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對于全體中國人來說，無疑是極度沉痛的一個日子，1937年的那一天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事件，如今的12月13日確定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用國家公祭的形式來祭奠死難的國民，增強戰爭災難歷史的記憶，成為國際慣例。

然而最近一次的國家公祭日期間，卻有一位上海高校的女教師，在課堂之上發出令人驚詫和氣憤的言論，這個女教師究竟說了什么，引來無數網友和群眾的聲討，官媒甚至發聲，怒斥其，枉為國人，南京大屠殺的真相不容質疑，我們需要銘記國恥，而不是顛倒黑白，信口雌黃。

2021年12月14日，上海震旦職業學院一女教師在上課時稱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的數據是虛構的，“沒有數據支持的”，她表示“三十萬人是從一個人的筆記里大概估計的，也有估計三千的，有估計兩萬的，有估計五十萬的，有估計七萬的。”“死的是誰，有名有姓的是誰，如果沒有名沒有姓沒有***號，這個三十萬只是一個中國歷史小說寫作的一個概述。”

這種無知無畏的言論，讓人憤慨無比，包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和《人民日報》等多家權威媒體刊登和轉載了一份歷史文件，有力地駁斥了這些歷史虛無主義者的荒謬言論。

1947年3月10日，針對南京大屠殺主犯之一谷壽夫判決書就是其中的鐵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至今仍保留著這些珍貴的史料，資料記載：1937年12月，時任日軍第六師團中將師團長的谷壽夫率部攻占南京與其他入城日軍開始了南京大屠殺。

日本投降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將其列為乙級戰犯。1946年8月谷壽夫從東京巢鴨監獄被引渡南京。1947年2月6日,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谷壽夫進行公審。3月10日下午,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戰犯谷壽夫作最后審判。

審判長石美瑜律師宣布審判谷壽夫的判決書。其中說:“在谷壽夫部隊駐南京之期間內,計于中華門外花神廟、寶塔橋、石觀音、下關草鞋山等處,我被俘軍民遭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并焚尸滅跡者,有單耀亭等19萬余人。

此外零星屠殺,其尸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15萬余具。被害總數達30萬人以上。尸橫遍地,慘絕人寰。其殘酷之情形,尤非筆楮所忍形容。”

“會攻南京之日軍各將領,共同縱兵,分頭實施屠殺、***、搶劫、破壞財產之事實,已屬眾證確鑿,無可掩飾。”“被告與各會攻將領,率部陷我首都后,共同縱兵肆虐,遭戳者達數十萬余。更以剖腹、梟首、***、活焚之殘酷行為,加諸徒手民眾迂夫無辜婦孺。窮兇極惡,無與倫比。法庭當庭判含壽夫以極刑。4月26日,谷壽失被執行槍決。

要追溯到更加久遠的史料，我們將時間回溯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的，一場著名的法庭審判之中。從1946年5月3日開庭到1948年11月12日結束，由中、美、英、蘇、法等11個國家法官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歷時2年零6個月，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國際審判，又稱“東京審判”。

這期間，法庭公開開庭800余次，英文庭審記錄近5萬頁，書面證據共4300多件，判決書長達1200多頁，法庭用了整整7天才宣讀完畢。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迅速占領了中國華北的大部分地區，他們認為最多三個月就可以結束對華作戰，為了控制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和政治中心南京，1937年8月13日日軍向上海發動進攻，淞滬會戰開始。

但戰事的發展遠不像日軍最初預料的那樣，他們遭到了中國軍民的頑強抵抗，上海戰線出現僵局，為此日本軍部不斷加大兵力投入，重新調整***，編組了上海派遣軍，由松井石根出任司令官。

松井石根上任后，率領日軍奇襲杭州灣，快速向南京推進，國民***隨即組織了南京保衛戰，12月10日日軍對南京發動了總攻，3天后南京陷落。1946年9月為了弄清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真相，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此設立了一個獨立的單元，進行法庭調查。美國檢察官薩頓首先主持詢問，他在開場詞中說，上海和南京一帶的中國心臟地區，土地肥沃，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之一。

而正是南京在一場違反國際法和全部戰爭法規的軍事侵略中淪陷了，被洗劫、炸毀和燒光了。首位在法庭作證的是，當時在南京金陵大學醫院工作的美籍醫生羅伯特威爾遜，威爾遜醫生畢業于普林斯頓和哈佛大學，在許多中外同事逃離南京避難的時候，威爾遜留了下來。他目擊了日本人在南京的血腥屠殺，就在他的醫院里，不斷有被日本兵刺傷、砍傷、燒傷和***或者死里逃生的人被送來。

這個擁有180張床位的醫院始終爆滿，從12月13日開始，在六、七個星期里日本軍隊一直在屠殺中國人。三個死里逃生的中國證人，出現在法庭上，他們是南京居民，尚德義、伍長德、陳福寶。尚德義是難民，12月16日和哥哥尚德仁，堂兄尚德全一起被抓，帶到長江邊上的下關，與其他1000余人被機關槍掃射，死里逃生。

伍長德是食品商人，12月15日被日軍從南京難民區抓走，和其余2000多名難民一同帶到漢西門外，日本軍人用四挺重機槍，向手無寸鐵的難民掃射，伍長德在槍響之前倒地，幸免一死，但接著又被日軍的刺刀亂捅，煤油焚燒，伍長德疼得滾入護城河，僥幸逃脫。

名叫陳福寶的難民在日軍進城的第二天，從避免地區被抓走，當時在南京日本士兵只要看到戴帽子，手上有繭子的中國人就會立即槍斃，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兩天之后，他再次被抓，日本兵讓他們摔跤，輸了的就會被刺刀捅死。

這些幸存者在法庭上的證詞，驚心動魄，給所有在場的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尚德義和伍長德、陳福寶的證詞得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重視和很高的評價，曾經到南京等地實地調查的美軍上校托馬斯莫羅檢察官向法庭提供了8件證據確鑿的宣誓證詞。

更為難得的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得到了一份十分珍貴的影像資料，這段影像資料被檢察方面作為物證當庭放映。這是由一部165毫米老式電影攝影機拍攝下來的歷史膠片，畫面記錄的是，日軍進入南京的情景，也是迄今為止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珍貴影像資料，拍攝這些畫面的人是美國牧師約翰馬吉，1937年12月日軍攻占南京時，馬吉擔任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和德國人拉貝共同籌辦了南京安全區。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約翰馬吉目睹了日軍燒殺淫掠的血腥場面，冒著生命危險用攝影機拍攝了長度達105分鐘的真實史料。1938年5月16日出版的美國《生活》雜志率先刊登了約翰馬吉由電影膠片沖制的南京大屠殺照片，令世界為之震撼。

1946年10月馬吉牧師出現在了東京法庭的證人席上。約翰馬吉的作證和他所出示的影片資料，讓法庭上的所有人感到驚愕不已，東京的日本記者在他們的報道中，一連用了“慘慘慘”三個字形容說，那一刻令人戰栗不已。

法庭在審理南京大屠殺事件時，還接受了一個非常特別的作證文件，它是納粹德國駐南京大使館拍法給德國外交部的一封秘密電報，電報在概括地描述了日軍在南京殺人如麻以及***、放火、搶劫的普遍情況之后，結語是這樣說的，犯罪的不是這個日本人，或者那個日本人，而是整個日本軍隊，它是一部正在開動的野獸機器，這部野獸機器高速度、大馬力地開動了長達六個星期之久，中國南京變成了人間地獄。

遠東軍事法庭上，時任中國法官的梅汝璈在1963年撰寫的回憶，東京審判的文章中的提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于時間倉促，忽略了在南京規模最大的一次集體屠殺，那次大屠殺發生在日本軍隊攻占南京后的第五天。

1937年12月18日那天夜里，日軍把圍困在幕府山的男女老幼總共57400余人，全部驅趕到南京下關的草鞋峽，用機槍進行密集掃射殺死，事后為了掩蓋罪行，日軍把汽油澆到尸骨上點燃，焚燒滅跡，在梅汝璈的回憶文章中，他憤慨地指出，南京大屠殺無疑地是二次世界大戰日軍暴行中最突出的一件。

法庭在審理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整整二十天里，是整個審訊過程中最沉重的時刻，除了那些日本戰犯，法庭內外的人們簡直無法理解，為什么日本軍隊會像野獸一樣發瘋。國內抗戰歷史學者分析稱，自二十世紀以來，由于日本軍隊在侵略中國的每場重大戰役中幾乎總是勝者，所以養成了日本軍人驕橫暴戾的脾氣，但是在1937年的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中，中國軍民的頑強抵抗，讓他們感到吃驚，只好不斷修改作戰計劃，加大投入作戰部隊的力度，同時更得承受傷亡慘重的代價，這在很大程度上重創了素來張狂蠻橫的日本官兵。

1937年12月7日，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召集參戰軍官，制定《攻克南京作戰綱要》，松井石根親自向所屬各作戰部隊下達了這樣的命令，“發揚日本武威，懾服中國”，在攻陷南京前的這道命令再清楚不過的表面，那就是鼓勵和縱容他的部下，變成失去人性的野獸，這是當時日本軍部的有計劃的屠城，其目的就是為了對中國軍民的抵抗起到震懾作用。

對于發生在中國南京的大屠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出如下認定：在日軍占領南京期間的最初六個星期內，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二十萬以上，法庭做出的這個估計，無疑是相當保守和慎重的，而被燒毀、投入長江滅跡的尚不完全包括在這個數字之內。

如果列舉更為具體的數據，前面提到的世界紅十字會組織，就能為我們找到詳盡信息，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自1937年12月22日-1938年10月30日，共計在南京地區收集掩埋尸體43123具，其中城區內掩埋尸體1793具，城區外掩埋尸體41330具。

世界紅十字會八卦洲分會：自1937年12月22日-1938年10月30日，共計在南京地區搜集掩埋尸體，共計1559具。

中國紅十字南京分會：自1937年12月-1938年5月，搜集掩埋尸體共計22691具，其中1938年1月5日前掩埋了8949具尸體，1月5日后至5月底掩埋尸體總數達13742具。除了紅十字會方面，南京當地的慈善組織及其掩埋尸體的隊伍也記載了其他的數據，南京同善堂：搜集掩埋尸體共計7000余具。

南京“代葬局”：掩埋搜集尸體共計1萬余具。順安善堂：搜集掩埋尸體共計1500余具。城西市民埋尸隊：在1938年初，搜集掩埋尸體共計28730具。城南市民埋尸隊：收集掩埋尸體共計7000余具。

高文彬是時任東京大審判期間的中方檢察官助理，他在回憶錄中坦言，南京大屠殺的證據相對比較好找一些，中方檢察代表在去東京參加審判之前，就已經在南京地區進行調查、搜集證據，相關的人證和物證非常清晰可靠，日本人的罪行無可爭議。

審判南京大屠殺的時候，旁聽的人特別多，起初很多日本人都抱著懷疑態度來聽的，因為當時日本由軍人當政，對國內的言論嚴格控制，日本兵在外面做的壞事情，報紙上從來不宣傳，只說他們怎么勇敢作戰，所以普通日本民眾根本不知道日軍在外面犯下那么多慘無人道的罪行。審判退庭時，他正巧碰到旁聽的日本人離開，女的看到我們中國人就低著頭，不敢正視我們。為什么？她們覺得羞愧！

除此以外，高文彬于1947年的一天，在《東京日日新聞》上看到了1937年的一張照片，上面登著日本少尉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南京大屠殺中，以軍刀砍掉中國人的頭顱數量作為比賽，最終以向井殺死106人“獲勝”，而野田失敗的原因，是軍刀“卷了刀刃”。照片上兩個人并肩站著，用軍刀撐地，臉上竟然還露出得意洋洋的笑。211名中國人慘死在他們手中，想到自己的同胞就這樣被他們屠殺，他心里說不出的悲痛和憤怒。

高文彬把這份報紙復印了3份，一份留在檢察處辦公室，另兩份通過中方檢察官顧問倪征燠轉寄給南京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中方立即向盟軍總部提出抓捕這兩人，戰后這兩人混跡于被遣返的日軍當中，悄無聲息回到國內，隱匿于市井之間。

由于重名者很多，搜尋幾乎持續了半年，最終在兩人的家鄉日本崎玉縣，盟軍看到了他們。劊子手已經脫掉軍裝，頭裹白布，在街邊做起了小生意。他們后來被押解到南京接受審判，當時的甲級戰犯是在東京受審的，而乙、丙級戰犯，則在中國國內的不同地區接受審判。

后來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記載上，盡管兩人在法庭上極力推諉，但因證據確鑿最終被判處死刑。1948年1月28日，他們被拉到南京雨花臺刑場執行了槍決。

正如《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評中，駁斥這次上海教師的荒謬言論，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30萬以上，鐵證如山。妄加揣測，質疑歷史真相，枉為人師！忘卻苦難，否認他國惡行，枉為國人！教育歡迎求真，但打著“辨偽”，為罪人開脫，抹除民族苦難，這般無知無德怎配指導下一代？歷史為根基，教育是民族未來。未來失了根基，民族將何存？

參考資料：高文彬《我所經歷的東京大審判》

探索發現《喪鐘為誰而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