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戰役，蔣介石和他的智囊們精心策劃，調集了中央軍、湘軍、桂軍、粵軍，總共30萬人馬，企圖將紅軍消滅在全州、興安、灌陽三縣交界的三角區域內。

然而，廣大紅軍指戰員不怕犧牲，與優勢之敵浴血奮戰五個晝夜，終于突破了***重兵設防的封鎖線，掩護軍委縱隊和紅軍主力渡過湘江，粉碎了蔣介石的罪惡企圖。

這是紅軍撤離中央蘇區以來打得最為激烈、損失最為慘烈的一仗，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

中央紅軍及中央機關長征出發時的8.6萬余人經過湘江戰役，加上此前通過第一、二、三道封線的損失，銳減至3萬余人，所帶輜重亦損失殆盡。

特別是紅三軍團第18團、紅五軍團第34師全軍覆沒。這是***自建立自己的武裝以來所遭受的最大損失。

面對尸體漂浮的湘江，潰不成軍的隊伍，負責人博古感到責任重大，痛不欲生。

他深知眼下紅軍的危急處境跟自己有關，但又無法挽救這一切，竟一下子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過的擔心，害怕中國的革命事業會毀于自己手中

《聶榮臻回憶錄》曾敘述說，博古越想越感到恐懼和害怕，痛苦地掏出腰間的勃朗寧手槍，慢慢舉起來，對準了自己的太陽穴。

恰巧，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由此經過，連忙大聲制止：“你冷靜點，別開玩笑，防止走火，這可不是瞎鬧著玩的！”

把博古手中槍奪了過去，然后語重心長地勸慰：“越是在困難的時候，作為領導人越要冷靜。”

是啊，失敗不可怕，可怕的是失敗后再也站不起來了！他才27歲，還非常年輕，更缺乏經驗。

也正是因為“沒有經驗”，才會人為地將戰爭這架絞肉機安置在湘江兩岸，使數萬紅軍將士的鮮血染紅了湘江。

李德雖不會舉槍自盡，但也是一籌莫展，唉聲嘆氣，畢竟在“最高三人團”中他是負責紅軍的軍事指揮。

但這位洋顧問自命作戰一貫正確，于是他又要諉過于人了。

別看李德指揮打仗不成，整起人來卻頗有一套。第五次反“圍剿”初期，李德就慫恿博古以黎川失守之責，“問罪”紅七軍團政委蕭勁光。

廣昌保衛戰中，李德、博古大搞“懲辦主義”，將沒有按他們要求修碉堡工事的紅14師政治部主任唐天際撤職查辦。

如今，湘江慘敗，李德又要拿誰開刀？

這時，奉命在湘江東岸阻擊敵人的紅九軍團第22師被打垮了，只有師長周子昆帶著十幾人突圍出來。

見周子昆“臨陣脫逃”，李德厲聲指責，粗暴地訓斥道：

“你的部隊呢？沒有兵有什么臉逃回來！部隊給帶垮了，自己的老婆倒帶著！”

原來，紅軍長征時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已懷孕八九個月了，本來安排她留在蘇區。

但曾玉死活就是不肯，竟偷偷跟著部隊走。后來在翻越老山界時臨產，嬰兒的頭剛出來就遇到敵人襲擊。

三個人抬著已經昏死過去的曾玉，一個抬著嬰兒的頭，繼續趕路。

在附近的一個小村子里，曾玉產下了一個男嬰，因找不到人家寄養，只好把孩子包好放在路邊的草叢里等待過路的老鄉來撿。

可是，李德卻為此將周子昆痛罵一頓，并命令把他綁起來，送交軍事法庭處置。

但已經沒有人再聽洋顧問的“瞎指揮”了，警衛班的戰士們都站著不動，連博古也默不作聲。

恰好偉人在場，就說：“周子昆交給我處理。”

偉人與周子昆談了話，鼓勵他振作精神，吸取教訓，繼續好好帶頭打仗。

事后，李德暴跳如雷，攻擊偉人“收容敗將，籠絡人心”。

滾滾東去的湘江，漂浮著眾多紅軍將士的尸體，一度阻塞江道，染紅江水。

戰爭是如此的殘酷和無情，使紅軍指戰員的心情異常沉重，交織著悲慟、惆悵，不禁要問：這到底是為什么？難道是紅軍將士不英勇？

古往今來，又有哪支軍隊能像紅軍一樣，穿著破衣爛衫，吞咽著任何可以裹腹的食物，帶著傷痕和病痛，面不更色地向著茫茫無際的萬水千山。

面對強大的敵人，他們手持簡陋的武器，吶喊著、勇往無前地沖向敵陣。

在湘江兩岸敵我反復爭奪的陣地上，到處可見犧牲的紅軍將士與敵人的尸體滾抱在一起，鮮血把一個個山頭都染紅了。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紅軍遭受如此慘敗？根源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渡過湘江后，幾乎所有的紅軍指戰員都在反思這場剛剛結束的血戰。

只是地位不同，角度不同，經驗不同，深度不同，當然結論也絕不相同，但有一點卻是出奇地一致：

紅軍的指揮出了問題！掌握紅軍指揮大權的李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李德在軍事方面的特長是能言善辯。他舉例時可以引用愷撒、塔西陀、拿破侖、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勞塞維茨和毛奇等一連串軍事家們的話。

這些對于絕大多數在戰火中鍛煉成長起來而沒有喝過洋墨水的紅軍指揮員來說，許多是聞所未聞的，因此在開始時確實蒙蔽了不少人。

紅軍將領也許確實沒有李德對外國軍事理論知道的那樣多，但是他們所具備的實戰經驗卻是只會空談的李德所沒有的。

他們會鑒別，會比較，李德所兜售的那一套洋玩意兒同偉人的戰略戰術孰優孰劣，事實將作出明確的回答。

如果李德的建議使紅軍取得了勝利，那么這一切也就無關緊要了。

但情況并非如此，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以來，“地圖上的指揮家”并沒有給自己和博古帶來所希冀的那種勝利局面。

仗倒是打了不少。然而在李德所標榜的“新戰術原則”的指導下，紅軍沒有一次戰役能像偉人、朱德在前四次反“圍剿”戰爭那樣，痛快淋漓，動輒就吃掉敵人幾個師。

相反，紅軍沒有占得任何便宜，連遭損失，控制的區域不斷縮小，最后不得不被迫撤出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

一次次血的教訓終于擦亮了紅軍將士的眼睛，過去對李德的期望被如今的失望所取代，過去的迷信被如今的質疑所取代。

湘江戰役后，他們不再沉默，堅決主張端正黨的路線，恢復偉人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此時此刻，患惡性瘧疾剛剛病愈的偉人，也站在如血的陽光下，站在充滿血腥味的湘江邊，久久地注視著滿江血浪，一字一句地連說三遍：“要討論失敗的原因……”

12月3日，渡過湘江后的軍委縱隊來到坐落在三面環山、背靠資水的油榨坪。

油榨坪依資水東岸而建，是一個有著兩三百戶人家的村鎮，在茫茫無際的桂北大山區里，算得上是個熱鬧繁華之地了。

紅軍總司令部臨時設在靠近資水邊的一個小地主家里，參謀們正在忙碌著。

各軍團的傷亡情況陸續匯總上來——傷亡、失蹤人數高達五萬人。

雖說早就有心理準備，但當這份統計數據擺在“最高三人團”和紅軍總司令朱德的面前時，四人還是震驚了。屋里一片沉寂，仿佛空氣都凝固住了。

朱老總悲憤地說：“不到兩個月，就損失了五六萬人哪！這支部隊是我們從井岡山帶出來的，一步一步發展壯大起來的，是多么不容易哪！這樣，一下子就被***搞掉了五六萬，這是對中國革命的犯罪！”

在一旁休息的洛甫和偉人聽到朱德的話語，連忙過來看報告。

洛甫對李德和博古說：“你們是誰的意見都聽不進去，就知道一意孤行，現在是不是應當討論總結一下了？”

偉人生氣地說：“我看僅僅討論和總結還不夠，應該追究責任！”

朱德、***和洛甫的話代表了中央紅軍廣大指戰員的心聲。

12月4日，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在油榨坪紅軍臨時總司令部發出《后方機關進行縮編的命令》，規定：

縮小軍團以及師級機關的直屬隊，撤銷師、團的后方部及兵站，將所有后方機關直屬隊編余人員一律補充連隊，立即檢查、拋棄或銷毀不便攜帶或不必要的東西。

在血的教訓面前，紅軍的最高領導層終于痛下決心，要砸爛“轎子”，甩掉包袱，輕裝前進了。

但紅軍要走出當前的困境，光輕裝和縮減非戰斗人員是不夠的，還要尋找到一個立足之地、容身之處，以便站穩腳跟，而后蓄勢反擊。

在這一點上，“最高三人團”的意見是一致的。但是到哪里去呢？

李德仍堅持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計劃不變，博古早已六神無主，拿不出一個具體的意見來。

憑直覺，周恩來感到這是一條絕路。畢竟與蔣介石打過多年的交道，他太了解這位“校長”的為人了。

湘江一戰，紅軍破網而出，蔣介石豈肯善罷甘休，幾十萬***“追剿“大軍說不定正在構筑第五道封鎖線。

周恩來的直覺一點兒都沒錯。

早在半個多月前，南昌行營的智囊們就根據蔣介石的意圖，制定了在湘水以西殲滅紅軍的作戰方案：

劉建緒指揮第一兵團；薛岳指揮第二兵團，分別由黃沙河、全州向湘西開進。同時嚴令桂軍繼續尾追，企圖將紅軍圍殲于北進湘西北的途中。

剛經歷湘江慘敗之痛的中央紅軍又將面臨著新的生死考驗。

除了選擇一條正確的進軍路線外，還要有一位優秀的統帥帶隊，這位統帥要能率領這支剛剛經歷慘敗之痛的隊伍重塑信心、戰勝強敵。

這位統帥又必須具有高瞻遠矚的洞察力、審時度勢的指揮力和左右全局的決策力。

殘酷的事實早已證明：無論博古還是李德都不具備這種能力。

那又有誰能擔此重任呢？

在紅軍面臨全軍覆沒的危急關頭，偉人終于挺身而出，謹慎地在政治局成員內尋找合作伙伴。

首先爭取的是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張聞天。

王稼祥，原名王嘉祥，1906年生于安徽涇縣。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1月赴蘇聯，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

1928年，王稼祥轉入中國***。1930年3月回國，先后任***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中央機關報《紅旗》、《實話》總編輯。

1931年4月到中央蘇區，相繼擔任***蘇區中央局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參與指揮中央蘇區第二、第三次反“圍剿”斗爭。

1932年10月，在寧都會議上，蘇區中央局錯誤地批評偉人反對攻打贛州等中心城市，是反對臨時中央提出的“爭取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總方針。

王稼祥勇敢地站出來，明確表示繼續支持和肯定偉人，并直言不諱地說：

“大敵當前，不可換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

盡管王稼祥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圈里的成員，但他的意見還是被會議主持者所拒絕。

會后，偉人被解除了兵權，離開了他親手創建的紅軍，從前方調到后方，專做地方***工作。

第四次反“圍剿”時，王稼祥被敵機炸傷，彈片從他的右下腹打進去，打穿了升結腸，彈片嵌在右腸骨窩上。

由于紅軍醫療條件所限，無法進行大手術取出彈片，醫生只能進行保守療法，切開引流。因病灶未除，腹部的傷口一直流膿。

王稼祥在養傷期間，偉人染上惡性瘧疾。兩人一起住在《紅色中華》編輯部的空房里，朝夕相處，感情自然增進了一層，交談也更投機了。

長征出發前，他倆還共同設計、***了“特制擔架”。這種擔架由兩根長長的竹竿和繩網組成，爬山方便，抬起來省力。

上面還有用油布做成弧形的蓋，有點像南方江河里的船篷，既防雨淋又防日曬，躺在上面睡覺休息都很舒服。

迢迢長征路，悠悠擔架情，提供了偉人和王稼祥互通心境的機會。

偉人爭取的另一位重量級人物就是張聞天。

張聞天，原名張應皋，又名張蔭皋，筆名洛甫。1900年生于江蘇省南匯縣，1920年留學日本，1922年到美國勤工儉學。

1925年6月加入***。11月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畢業后留校任教。1931年回國，任***中央宣傳部部長。1933年1月進入中央蘇區。

1934年初，張聞天替代偉人擔任中華蘇維埃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

辦公地點和住處從原來臨時中央所在地觀音山搬到了沙洲壩，與偉人在一處辦公，住的院子也緊靠在一起。這為張聞天提供了深入了解偉人的機會。

4月，張聞天與偉人合著的《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出版了，這可以視為張聞天與偉人合作的開始。

8月，中央首腦機關集中的沙洲壩遭到敵機轟炸。中央緊急磋商后決定，將中央機關全部遷往瑞金城以西30里以外的梅坑。

這樣，偉人和張聞天一同住進了云山古寺，兩人有了更深的接觸，開始進行思想上的交流。

面對廣昌戰役的慘痛失利，張聞天向偉人傾訴了內心的苦悶，抒發了對博古的不滿。

長征開始后，張聞天和偉人、王稼祥都編在軍委第二縱隊（“紅章”縱隊）里。偉人、王稼祥坐擔架，張聞天騎馬，沒有戰事的時候，白天養足精神，晚上徹夜長談。

他們交談的中心內容是軍事指揮方面的嚴重錯誤，彼此看法越來越接近。

王稼祥有時非常氣憤地批評李德，洛甫較多地談論他與博古之間的爭論，偉人則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科學地分析軍事路線的錯誤與危害，闡述自己的主張。

偉人、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見，他們都認為應盡早要求召開會議，以解決軍事領導權的問題。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敗了。

當時，紅軍的最高權力全部集中在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手里。按照博古的話說，“遵義會議前，三人團處理一切”。

要想挽救危局，就要首先結束“最高三人團”的政治領導權和軍事指揮權。

于是，“中央隊三人集團”準備向“最高三人團”宣戰。

12月4日，中革軍委決定“繼續西進至通道以南，然后北上，實現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既定方針。

第二天，剛剛休整兩天的紅軍又踏上了漫漫征途，主力兵分兩路沿湘桂邊界繼續西進。

這一地區山嶺連綿，道路崎嶇，尤以越城嶺（俗稱老山界）最為險峻，行軍異常艱難。

老山界是中央紅軍遠征以來面對的最高也最不好翻越的大山，嵯峨奇異的怪石直插云霄，威嚴而又神秘。

偉人感慨萬千，一時詩性大發，寫下了三首《十六字令》：

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瀾。奔騰急，萬馬成猶酣。

山，刺破青天銬未殘。天欲墮，賴以拄其間。

在翻越老山界時，周恩來直接聽到偉人對“最高三人團”指揮的尖銳意見，并堅決反對繼續北上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

偉人建議，紅軍應立即轉兵向西，到敵軍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去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

隨后，他又直接或間接聽到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劉伯承、彭德懷、林彪等人的意見，與偉人的意見大體一致。

后人在評說周恩來時，認為他溫良恭儉謙讓獻身之風采，絕對符合中國傳統的道德規范。

尤其難得的是，他身處高位卻無權力欲，不貪功不諉過，往往把成就讓給別人，而自己替人承擔責任。

也正是“無可比擬的光明磊落的氣量使他成為一個重要的排難息爭，解決糾紛和照顧全局的角色”。

因此，當周恩來聽到這些意見時，立即意識到這代表了全軍指戰員的想法，不可等閑視之。

但他同時又是一個組織紀律觀念極強的人，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是原定計劃，如果要改變必須由中央集體研究決定。

11日，先頭部隊紅一軍團第2師占領了湘西南重鎮——通道縣。

通道縣位于湘桂黔三省交界處，是侗族聚居區，素有“南楚極地”、“百越襟喉”之稱。

它東依湖南邵陽，北靠靖州，西鄰貴州黎平，南接廣西龍勝三江，為湘、黔、桂三省六縣交界之地，人稱“一腳踏三省”，是個名副其實的“通道”。

12日，***中央在恭城書院召開了緊急軍事會議，討論進軍方向問題。參加會議的只有7個人。

除了“最高三人團”外，還有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政治局常委張聞天和許久未在中央會議上露面的偉人。

會議首先通報了敵情：***“追剿”軍第一兵團正向通道方向進逼；第二兵團薛岳部先頭已抵達洪江，桂軍開進至馬蹄街一帶，黔軍到達黎平一線。

此時，紅軍如果繼續北出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勢必陷入數倍于我且以逸待勞的敵軍包圍圈，有全軍覆滅之險。

然而李德、博古仍不顧客觀實際，堅持原定計劃。

何去何從，紅軍面臨著生死抉擇。

危急關頭，偉人根據當面軍事態勢，在通道會議上力主放棄北上湘西的原定計劃，改向***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脫敵人，爭取主動，適時在川黔邊創建蘇區。

貴州，地處中國西南邊陲，是個“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的貧窮偏僻山區。

統治它的是***貴州省主席兼第25軍軍長、人稱“雙槍將”的王家烈。

當時，黔軍第25軍共有5個師，卻分屬4個派系：王家烈指揮第1、第2師，15個步兵團及特務團、山炮團各1個；

副軍長侯之擔指揮教導師，下轄4個旅8個團；

副軍長猶國才指揮獨立第1師，下轄2個旅6個團；

師長蔣在珍指揮第3師，下轄2個旅4個團。

從表面上看，黔軍人數不少，但編制復雜，派系林立，裝備不整，缺乏訓練，而且黔軍上至軍長下至伙夫，人人吸食***，號稱“雙槍兵”，戰斗力極差。

軍紀太壞，每到一處都要大肆搶掠，“軍行所至，雞犬不留”，簡直就是一群烏合之眾。

偉人力主紅***兵入黔正是看中了這一點。

正忍受瘧疾折磨的李德在聽翻譯講完偉人的發言后，憤然退席。

會議繼續進行，王稼祥忍著傷痛從擔架上抬起身子說：“我同意老毛的意見，改變戰略方針才是出路。”

隨后，張聞天、朱德表態支持偉人的意見。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也表示同意。

只有博古仍堅持北上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師的原定計劃，但他也認為“從貴州出發可以一直向北”，最后還是同意了向貴州進軍。

當晚19時30分，中革軍委發出《關于我軍十三日西進的部署》的“萬萬火急”電，命令中央紅軍“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

中途退場的李德在《中國紀事》中，將只開了一天的通道會議稱為”飛行會議”，以發泄內心的不滿。

然而，短促的通道會議卻意味深長。這是從寧都會議以來，偉人第一次在中央有了發言權，而且他的發言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數同志的贊同。

這個“第一次”至關重要，它使紅軍改變了博古、李德原定的行軍路線，從而避免了再次鉆入蔣介石布好的口袋陣里，遭受全軍覆滅的危險。

中央紅軍根據通道會議的決定，開始西進“夜郎國”的故土——貴州。

這個貧窮偏僻的山國頓時處在九級風暴的震撼之中，而處在沖擊中心的自然是“雙槍將“王家烈。

王家烈

王家烈，字紹武。***陸軍中將。1893年生于貴州桐梓。自幼熟讀圣賢之書，還曾教過幾天私塾。

但大丈夫生于亂世，自然要創立一番大事業，于是便投筆從戎，與周西城等幾個桐梓老鄉結為至交，開始耍槍桿子。

1914年，王家烈入貴州陸軍步兵第6團當兵。次年8月，入黔軍貴陽模范營學習。

護國戰爭中，任陸軍第1混成旅步兵第2團少尉排長。后入貴陽講武堂學習。1918年參加護法戰爭。

時任第1混成旅營長的周西成為培植個人勢力，大力提拔同鄉，王家烈升任連長。

隨著桐梓派勢力的不斷壯大，王家烈步步高升，官運亨通。

周西成

1922年，周西成任黔軍旅長，王家烈任營長，旋升任團長。次年初，周西成率部入黔，占領遵義，王家烈升任旅長。

1926年，周西成任貴州軍務會辦，王家烈升任第25軍第2師師長。

同年6月，周西成任貴州省省長兼第25軍軍長，掌握了貴州軍政大權。

這時，王家烈覺得自己跟隨周西成多年，立下了汗馬功勞，卻沒有得到更高的職位，心懷不滿。

為了吞并周西成這一股割據勢力，蔣介石屢次挑起貴州內部和滇黔兩省的戰爭。

1928年冬，***第43軍在蔣介石的指使下回黔倒周。周西成陣亡，按資歷、按戰功都應由王家烈繼任省長和軍長之職。

誰知事出所料，桐梓系中的另一個拜把子兄弟、副軍長毛光翔捷足先登，接任貴州省主席，并兼第25軍軍長。

毛光翔

王家烈雖升任副軍長，心中卻是憤憤不平。

就像當年在粵軍中扶植陳濟棠一樣，蔣介石又開始在黔軍中尋找扶植親蔣勢力。這次，他選中了王家烈。

王家烈果然不負蔣委員長“重望”，沒過多久便趕跑了毛光翔，把持了貴州省黨政軍大權。

如愿爬上了“貴州王”寶座的王家烈，唯我獨尊，終日沉溺酒色，不理政事。

王夫人萬淑芬乘機干預軍政，很快掌握了8個團的兵力，并在黔軍中大量安插萬氏家族和銅仁縣同鄉，形成銅仁派。

這樣，桐梓派與銅仁派之間相互爭權奪利，斗爭日益激烈。王家烈對此不聞不問，放任自流，致使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橫行，稅收多如牛毛。

《偉大的轉折》中的王家烈

貴州百姓陷入深重災難之中，怨聲載道。有人還專門做了一副對聯進行諷刺：

上聯是：自古未聞糞有稅；下聯是：如今只有屁無捐；橫批是：國民萬稅。

當時，貴州盛產***，黔軍軍紀敗壞丄吸食***成風，一人一支步槍、一支***煙槍，號稱“雙槍兵”，王家烈便成了名副其實的“雙槍將”。

對***、對紅軍，王家烈不并陌生。在***將領中，他也算得上是一位“剿共”老手了。

早在1927年9月，王家烈就率部進抵湖南沅陵，進攻偉人領導的秋收起義軍。

但他還未同起義軍接觸，就先與湘系軍閥熊震、陳漢章因爭奪地盤打了起來。畢竟王家烈客籍他鄉，孤軍深入，結果被湘軍掃地出門，狼狽地退返回銅仁。

1930年7月，王家烈奉蔣介石之命出兵湘西，配合中央軍“圍剿”湘鄂西蘇區。

由于他“出兵積極，會剿有功”，深得蔣介石的歡心，旋即升任湘黔邊區“剿總”司令。

1931年，王家烈又同湘軍章亮基部堵截北上與中央紅軍會師的李明瑞、張云逸的紅7軍。

1934年12月，王家烈在思南正部署追擊紅二、紅六軍團的計劃時，接到蔣介石由牯嶺發來的電報，稱：共軍似有入黔之模樣，請嚴密防堵。

對于中央紅軍此次大舉入黔，究竟頂不頂得住這個問題，對他來說，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

因為在中央紅軍之前，紅六軍團作為先遣隊已在一個多月前揮師入黔。王家烈率部親自堵截，嘗夠了苦頭。

該部不過八九千人，尚且如此難以對付，如今紅軍的大本營數萬人一齊來到貴州，如何能夠招架得住呢？更何況貴州內部派系林立。

當時，猶國才割據盤江，侯之擔割據遵義，蔣在珍割據正安、沿河各縣。

他們對王家烈口頭上表示擁護聽命，但實際上名為貴州省主席兼第25軍軍長的王家烈竟然不能直接調動他們的一兵一卒。

王家烈真正能直接調遣指揮的，不過2個師5個旅。就憑這點兒兵力，怎能與中央紅軍相抗衡！

王家烈暗暗叫苦不迭，看來自己辛苦經營的貴州地盤，這次是肯定保不住了。

而且更為復雜難辦的是，他既要防堵紅軍，又要時刻警惕自己的上司蔣委員長。因為委員長的中央軍，必會乘追擊紅軍之勢進入他的地盤的。

這次，王家烈的判斷非常正確。

當聞聽中央紅軍突破湘江后轉兵貴州，蔣介石真是又氣又恨又喜。

氣的是，在他眼中已是“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難就擒”的紅軍竟然突破了數十萬國軍鐵桶般的包圍。

恨的是，陳濟棠、白崇禧、李宗仁等地方軍閥擁兵自重，采取“送客式的追擊，敲梆式的防堵”，誰也不愿猛追強堵，致使他的“剿匪“大業功虧一簧。

喜的是，紅軍選擇貴州作為進軍方向。因為貴州遍地窮山惡水，久居不易，同時這也為他染指大西南，結束割據局面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時機。

當時在西南，勢力最大的軍閥只有三人：劉湘、龍云、王家烈。三人中與蔣介石關系最好的當屬王家烈。

在蔣介石的支持和資助下，王家烈擴軍備武，僅用短短三年多的時間，便新組建了幾個團，武器裝備也煥然一新，勢力大增。

隨著武力的增長，王家烈的野心也不斷膨脹，認為自己羽翼豐滿，便公開與貴州省主席兼第25軍軍長毛光翔決裂，希冀入黔主政。

1932年春，在蔣介石的暗中慫恿和支持下，王家烈率所部兵馬由洪江直趨貴陽，沒費吹灰之力就迫使毛光翔交印讓權。

蔣介石自然樂意做這種順水人情，隨即任命王家烈為貴州省主席兼第25軍軍長。

獨攬貴州大權的王家烈，漸漸忘記了手中的權力是誰給的了。

王家烈深知，蔣介石已經覬覦貴州多年了，而貴州地貧人稀，要想在軍閥割據混戰不斷的動蕩中求得自保，坐穩“貴州王”的寶座，就必須千方百計地擴充實力。

于是，他一面大量將貴州盛產的***煙運出，換取武器裝備擴充實力，一面同陳濟棠、李宗仁訂立粵桂黔三省同盟，暗中反蔣。

紙里畢竟包不住火。沒過多久，蔣介石就獲知了這一密約，自此便視王家烈為眼中釘，開始制造機會，奪取貴州。

在西南軍閥中，劉湘的川軍擁兵百團以上，兵力、戰斗力最強，內部派系也最復雜。

龍云的滇軍兵力最少，沒有軍、師編制，全部兵力僅有6個旅加1個警衛團共13個團，比黔軍還少一半，但兵員卻最精，內部最統一，掌握控制也最嚴。

龍云

王家烈的黔軍成軍最晚，雖說兵員尚足，兵力居中，但戰斗力最弱，在歷次軍閥戰爭中很少得勝，不是敗于滇軍，就是敗于川軍。

偉人選擇打擊對象時，總是強調先揀弱的打。

蔣介石對付地方軍閥也是如此。收拾大西南，他首先選中了與他關系最深、但實力最弱的王家烈。

王家烈對蔣介石翦除異己的伎倆早就見識過，但對他圖黔決心之大，卻始料不及。

眼見紅軍大舉入黔，王家烈的確是又懼又怕，深感以他勢單力薄的“雙槍兵”阻止紅軍主力在黔境內縱橫，無異于登天。

更令他畏懼的是薛岳率中央軍長追入黔，這將直接威脅到他的地位和權力，因為蔣介石早就對貴州垂涎三尺。

不過，這時王家烈心里還存有極大的僥幸，紅軍不會來吧？貴州地貧人窮，可能不會為紅軍所注目。

王家烈的如意算盤打錯了。偉人在通道會議上的一個妙計，把他的夢幻擊得粉碎。

紅軍大舉入黔，蔣介石嚴令王家烈防堵，電文中有“務必摒棄境域觀念，戮力同心，莫使共軍立足斯土”之語。

在王家烈看來，蔣介石這段話頗有用意，簡直就是專門針對他的良苦用心而言的。

這也使他進退兩難：聽命防堵吧，黔軍不堪一擊；不聽命吧，薛岳的中央軍來了更有好戲看。

且說王家烈一面望眼欲穿地盼著援軍的到來，一面召集侯之擔、猶國才、何知重、柏輝章等黔軍將領到貴陽開會，商量對策。

會議在黯淡、慌亂的氣氛中進行。

雖說這些將領平日里各自擁兵自重，相互間矛盾重重，但現如今面對可能的雙重壓迫，經過一番爭吵，還是很快達成了共識：

一切以保存地盤和軍政大權為目的。紅軍若來，即釆取“防而不打、堵而不追”的方式，盡量避免沖突；若不能避免時，則退避三舍，讓其通過，以圖自保。

王家烈能在軍閥多如牛毛的貴州當上省主席，呼風喚雨，自然也不是一個酒囊飯袋。

在部署防堵時，他又留了一手，把和他有隙的侯之擔、猶國才部署于烏江兩岸，心想讓他們先抵擋一陣再說。

自己的實力則置于緊挨廣西的黔東南，坐觀形勢。如若堵截順利，出擊不晚；如若不順，可與關系素好的桂系聯系，以退其身。

他的想法倒不錯，可惜只是一廂情愿。

部署完畢后，王家烈同猶國才率軍部指揮所人員，由貴陽出發，沒走多遠就接到偵報：中央紅軍已攻克貴州黎平！

王家烈叫苦不迭：“共軍來得好快呀！”

位于黔北的黎平城，四面環山，黔軍周芳仁第4旅的1個團及附近各縣民團在此駐守。

12月14日，紅3團進抵黎平城郊。別看黔軍平日里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揚威，可在英勇的紅軍將士面前壓根兒就不是對手。

眼見紅軍兵臨城下，早就嚇破了膽，當即棄城而逃，一口氣退至大坡頂，固守待援。

紅軍毫不費力地進占黎平，一下子把蔣介石部署在湘西的重兵置于無用武之地，贏得了主動。

這時，各路敵軍遠離紅軍約三天的路程，紅軍在兩個月的連續行軍作戰中第一次獲得了休整的可能，同時也為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贏得了時間。

得知消息后，王家烈昏了頭，做出了一個令他后悔終身的決定——致電南京***，“懇請到湘各軍及桂軍入黔”。

教過私塾的王家烈竟忘了中國有句古訓：“飲鴆止渴”。他的“請軍電”給自己闖了個彌天大禍。

蔣介石早就把“追剿”紅軍作為進入地方勢力派實力范圍的敲門磚，接到此電自然喜上心頭，當即密令薛岳：

“黔軍力弱，恐難防堵，希督勵所屬，克日迅由晃縣、玉屏直趨鎮遠截擊，并據貴陽。”

薛岳心領神會，不管王家烈的“請軍”是真是假，令所部以急行軍速度長驅直入貴州。

從此，王家烈便如同坐在火山口上，日子一天不如一天——紅軍把他當“弱敵”打，蔣介石拿他當“軟蛋”欺。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黎平縣城二郎坡胡榮順店鋪內召開，開始清算“左”傾錯誤，史稱“黎平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博古、周恩來、偉人、張聞天、朱德、陳云，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各軍團指揮員列席，而李德自稱“因為患瘧疾發高燒沒有出席”。

會議仍由周恩來主持，集中討論戰略方針問題。

博古代表李德發言，仍堅持沿紅六軍團前進的路線進入湘西北，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創造新根據地的原定方針。

偉人表示堅決反對，在分析了敵我形勢之后，明確提議紅軍繼續向黔西北進軍，奪取遵義，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新根據地。

王稼祥、張聞天、朱德等先后發言，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路線錯誤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一致贊成偉人的建議，進軍黔北。

經過激烈討論，絕大多數與會成員同意偉人的主張，形成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的決定》：

一、鑒于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

二、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

三、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決議，是紅軍戰略轉變的開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適宜，決定向遵義進發這樣一下子就把十幾萬敵軍甩在了湘西，爭取了主動。

會議結束后，出于對軍事顧問的尊重，周恩來在當天夜里把決議送給李德過目，并順便探望正受瘧疾折磨的“洋顧問”。

李德看過譯文后，很是惱火，與周恩來大吵起來，提出許多責問。涵養極好的周恩來忍無可忍，頂撞了李德。

黎平會議集體決定否定了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主張，接受了偉人的正確意見，揮戈西指，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央紅軍的進軍方向問題，使紅軍避免了全軍覆沒的危險。

這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的重大戰略轉折，為遵義會議的順利召開奠定了基礎。

黎平會議也是偉人正確路線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斗爭中取得的第一個勝利。偉人又開始參與軍事領導和指揮了。

1934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似乎凝聚了一年的痛苦和不幸。對中國***和中國工農紅軍來說，1934年無疑是凝重而慘烈的一年。

但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偉人在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之后，即將重新占領中國革命的大舞臺，扮演叱咤風云、指點江山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