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有出錯的可能，哪怕是最頂級的學者，哪怕是在他們自己比較熟悉的事物上，一旦犯起低級錯誤來，也是毫不含糊的！）
不同的是，當時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的文理科大部分都并入了北京大學，也就是說，當時北京地區最好的三所大學的文理科（在全國范圍內也都是頂級水平）已大部集于北大一校，完全就是一種傲視群雄、碾壓一切的存在！在這場院系調整中，北大固然是損失了全國頂級水平的農科與醫科，但在另一方面，卻直接抽掉了清華的“脊梁骨”（大部分文理科），還得到了燕大的“軀體”（大部分文理科以及整個校園），從總體上來看，顯然還是“得”大于“失”的。而且，也正是拜清華、燕京二校強大的文理科所賜，通過院系調整，北京大學可謂是輕而易舉地完全壓倒了清華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交通大學等這些原本實力極其雄厚、但卻在院系調整中損失慘重的老對手，毫無任何懸念地再次徹底奠定了“全國最高學府”的學術地位。
至于原本也實力不俗的武漢大學，可就沒有這么好的運氣了——當時中南地區并入武漢大學的幾所大學的文理科，其實力與地位顯然遠遠無法與清華、燕大相提并論，畢竟，放眼整個中南地區，除了在院系調整后僅有的兩所保留“大學”之名的著名高校——武漢大學與中山大學之外，就再也找不出像清華、燕大這么好的大學了！如此一來，由于工、農、醫三大學院這“半壁河山”被分離出去，而文理科又沒有得到比較好的補償（圖書館學除外），總的來看，武漢大學在院系調整中的“所失”可以說遠遠大于“所得”。于是，在院系調整過后，武漢大學與北京大學之間的實力差距便被迅速拉大了很多！再也不可能有20世紀40年代時的那種與北大、清華“并列而無愧色”的底氣與豪情了。
20世紀50年代初的院系調整，主要是以行政大區為單位進行的，但也有不少跨“區”的遷徙與流動。在院系調整中，華北地區的北京大學與中南地區的武漢大學之間，由于國家的一項特殊政策，曾經產生過唯一的一段聯系——1952年，國家決定將全國各個大學哲學系的所有教師都集中到北京大學一所高校，統一學習馬列主義，進行思想改造，也就是說，全國只保留唯一的一個北京大學哲學系，其他大學的哲學系全部撤銷。最終，北大哲學系集中了來自全國各大學的教師60余人，其中教授20多人。就全國范圍而言，在大學中從事哲學***教學與研究的學者竟然如此之少。但當這些人全部集中在一所大學之后，其陣容又可謂是蔚為大觀了。
當時，武漢大學哲學系的黃子通、程廼頤、周輔成、江天驥、石峻、陳修齋、張世英等7名教師全部轉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在院系調整后全國僅存的北大哲學系中，直接來自原武大哲學系的學者數量，僅次于原北大、清華、燕京三校。另外，當時從其他大學哲學系轉入北大哲學系的教師中，亦有汪奠基、洪謙2人早年曾在武大哲學系任教。在上述9人中，黃子通、江天驥、石峻、汪奠基、洪謙5人原本就是北大、西南聯大或燕京大學的校友。
（二）李達——與北大爭搶人才的武大校長
在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中，原湖南大學校長李達調任武漢大學校長。眾所周知，李達是***“一大”代表，也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但不幸的是，在他調來武大之后，學校里卻已經沒有他所從事的***了。這當然是一件令人無法容忍的事情，于是，在上任后不久，李達校長便開始謀劃重建武漢大學哲學系。
李達——武漢大學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1953－1966）
由于當時全國的哲學學者主要集中在北大一校，因此，其他大學如果要重建或新建哲學系，其首要的“挖人”對象便是北大哲學系了，武漢大學自然也不例外。面對李達校長的盛情邀請，有幾位老先生大概是因為年事已高，不是很樂意前往武大任教，于是，李達便將引才的重點放在了一批30歲上下的中青年才俊身上。在他相中的那些年輕學者中，有個別人一開始也不大愿意來武大，但最終還是被李達求賢若渴的誠意與熱忱所打動。
據筆者統計，在武漢大學哲學系重建前后，李達校長從北京大學的師生校友中總共聘請了江天驥、陳修齋、唐明邦、楊祖陶、劉綱紀、朱傳棨、楊敏才、李昌登等8人來校任教，這8人與北大、武大的具體關系如下：
江天驥，1942年畢業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1948－1952年任教于武漢大學哲學系，1952－1956年任教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56年重返武大任教，1998年退休，2006年去世。
陳修齋，1949－1952年任教于武漢大學哲學系，1952－1957年任教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57年重返武大任教，1993年去世。
唐明邦，195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同年起任教于武漢大學哲學系，2018年去世。
楊祖陶，1945年考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195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后留校任教，1959年起任教于武漢大學哲學系，2017年去世。
劉綱紀，195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同年起任教于武漢大學哲學系（1956－1958年回北大進修美學），2019年去世。
朱傳棨，195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隨后入中國哲學史教研室進修2年，1958年起任教于武漢大學哲學系，1996年退休。
楊敏才，195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1956－1987年任教于武漢大學哲學系。
李昌登，195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同年起任教于武漢大學哲學系，1966年去世。
在上述8人中，江天驥、陳修齋2人相當于是被李達校長“請回”了武大，而其余6人則全都是直接從北大“挖”到武大的。另外，為了提高武大哲學系的師資水平，李達校長還派遣了很多骨干教師到北大哲學系去進修，比如早年畢業于武大哲學系的蕭萐父，李達在邀請他回母校任教之前，便先行將其派往北大哲學系進修了半年。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劉綱紀當年在北大還沒畢業的時候，李達就曾親自來到他的宿舍，邀請他去武大讀自己的研究生！劉綱紀雖然深感榮幸，但他的學術興趣主要集中在美學與藝術方面，而且離開北大的眾多師友也讓他倍感失落。來到武大后，劉綱紀向哲學系的負責人表達了自己想要從事美學研究的想法，讓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李達校長得知后，竟然給予了大力支持，當即將他派回北大繼續進修美學，甚至還專門讓自己的秘書給北大校長江隆基和著名美學家蔡儀先生寫了一封介紹信！于是，劉綱紀在武大只呆了短短20多天之后，便又回到了北大！兩年進修期滿后，劉綱紀重返武大，再執教鞭，最終在美麗的珞珈山過完了自己的后半生。
1958年5月，武漢大學校長李達（中）與在北大哲學系進修的武大哲學系青年教師劉綱紀（左一）、蕭萐父（左二）、孔繁滋（右二）、朱傳棨（右一）等人在北京前門飯店前合影
李達校長愛才惜才、乃至不惜與兄弟院校搶奪人才的事跡，可以說不勝枚舉，這里再列舉兩個與北大有關的事例。如前所述，在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中，早年曾在北大學習、任教過的武大哲學系副教授石峻，此時又重返北大，1955年又調到人大。據他回憶，“在一次與李校長會見時，他曾深情地對本人說過，如果他早來武大，是決不會放我走的。這一直給我以非凡的知遇之感和難以忘懷的回憶”。
再如中國國際私法學的一代宗師韓德培，1946年來到武漢大學法律系任教，1947年任法律系主任，1949年任校務委員會副秘書長，1951年任副教務長，在校中的地位可謂舉足輕重。20世紀50年代初，主持中央法制委員會工作的王明曾邀請韓德培去北京和他一起工作，但當時的武大當局沒有同意。李達出任武漢大學校長后，在朝鮮戰爭板門店談判期間，外交部曾試圖將韓德培調過去參加談判，但遭到了李達的拒絕。當時，李達曾經放出話來：“武大什么人都可以調，就是韓德培不行?！?/p>
1955年，韓德培因為在“肅反”運動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決心就此離開珞珈山，前往北京大學任教。當時，北大與外交部都希望將韓德培調過去工作。然而，李達校長堅決不肯放人，有一天晚上還親自來到韓德培家中進行挽留，由于韓德培執意要離開武大，和李達校長“談得幾乎要吵起來”，最后兩個人都滿懷怒氣，不歡而散。不過，李達最終還是將韓德培“強留”在武大了。
1957年，韓德培在“反右”運動中被撤銷一切職務，下放到沙洋農場進行勞動教養。1958年，武漢大學法律系被撤銷。1960年，韓德培在摘掉“右派”帽子后，回到武漢大學擔任外文系資料員，后又改教英語。1964年，北京大學法律系再次試圖將韓德培調去北大工作，然而，當時主持武大工作的副校長何定華依然不肯放人，讓韓德培離開武大的計劃再次“功虧一簣”。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武漢大學于1979年決定重建法律系，時任校黨委副書記劉道玉曾在法律系籌備工作會議上充滿感情地指出：
現在看來，1958年撤銷法律系是完全錯誤的，是左傾錯誤的表現，是自己砸掉了自己的金字招牌。今天，我們恢復法律系，就是糾正歷史的錯誤，重鑄金牌。現在恢復法律系，正適時宜，是大勢所趨，眾望所歸。在歷史上，法律系是我校的王牌系，是武漢大學的驕傲。如果說法律系是武漢大學的一塊水晶，那么它已經被打破了。但是，所幸的是，晶體雖破但晶核尚存。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國際法學家韓德培教授，他是法學大師，是我們恢復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們堅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會從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幟下。用不了多久的時間，就會在他這個晶核的周圍生長出一塊美麗的巨大的晶體來。
我想，每一位武大法律學人，除了應該對當年一手恢復重建武大法律系的劉道玉校長與韓德培教授心存感激之外，也應該對李達與何定華這兩位老校長充滿深深的感恩之情——如果不是他們二位當年高度珍視人才，多次“強行”將韓德培先生留在武大，堅決不準他調往北大，那么，我們武漢大學在改革***初期恢復重建法律系的“晶核”與“信心”將從何而來？又怎么可能會有今天如此之高的學術地位？！
韓德培——最終無緣北大的武大法學“晶核”
（三）曾昭掄——對武大化學學科居功至偉的北大校友
在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北京大學與武漢大學之間的人員流動，還有幾例非常值得一提。
1955年8月，為發展原子能事業，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大學設立了中國第一個專門培養原子能人才的機構——北京大學物理研究室，并從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吉林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等高校物理系三年級學生中選拔了97名優秀學生調入該研究室進行培養。其中，武漢大學物理系調選了10名學生前往北大就讀，在這10人中，后來有張煥喬、潘自強2人在1997年分別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
1956年，在中國科學院的要求下，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設立了全國最早的計算機***之一，并從全國部分高校抽調一批優秀學生來學習這門新興科學，此時，武漢大學數學系三年級的沈緒榜即被選派到北大來學習計算機***。說來也巧，他也是在1997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以上三人，均可謂為當時武大為貫徹國家意志而向北大輸送的一批優秀人才中的杰出代表。
值得大書特書的是，1958年，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北大校友——曾昭掄先生來到了武大，進而對武大化學學科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曾昭掄
曾昭掄是曾國藩的侄曾孫，早年畢業于清華學校，后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博士學位，1931－1946年任教于北京大學、西南聯大化學系，在有機理論、分子結構、制備無機化合物和有機鹵化物等方面均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他是中國化學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擔任過4屆會長和1屆理事長，還在該會創辦了中國第一個用英、法、德文發表本國化學研究成果的學術期刊——《中國化學會會志》（1952年更名為《化學學報》），并擔任了20年的總編輯。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1955年，又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1993年統一改稱院士），并兼任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
新中國成立后，曾昭掄于1949－1950年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化學系主任，1950－1952年任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1952－1957年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1957年5、6月間，曾昭掄與千家駒、華羅庚、童第周、錢偉長等科學家經過調查，共同起草了一份《對于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并由民盟中央向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正式提出。6月6日，在民盟的一次會議（后來被稱為“六六六”會議）上，曾昭掄又與費孝通、錢偉長、黃藥眠、陶大鏞、吳景超等人就“整風”運動中的問題發表了一些看法。然而，不久后，這“六教授”全都被劃為大右派，成為全國輿論界口誅筆伐的重點批判對象。1958年6月，中國科學院決定撤銷曾昭掄、錢偉長等11人的學部委員職務（直到1980年才恢復這一名譽）。
1958年3月，中央決定將曾昭掄調到武漢大學任教，由武漢這個當時被認為是最革命的“大熔爐”來改造這位赫赫有名的全國“大右派分子”（劉道玉語）。曾昭掄所遭受的這些極不公正的待遇，當然是他個人的極大不幸，也是那個時代的悲哀，但是對當時的武漢大學來說，卻是“因禍得?！钡厥斋@了一位重量級的學術大師！
1958年4月，曾昭掄只身一人南下，來到武漢大學化學系任教。他完全不計個人的榮辱得失，而是將全副精力都投入到學術研究事業之中。據他當年的科研助手劉基萬回憶，曾昭掄一到武大，就成天泡在學校圖書館和化學系資料室里，無論天氣如何，每天都是來得最早，走得最晚。很快，他就在武大領導建立了元素有機教研室，這支科研隊伍總是夜以繼日地進行科學實驗，他們的實驗室被公認是當時的武漢大學夜晚燈光最亮的單位之一。隨后，曾昭掄又花了兩年左右的時間，寫出了一部140萬字左右的《元素有機化學》教材，這是我國第一部該***領域的叢書，在國內化學界產生了巨大影響。
1961年暑假，過度勞累的曾昭掄不幸病倒了，并被確診為淋巴癌（當時對他本人封鎖了病情），在醫院治療了幾個月之后才回到北大家中。當時，武大的領導要他長住北京療養，也有不少人多次勸他就此調回北京，但都被他拒絕了。他堅持每年回武大兩次，每次三個月左右，并將主要精力都放在培養年輕人上。在他的領導下，武漢大學的元素有機化學***可謂人才輩出，碩果累累，在全國化學界異軍突起。1963年的冬天，他曾經非常高興地向自己的學生和助手們表示：“我在武大這幾年的工作是我一生最滿意的一段工作”，“我對武大、對大家已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令人無比欽敬的是，在北京療養期間，已年過花甲的曾昭掄先生，還專門邀請北大日語系的教師為他開日語課，又請北大化學系與技術物理系的徐光憲教授為他講授“結構化學”；回到武大之后，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又隨同數學系的學生一起，聽完了張遠達教授的“線性代數”，“課堂筆記記了一厚本，并把每章的習題都做完”，真正是“活到老，學到老”的光輝典范！1964年，曾昭掄還曾在一份“思想匯報”中豪情滿懷地寫道：“我雖年老有病，但精神未衰，自信在黨的領導下，還能繼續為人民服務10年、20年，以至更長的時間，爭取為國家做出更多的貢獻?！?/p>
曾昭掄、俞大絪夫婦
然而，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徹底剝奪了曾昭掄繼續為國家和人民發揮余熱、多作貢獻的機會。“文革”爆發后不久，曾昭掄的夫人、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教授俞大絪（著名的《許國璋英語》第五、六冊主編）便被迫害致死，而他當時甚至無法回家送自己的妻子最后一程……
很快，到了1967年初，曾昭掄在武漢大學也遭到了殘酷的批斗和迫害，不僅被扣上了“全國大右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曾國藩的孝子賢孫”等帽子，甚至還在批斗大會上被當眾公開對他本人保密了5年多的癌癥病情！1967年底，曾昭掄在湖北醫學院（今武漢大學醫學部）第二附屬醫院的一間普通病房里含冤去世。
1981年3月，經***中央批準，教育部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為曾昭掄舉行了追悼會，并為其***昭雪，恢復名譽。在他的骨灰盒中，還陳放著一本這位杰出的北大校友在武漢大學工作期間所完成、并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元素有機化學》第一分冊《通論》。
另外，“文化大革命”爆發后，全國所有的高校都停止了正常的招生工作。到了1970年，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率先提出，要在廣大工農兵隊伍中通過“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復審相結合”的方式招收一批新生（后來被稱為“工農兵大學生”或“工農兵學員”）。隨后，武漢大學積極響應，仿效北大、清華的做法，開始在湖北省內進行招收工農兵學員的試點，1972年，又將招生范圍擴大到全國。
四、改革***新時期：禮尚往來攜手并進
（一）劉道玉——又一位與北大爭搶人才的武大校長
到了20世紀80年代，武漢大學繼30年代的王世杰與王星拱、40年代的周鯁生、50年代的李達之后，又有幸迎來了一位同樣杰出的校長——劉道玉。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發了21日的新華社電：“經中央批準，48歲的劉道玉，被任命為武漢大學校長。他是我國解放后自己培養的大學生中第一個擔任大學校長的人，也是全國重點大學中最年輕的校長?！?/p>
劉道玉——許多武漢大學師生校友心目中的“永遠的校長”（1981－1988）
面對著在過去種種“左”傾錯誤的長期摧殘中急劇衰落、百廢待興的武漢大學，劉道玉校長立下了“臥薪嘗膽，十年雪恥”的決心和誓愿。在其領導下，武漢大學銳意改革，不斷進取，在短短幾年內便一雪前恥，取得了顯著的辦學成就，其教育教學改革成果在全國范圍內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乃至被媒體譽為“中國高教改革的試驗區”、“全國高校中的深圳”，而劉道玉本人也被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萬里稱贊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四進士”（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鄧旭初、華中工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朱九思、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溫元凱）之一。
劉道玉時代的武漢大學，不僅校風自由、民主、***、活躍，而且發展勢頭非常迅猛，整體實力也迅速增強，與國內少數頂尖級名校之間的差距也大大縮小。當時，武大校內甚至還有一些人喊出了“北有北大，南有武大”、“民主的北大，自由的武大”之類口號，雖然這樣的說法頗有“攀附”之嫌，而且在學理上似乎也說不過去，但至少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的武大師生對本校的優良校風以及實力地位的高度自信與無比珍視。如果這種良好的發展勢頭能夠一直延續下去的話，那么，20世紀40年代的那個敢于公開宣稱與北大、清華“并列而無愧色”的武漢大學，終將會王者歸來！
當年的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在全國很多大學的廣大師生心目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就連北京大學也不例外。筆者曾經在互聯網上看到過一段傳言，說是有一次武大校長劉道玉訪問北大，沒想到北大的研究生們居然打出了這樣的橫幅——“歡迎劉道玉來北大當校長”！關于這個問題，筆者曾當面向劉道玉老校長本人求證其真偽，劉校長告訴我，這個傳言他也曾經聽說過，但是，這不是真的，沒有這回事，北大他確實去過好幾次，不過，沒有一次是正式訪問，他每次都是私下去的，而且都是出于同樣一個目的，那就是——“挖人”！
事實上，劉道玉從北大的師生校友中為武大物色人才，早在“文革”后期、1973年出任校黨委副書記之后就開始了！其中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如下幾位：
胡迪鶴，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學研究專家，195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隨后留校任教，是北京大學概率統計教研室最早教員之一，1973年調入武漢大學數學系，曾任系主任，2012年去世。
張堯庭，中國應用統計的重要開拓者，195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隨后留校任教，1976年被下放到貴州的山村中學，1978年調入武漢大學數學系，后曾任武漢大學統計學系首任系主任、管理學院院長等職，1994年調入上海財經大學，2007年去世。
葉汝璉，法國詩歌研究專家，1948－1980年任教于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1980年調入武漢大學，主持創辦武漢大學法國問題研究所，后曾兼任法語系主任，2007年去世。
張學仁，外國法制史研究專家，196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20世紀80年代初（具體年份沒查到）調入剛剛重建的武漢大學法律系。
梁西，中國國際組織法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1950年畢業于國立武漢大學法律系，1953－1982年任教于北京大學法律系，1983年回到武漢大學法律系任教，2020年去世。
鄭克魯，法國文學研究專家與翻譯家，晚清著名實業家、思想家鄭觀應之孫，196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1984－1987年任武漢大學法語系主任兼法國問題研究所所長。
雷禎孝，“人才學”的首倡者與創立者，196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化學系，1985－1993年任武漢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人才學研究室主任。
黃念寧，理論物理學家，著名國學大師黃侃的七子，195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1960年該系研究生畢業，20世紀80年代中期（具體年份沒查到）調入武漢大學物理系任教（和他父親一樣，都是先成為北大校友，再成為武大校友）。
以上幾位北大師生校友，都是在劉道玉先后擔任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期間來到武大任教的，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對劉道玉治下的武漢大學心馳神往的北大師生，還遠遠不止這些。當時，北京大學化學系的兩位學部委員（院士）——徐光憲、高小霞夫婦以及法律系主任張國華教授，都曾主動提出希望能調到武大來工作！要知道，當時整個武漢大學化學系都只有查全性一位學部委員！如果這三位北大教授都能如愿成行，那么，此事對于武大和北大的影響與震動都將是極其巨大的！而最后的結果也可以想見——當時的北大校方，絕對不會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有意思的是，在20世紀50－60年代多次差點就調到北大去了的武大法律系主任韓德培，其子韓鐵教授有一次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碰到了北大法律系的一位副系主任，對方曾向他大發感慨，“說武大法律系有氣魄，職稱問題解決得比北大快，也比北大好”。這大概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為什么當時連北大法律系的系主任都想“跳槽”來武大了吧。
另外，劉道玉在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期間，還在全國高校中率先恢復了已被廢止數十年之久的“轉學”制度，不僅允許學生在校內自由地轉***、轉系，甚至還允許跨校轉學。這一消息被媒體披露后，在全國的大學生中引起了不小的反響。當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同濟大學、武漢醫學院（今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等著名大學都有不少學生紛紛致信武漢大學有關部門或劉道玉校長本人，希望能夠轉學到武漢大學來就讀！
然而，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由于學校隸屬關系、學籍和戶口制度等多方面的限制因素，辦理轉校手續要比校內轉學要困難得多，最終成功地從這幾所大學轉學到武漢大學來的學生，僅有為數不多的幾例，其具體情形如何，尚待進一步查考核實。
2005－2006年間，劉道玉老校長曾在多場講座中專門提到了上述事例，并且充滿自豪地對那些從未經歷過上世紀80年代的新世紀的武大學生們聲稱：
平心而論，我們武大的師資力量、學術研究水平、教學水平，絕對在北大、清華、中科大、復旦、南京大學之下，但是為什么會有一些北大、清華、中科大的學生要轉到武大來呢？就是因為珞珈山有一股清新的空氣，有一股民主的風氣！他們不是“慕名”我們的某個某個名師，而是“慕名”武漢大學自由的學風。
至于北大的某些優秀學者也希望能調到武大來工作，劉道玉也作出了基本一致的解釋：
為什么人家要離開北京，離開北大，到武漢大學來呢？到這個“三大火爐”來呢？雖然武漢大學的氣候炎熱，但是空氣新鮮，學術自由！人家就圖這一點！
總而言之，在改革***初期，百廢待興的武漢大學，剛剛從歷史低谷中走出來沒多久，居然就能對北京大學這所“全國最高學府”的眾多師生校友產生如此強烈的吸引力，這真是令人嘖嘖稱奇！
寫到這里，筆者也不禁心生感慨——武大校長常有，而劉道玉不常有！假如我們武漢大學能夠多出幾個像劉道玉這樣愛才惜才、并且善于引才用才的校長，就算超“清”趕“北”難度太大，但恐怕至少也早就已經能夠達到如今“華五”（“華東五?！保┑乃疁柿?，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只能用“華武”來聊以自嘲。
（二）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兩校淵源關系
令人遺憾的是，在1988年初劉道玉校長被非正常免職之后，武漢大學蓬勃發展的勢頭便黯然而止。20世紀90年代的武漢大學，其改革與發展的腳步明顯放緩，甚至又開始走向衰落，很快便從全國前十的水平迅速下滑到了二十位左右！當時的武大師生，曾經炮制出了很多看似好笑、但更多的則是令人心酸的“段子”來描述學校每況愈下的頹勢。比如有人說：
劉道玉帶領武大向前走
×××帶領武大原地走
×××帶領武大往后走
×××帶領武大到處走
還有人說，武漢大學有兩個“世界第一”，一個是校園風景，還有一個是——下降速度……
一所大學的衰落，最為直觀的表現，便是人才的大量流失。劉道玉校長離職后，武漢大學很快便從人才的凈流入地變成了凈流出地。曾有人戲言，20世紀90年代的武漢大學，其師資狀況可以用“三光”來描述——
老年的死光——自然規律不可抗拒，20世紀中葉匯聚的老一輩學者在90年代前后紛紛凋零
中年的退光——五六十歲的中年學者紛紛退休
青年的走光——三四十歲的青年學者紛紛出走
還有人笑稱，90年代從武漢大學流失出去的那些人才，足以在校外另外再組建一所武漢大學了！這番話固然可以說明武漢大學“造血”的能力還挺強，但更多地則是體現出武大當時的人才流失問題之嚴重！
與人才的嚴重流失緊密相連的，則是很多重要發展機遇的遺憾錯失。筆者曾經聽說過一段傳聞，但不知真假，特將其述錄于此，懇請相關知情人士幫我證實或者證偽，謝謝！據說，在上世紀90年代初，來自寶島臺灣的“光華教育基金會”曾與武漢大學洽談合作，希望能以冠名作為回報，對武大的管理學院予以大力資助。然而，這項本來可以實現“雙贏”的合作計劃，卻被當時的武大領導層所否決，據說，在開會討論此事的時候，某位領導居然非常嚴肅地說出了這么一句話——
“光華，光華，光誰的華？！”
假如這個傳言確有其事的話，筆者倒是很想隔空反問一句——這世界上還有別的什么“華”嗎？！
這可真是——過度追求“政治正確”，結果卻成了政治不正確！過于追求“寧左勿右”，結果適得其反，一不小心就成了極右……而更重要的是，好不容易從天下掉下來這么大的一塊餡餅，可有些人都懶得正眼看一下，偏要一口咬定它有毒，然后就直接扔掉了……
這個故事的結局似乎是——在武漢大學碰了釘子之后，這個不知道要“光誰的華”的基金會又去找北大合作，于是，就有了我們今天家喻戶曉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筆者真的非常希望能有人向我辟個謠——這一切都是假的！
眾所周知，在20世紀90年代中前期，北京大學的日子也很不好過，在各種大學排行榜上也總是被隔壁清華摁得死死的——就像同一時期的武大也被同城的華工壓得喘不過氣來一樣。不過，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北大當時再怎么困難，也依然是全國數一數二的“最高學府”，依然對全國各地的優秀人才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而武大則是人才大量流失，源源不絕地“輸出”到全國各大高校和社會單位，這其中有多少人去了北大，筆者并不是很了解，但應該是為數不少吧？
據我所知，武大有一位本校子弟出身的著名教授，曾多次應邀到北大講學，大概在上世紀90年代末，北大方面打算直接將他“挖”過去，他本人也心動了，決定接受北大的聘請，特別是考慮到自己大半輩子都在武大生活，也很希望能換個環境。當時，武大的有關領導還是努力挽留，而且對他說了這么一句話：“××啊，如果連你都不愛武大了，那還會有誰愛武大??！”最后，總算是靠這種“感情留人”的無奈方式，勉強將他留在了武大。對此，這位教授也無比感慨——當時的武大，居然已經淪落到了只有極少數像他這樣對這個學校有“特殊感情”的人才會心甘情愿地留在這里的地步了！這雖然只是一個個例，但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很多問題。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學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隆重的百年校慶，時任國家最高領導人在校慶大會上正式提出：“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币荒旰?，以創建一批世界一流大學與學科為宗旨的“985工程”正式啟動，并首批選定了北大、清華等9所大學予以重點支持（這9所大學在十年后正式結為“C9”聯盟）。當時，社會上曾有個傳言——如果武漢大學與華中理工大學合并，或者南開大學與天津大學合并，誰率先合并，便可成為傳說中將獲得國家重點支持的“第十所”高校。不過，這兩項合并計劃最后都失敗了，而上述4所大學最后也都成為了“985工程”二期建設高校。
2000年8月2日，原武漢大學、武漢水利電力大學、武漢測繪科技大學、湖北醫科大學正式合并組建為新的武漢大學。此次四校合并，讓武漢大學重新獲得了寶貴的工科和醫科，綜合實力大大增強，也基本扭轉了過去十多年的下滑頹勢，再次回到了發展的快車道。就武大最近20年間的發展狀況而言，雖然和“華東五?！毕啾冗€有不小的差距，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慢慢地坐穩全國前十的位置還是問題不大的。
進入新世紀后，武漢大學仍然持續不斷地為北京大學輸送了不少優良師資與優質生源。不過，作為“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對全國優秀人才的長期“收割”與大量吸收到了一定的階段之后，早晚會出現“飽和”狀態，甚至開始“外溢”。
比如說，隨著中國高等教育的持續發展，高端人才數量的日益增多，北大的教師門檻也越來越高，基本上已經到了非海外名校博士不取的地步，與此同時，為了盡量避免學術上的“近親繁殖”，原則上也不鼓勵甚至慢慢地不再允許本校的博士畢業生留校任教，如此一來，北大本校所培養的大量學術人才就得努力在校外尋找出路，這種局面，正是包括武大在內的全國其他著名大學招攬優秀人才的絕好機會。而對于北大的師生校友們來說，能夠來到武漢大學工作或學習，似乎也是個挺不錯的選擇。
另一方面，近些年來，隨著武漢大學自身的發展進步，學術水平與社會聲譽的不斷提高，學校所招收的碩士與博士研究生的生源質量也穩步提升，愿意來到武漢大學讀研、讀博，繼續深造的北大學子也比以前多了不少。
就目前而言，在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的教職員隊伍中，都有大量對方的校友在本校任職。因筆者現在掌握的信息比較有限，僅在此列舉少數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難免掛一漏萬，歡迎大家補充。
首先是北大教職員中的武大校友，名氣較大的主要有以下幾位：
鄒恒甫，1982年畢業于武漢大學經濟系，1993年創辦武漢大學經濟科學高級研究中心，1998－2007年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系主任、董輔礽經濟學講座教授。
李玲，1982年畢業于武漢大學物理系，后留校任教至1987年，其間曾先后攻讀物理學與經濟學碩士學位，2008年至今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
王奇生，1984年畢業于武漢大學歷史系，1988年該系碩士畢業，2008年至今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現為系主任。
顧海良，2001－2002年任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主持工作），2002－2008年任武漢大學黨委書記，2008－2010年任武漢大學校長，2015年至今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至于武大教職員中的北大校友，據北大湖北校友會的不完全統計，現在至少有100多人。在現任校領導中，副校長舒紅兵、唐其柱，副書記趙雪梅3人均有在北京大學學習或工作的經歷，其中，趙雪梅1991－1992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課程班學習，舒紅兵2000－2004年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特聘教授，唐其柱2004－2007年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EMBA學習并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另外，在武漢大學的12位黨委常委中，則有趙雪梅、唐其柱、徐業勤3人為北大校友。
另外，在武漢大學的院士隊伍中，除了前文中提到的曾昭掄先生之外，還有張蔚榛、舒紅兵和徐紅星幾位北京大學校友。
張蔚榛，194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土木工程系，并留校任教至1951年，1955年起任教于武漢水利學院（1958年更名為武漢水利電力學院，1993年更名為武漢水利電力大學，2000年與武漢大學合并），為中國現代農田水利學科的開拓者，1997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2012年去世。
舒紅兵，2000－2004年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特聘教授，2005－2013年任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2013年任副校長，2014年起兼任醫學研究院院長。
徐紅星，199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2012年起任教于武漢大學物理科學與技術學院，2016年任院長，為納米光學領域的國內頂級學者，2017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值得一提的是，武漢大學自建校以來，長期都是以人文社會科學見長，而自然科學相對而言就遜色不少了。對于這一點，劉道玉老校長就曾直言不諱地指出，在他當初剛剛上任的那個時候，武漢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略有優勢，而理科的力量比較薄弱”，尤其是物理系，更是“理科各系中科研工作最弱的”。自從國家建立院士制度以來，從武漢大學物理學科走出去的廣大學子中，曾先后有李鈞、李方華、張煥喬、潘自強、張家鋁、萬衛星等多位校友當選為兩院院士，然而，令人無比尷尬和難以置信的是，在其教師隊伍中，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里，居然沒有產生過一位院士！
直到2017年，北京大學校友徐紅星以武漢大學教師的身份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才終于為武大物理學科的這個極其尷尬的歷史記錄劃上了句號，實現了該學科在校教師兩院院士零的突破！在筆者看來，此事對于武漢大學自然科學的整體發展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義，也許并不亞于2018年，在時隔69年之后，武漢大學的自然科學工作者們終于又開始在世界頂級的英國《自然》雜志與美國《科學》雜志上發表高水平的學術論文了。
北大校友徐紅星——武漢大學物理學科在校教師中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兩院院士（2017），其身后為1931年落成的國立武漢大學理學院大樓
展望未來，我們大可繼續暢想，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之間的人員來往與流動將會更加頻繁而密切，而兩校之間因為過去的種種特殊歷史機緣所結下的深厚傳統友誼，也必將隨著這些現實交往的持續、深入推進，得到更進一步的鞏固與升華。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