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3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西醫結合醫院東壩院區人頭攢動。各個科室門前都排著隊，唯獨婦產科的等候區只坐著兩個人。當記者詢問孕婦建檔名額是否緊張時，分診臺護士說名額很充裕，但提醒記者慎重考慮，因為該院產科“隨時”會被撤銷，將并入另一所醫院。至于為何撤銷產科，她沒有透露更多信息，只說婦科仍將保留。

北京市第一中西醫結合醫院東壩院區原名東壩醫院，于2012年更名。一位婦產領域專家對《中國新聞周刊》透露，東壩醫院的婦產科曾經很輝煌，年分娩量一度達到三五千，這個數據在2014~2016年期間掉到了1800左右，但在去年跳水到不足150，縮水九成。

經歷“產科危機”的不止東壩一家。北京恒和醫院是一家二級高端私立醫院，但近年來產科病人數量下降，運行不下去，將被民營婦產科頭部醫院和睦家兼并。據知情人士透露，眼下收購處于已“訂婚”但還沒“領證”的階段。

根據國家統計局、國家衛健委發布的數據，中國2016年至2021年新出生人口數連年下降，分別為1883萬、1765萬、1523萬、1465萬、1200萬和1062萬人。社科院在2019年1月發布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就指出，中國人口負增長的時代即將到來。而醫院里的產科，是最早感受到這一變化的地方。

曾經的生育巔峰

“2016年10月是我們院分娩量的最高峰，共接生了約300個嬰兒，平均每天10個。記得有一晚，我基本沒休息，收了7名待產婦，做了4臺剖宮產手術。”北京東城區婦幼保健院副主任醫師王霞回憶說。

當時正值“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十個月，第一批生育二孩的需求一股腦地釋放出來。“政策出臺以后，很多夫婦都覺得，抓住分娩年齡的尾巴再生一個，”王霞稱，“很多都是70后，接近40歲的夫婦生二胎。”據當時的國家衛計委統計，2016年，二孩及以上出生人口占全國出生總人口逾四成。

北京市朝陽區婦幼保健院院長于亞濱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介紹說，2016年，北京市和全國一樣，都處在分娩最高峰。該年分娩量的上升除了歸功于二孩的出生，還有前一年羊年壓抑下去的生育需求得到恢復的原因。受傳統文化影響，很多中國人不喜歡在羊年生孩子，而更希望能生一個“龍寶寶”“猴寶寶”“豬寶寶”。

那時候，媒體關于產科“一床難求”的報道鋪天蓋地：“樓道加床”“建檔難，號販子索要天價”……為了應對分娩量的攀升，北京朝陽醫院把7個單間病房改造成了雙人間，北京市東城區婦幼保健院也在室外的庭院中加了床位。“聽說別的院還有加板凳的，編號板凳一、板凳二……”王霞說。

當時國家衛計委為解決婦幼健康服務資源不足的問題，提出要加強省、市、縣三級婦幼保健機構建設，增設產科床位8.9萬張，力爭“十三五”時期增加產科醫生和助產士14萬名。

民營醫院由此看到了婦兒醫療的潛在市場。東吳證券在2016年10月發布的一份《婦兒行業專題報告》指出，在過去幾年，公立醫院人滿為患、人均衛生醫療費用的逐年增加、二胎政策的推行、東部地區城市超過95%的產床使用率等情況，都是發展民營婦產醫院的利好因素。

有政策利好與誘人市場前景，加之婦產醫院所需設備較少，資本門檻低，大量玩家入局。早先入局的婦產專科醫院主打高端市場，目標受眾為北上廣的外籍和高收入群體，后入局的“莆田系”則著重在成都、青島等二線城市填補空白。2015年7月，屬于“莆田系”四大家族之一林氏家族的和美醫療在港股上市。

當公立和民營醫院摩拳擦掌準備迎接一波生育小高峰的時候，現實卻如一盆冷水澆下。

行業的“產能過剩”

2019年是豬年，于亞濱發現，那年的分娩量還沒有超過雞年2017年。她由此感到，分娩量開始下滑了。如果說，2020年女性分娩意愿的減少是受疫情影響，那么2021年在復工復產的情況下，產科卻沒有恢復以前的活力，則說明生育率下降成為既成事實。

有數字為證：北京市朝陽婦幼保健院2016年全年的分娩量為接近5800，此后逐年下滑，到2021年，下降至2000出頭，比4年前減少了一半還要多。

在杭州，某民營三甲醫院婦產科副主任醫師劉建剛說，他所在的醫院分娩量相對幾年前近乎砍半。2013年之前，他在當地某公立三甲婦產科醫院工作。據他了解，現在，該院產科病房現在大約空了20%。另據劉建剛所知，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婦幼保健院的產科共有三層，而現在已經撤掉一層，杭州市第二醫院的產科病房則關閉一半。

在距離北京400公里的河北省邯鄲市館陶縣，縣人民醫院婦產科主任、副主任醫師張潔文稱其科室分娩量從2016年的1500多掉到了去年的789。“今年前兩個月，我們科才生了50多個孩子，我覺得今年的數據也不會好。”她說。

“去年我下鄉義診的時候，鄉鎮衛生院的書記告訴我，從過年到國慶節，整個大村子結婚的還不到20家。”張潔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還解釋說，館陶縣屬于經濟不發達的縣，人口外流現象較為嚴重，當地男性多外出打工，很多女性則嫁到外地。

王霞所在的北京市東城區婦幼保健院的產婦數量也出現了斷崖式下跌，現在每月也只有三四十的分娩量，僅為前幾年的五分之一。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除了生育意愿不強，還與東城區近年來的人口疏解政策有關系。

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教授段濤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稱，生育率下降對產科的沖擊，公立二級及以下醫院受的影響明顯大于三甲醫院。大多數區級婦幼保健院屬于二級醫院，因此他們受到的影響比較大。

劉建剛解釋說，在整體分娩量下滑的情況下，以前在三甲醫院建不上檔退而求其次去二級醫院建檔的孕婦，現在可以去三甲生孩子了，因此三級醫院的產科門診量總體上還是比較大的。

段濤稱，在公立三級醫院中，婦幼專科醫院受到的影響更小。一方面原因是這些醫院“術業有專攻”，已經形成了一個競爭優勢和競爭壁壘，許多人將專科三甲醫院作為自己生孩子的首要選擇。另一方面原因是，近兩年受疫情影響，綜合醫院的疫情管控會更嚴格一些，許多人也會轉而去婦幼專科醫院生孩子。

中國疾控中心的劉艷輝監測了2014~2019年北京（海淀區和朝陽區）、成都、武漢、深圳四市的產科衛生資源配置與利用情況后發現，“2017年以后，除了公立三級外，其他類型助產醫療機構產科床位使用率和產科醫師工作負荷均明顯降低”。

在民營醫院方面，段濤稱，小型單體民營醫院受到的影響最大，它們規模小，往往過度營銷，且缺少好的專家團隊。而大型高端民營醫院的境遇要稍微好一點。段濤認為，這些頭部醫院立足早、有先發優勢，當時又趕上風口，所以就有了較快的發展，另外還具有品牌優勢，所以仍然能在沖擊中生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