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后的年代，這種聽取百姓意見的主張則較為成熟，逐步上升為思想，認為廉政的基礎就是要處理好國君與民眾的關系。孟子提出了“民貴君輕”的思想，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并在兩者關系上進一步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而荀子的論斷則更為激進，他認為：“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

　　隨著歷史的不斷發展，諫言制度也隨之出臺，其中唐朝諫官制度獨具特色。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的權威意志是社會發展的風向標，帝王的好惡決定著社會發展的方向。對此，唐太宗李世民有著無比清醒的認識，他以身作則，遣散三千宮女，居住隋朝舊址，從制度層面看，當時廉政對象不光是文武百官，還包括最高統治者。正是基于這樣的政治基礎，諫官制度隨之產生。當時的諫官組織相當發達，諫議大夫為正四品，上有魏征、褚遂良等人，下有給事中主事，武則天時期增設補闕和拾遺。擔任過左拾遺的白居易曾曰：“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唐朝這些諍臣也確實為當時社會的進步起到了較大的作用。

　　宋朝的臺諫制度更加完善。臺是指御史臺，是中央監察機構，諫指諫院，主管規諫諷喻，負責向皇帝諫諍，之后臺諫合流。臺諫官員諫諍皇帝，彈劾大臣，空前活躍，在當時的政治生活中作用巨大，影響深遠。其中著名的案例是張堯佐事件，宋仁宗寵愛張美人，破格提拔張美人叔父張堯佐，對此臺諫官員紛紛諫諍，并在朝廷上與宋仁宗爭得面紅耳赤，最終以張堯佐主動辭去高級職務而告終。臺諫制度對專制權力的制衡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古代的諫言制度的特點有三個：一是諫言制度以“民本”思想為基礎，并且依賴于統治者的理性自覺。統治者的思想決定著社會的治理和政治的清明，只有統治者心系于民，并且愿意把自己置于被監督的地位，愿意真正傾聽民意，愿意采納老百姓的意見和建議，諫言制度才能得以形成；二是諫言制度受到鼓勵和倡導時才能發揮作用。社會的發展離不開批評，盛世的到來正是因為不停地被指出問題，不停地進行自我修正。民意才是權威的基礎，而民意則來自傾聽。以上的諫鼓、謗木以及某些開明皇帝與諫臣“公開平等”對話，都是對諫言的鼓勵和倡導；三是諫言制度要有體制上的保障。只有在制度上保障諫言的行使，諫言才不會淪為形式。諫言制度有形式上的保障，才可以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進行，諫言是公開的和透明的，大家都可以對諫言內容的合理性進行辯論；還要有對諫言的寬容制度，包括諫言者不受打擊，當統治者愿意且能夠將自己作為被監督的客體時，主動聽取直言諫言時，就會帶來政治上的清明廉潔，社會經濟也會繁榮穩定。

　　（作者單位：江蘇省徐州市銅山區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