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有一個說法叫做“半部《論語》治天下”。這句話一方面是說《論語》的指導價值很大。另一方面暗含著一個觀點，就是在生產力和科技發展緩慢的時代，執政者只要學好《論語》就能執好政，對于科技、生產之類的實務，憑著經驗或者邊干邊學就可以應付。比如，從漢代到清代，兩千多年來農業生產技術并沒有實質性的飛躍，為政者憑著對農業常識的了解就可以進行管理。但是在科學技術發展迅速，特別是發生質變的時代，如果對于科技發展趨勢不敏感、不了解、不把握，而又要進行決策，那么就會出現問題。

比如，清朝中葉，西方社會正處于冷兵器時代向熱兵器時代轉變的階段。實際上在明朝末年甚至更早，熱兵器已經在戰場上有所應用。在清朝的前期，也產生過像戴梓這樣的兵工專家。可惜的是，清朝的決策者們依舊把注意力的重點放在了冷兵器上，甚至認為如果采用了火器，那么將士們將不會再用心演練刀馬弓石的功夫。另一方面，火器殺傷力很大，如果流入社會危害極大。當然，促使清朝統治者沒有大規模進行武器變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對于科技革命不敏感、觀念保守落后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再比如，在20世紀初，日本在本國步兵武器的發展方向上也存在過不同的聲音。一種聲音認為日本是個資源貧乏的國家，應當致力于發展精準射擊型武器。如果發展火力密集型武器，既浪費資源，又可能誘導士兵不認真練習射擊技術，造成軍事素質的退化。另一種聲音則認為，火力密集型武器雖然應該成為發展的趨勢，但是日軍高層軍官大多都是使用步槍成長起來的，且對于自己的槍法頗感榮耀自豪。最終，他們將決策的砝碼放在了精準射擊型武器上。就這樣，日本在三七大蓋的基礎上又推出了三八大蓋。這一決策的后果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才顯現出來，當日美兩軍進行交戰時，日軍發現根本來不及裝彈瞄準射擊，就被美軍狂風暴雨般的子彈所壓制，日軍為沒能及時醒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直到投降前夕，日本的沖鋒槍才裝備出來，可惜也沒有派上用場。

雖然這兩個決策都是在軍事技術層面，但由于軍事技術正處于飛速變革時期，因此決策的影響重大而深遠。從它們身上得到啟示是，決策者是否能夠跟上時代的步伐影響極大。決策者們一旦做出錯誤決策，影響常常是全局性的、戰略性的，帶來的損失也常常是無可彌補的。這就告訴我們，在技術發生革命性變革的時期，不能籠統地把科學技術看作是“術”“毫末”層次的東西。必須要重視學習科學技術、注意研究科技的變化趨勢、研究它給社會帶來的深刻影響和變化，不如此，就會貽害后人。

這一點對于我們來說殊為重要。中國人向來比較重視人文科學，輕視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甚至把這些東西視為奇技淫巧。比如孔夫子就重視文化教育，但是輕視農業生產之類的實務，甚至把從事生產勞動的人看作是“小人”。某種意義上，這種文化傳統影響了中國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發展。

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對矛盾是揭開社會矛盾運動秘密的鑰匙。生產力是最活躍的因素，科學技術在生產力中是一種滲透性因素，但卻是極端重要的因素。重視科學技術，就是重視生產力。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注意當時科學技術的進步，他們曾經把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最新發現用于他們的科學研究之中。

大家都知道***同志愛讀歷史書，其實他對科學技術方面的書也有所涉獵。為了指導工作，他讀過礦物學、土壤學等方面的書籍，還曾特別對農業生產有過研究，提出了“農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管、工）。他要求干部要學習科學技術，指出：“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為推動國防事業發展，他及時決策開展兩彈一星、核潛艇、電子對抗、大飛機等方面的科學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即便是到了晚年，***同志也一直關注著科學前沿的發展。當李政道、楊振寧等科學家來訪的時候，他饒有興趣地同他們探討宇稱守恒、宇稱不守恒的問題。

我們現在處在一個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時代。科學技術不僅改變著我們的生活，也重塑著世界的面貌、影響著世界的格局。作為黨員領導干部，如果我們依舊對科學技術采取麻木不仁的態度，面對專家學者們談論的黑科技、人工智能、大數據、石墨烯，聽不懂、說不清、無法和人對話。何談更好地理解人、服務人、幫助人？如果我們在做決策時，既不能判斷什么是技術發展的正確方向，又不能判斷什么是最合理的技術選擇。那么，我們就如同盲人瞎馬，會犯下盲目決策的錯誤。

對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以其察察，使人昭昭。科技是國家強盛之基，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和先導，為著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迎勢而上，也為著贏得制度的相對優勢，***人必須緊盯科技前沿，提升科技素養。

（作者：祁金利，***北京市委統一戰線工作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