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川

前幾天看運城臺的《河東書房》，聽仝毅老師介紹上世紀八十年代普救寺重建時的一些情況。仝老師說，他們查閱資料，發現普救寺最早可以推溯到一位叫寶澄的隋代和尚。又說，寺基中挖掘出的三尊佛像，風格是北朝晚期的。

我因此感了興趣，便也查找一番，試圖搞清普救寺的前世今生。

所謂寶澄，《續高僧傳》中提了一筆。說隋代初年，寶澄發愿在普救寺建造一座高達百丈的佛像，工程只進行到“萬分之一”的時候，寶澄就去世了。一百丈，大概得三百多米，實在是過于高大，怪不得寶澄無法完成。到隋文帝仁壽四年，漢王楊諒作亂，本來居住在太原武德寺的僧人道積，避亂逃回故鄉蒲州，住到普救寺里。戰亂平息后，大概就到了隋煬帝的大業初年，蒲州的信眾想起當年寶澄和尚的大愿，就請求道積繼承寶澄的事業，把普救寺的大佛建造起來。

道積答應之后不久，就做了一個有趣的夢，夢見兩只獅子，站在寶澄所建大佛的兩側，嘴里吐出一顆一顆的明珠。道積認為，獅子代表著佛法興盛，明珠代表著財施無窮。看來，普救寺建大佛的事情會很順利。道積花費了大約十年的時間，方才完成了普救寺的一系列工程。他沒有建造高達百丈的佛像，只根據地勢，建了一座十丈多高的彌勒佛。佛像完成后，道積又在兩側繪制了自己夢中所見的“獅子吐珠”。《續高僧傳》用精彩的語言描繪了當時普救寺的盛況：

其寺蒲坂之陽，高爽華博。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四合。上坊下院，赫奕相臨。園硙田蔬，周環俯就。小而成大，咸積之功。撝空樹有，皆積之力。

不過，《續高僧傳》的作者道宣犯了一個小小的方向錯誤。普救寺在蒲州城之東，蒲州城在普救寺之西，所以應該是“西臨州里”。根據道宣的描述，隋代的普救寺規模很大，大佛靠崖而建，用三層樓閣覆蓋，崖上還建有回廊。崖上有坊，崖下有院，建筑都是精美輝煌。四周還有田地、菜園、磨坊等相關設施。

為什么說道積只建了十丈多高的佛像呢？《續高僧傳》在介紹唐初高僧惠仙時，就明確說普救寺的佛像只有十丈多高。這個高度，比現在的稷山大佛，還要高不少呢。而且，根據蒲坂一帶的地理特點，普救寺大佛應該也是一尊土佛。到了惠仙的時代，普救寺已經改名叫救苦寺，佛像和樓閣也已經破敗，惠仙進行過一次重要的修復。

那么，普救寺中挖掘出的三尊北朝佛像又是怎么回事呢？

中國歷史上有所謂“三武一宗”事件，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周世宗都曾經大舉滅佛。普救寺位于中原腹地，交通要道，是不可能躲過這幾次浩劫的。普救寺挖掘出的佛像，建造風格是北朝晚期的，那應該就是北周武帝宇文邕時期被砸毀掩埋的。不久之后，隋文帝楊堅大興佛法，普救寺這才重新興旺。

根據道宣的記載，唐朝初年的普救寺或救苦寺，只以大佛著稱，并沒有寶塔。但普救寺的舍利塔，卻有更悠久的歷史。

時間倒回到五胡十六國時期，河東大地屬于西燕國的領土。西燕皇帝慕容永死后，西燕實質上已經滅亡了。但河東百姓在太守柳恭的率領下，仍然默默地堅守著。后秦皇帝姚興派叔父姚緒進攻河東，柳恭依托蒲坂天險堅決抵抗。河東薛氏家族的首領薛強投靠了后秦，領著姚緒大軍從龍門渡河，迅速逼降了柳恭，河東便成了后秦的領土。

姚興英武，姚緒賢明，叔侄二人團結緊密，有很友好的互動。姚緒發現蒲坂城東的土崖上有座古寺，寺里有座古塔，當地百姓傳說，塔里供奉著印度阿育王時代的佛陀舍利。姚緒知道侄子姚興是虔誠的佛教徒，很崇拜舍利子，就組織人挖掘，在石函銀匣中發現了“光耀殊常”的舍利子。確定無誤后，姚緒把舍利子送給了遠在長安的姚興，姚興則專門出城到灞上迎接。然后，就沒有然后了，姚興心安理得地收藏了舍利，并沒有歸還給河東。

在神話傳說中，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馭使鬼神之力，建造八萬四千座舍利塔，再用鬼神之力分布于天下。而中華大地，分到了十九座舍利塔。據后世的統計，“姚秦河東蒲坂塔”屬于其中的第四座。因為“蒲坂塔”指代不清，后人經過反復研究，最后確定發現阿育王舍利的“蒲坂塔”，就在普救寺的位置上。

這座塔應該是在北魏太武帝或北周武帝滅佛時被毀掉的，但其建造年代依然成謎。建寺建塔需要一個相對太平繁榮的年代，五胡十六國是亂世，不太有機會。之前是西晉、曹魏、東漢，相對太平一些，但當時佛法還不太流行，群眾基礎不足。總之，說不準了。

現在我們看到的普救寺鶯鶯塔，是明朝人建的。隋朝的十丈大佛卻已早無蹤影，真的是“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