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學兩個字，乍一看頗為陌生，距離咱老百姓很遙遠，似乎是小眾學問。

可實際上在字畫藝術領域，印學是一個很大的學派，而且距離你我很近。

且不說各公司的公章，單單舉個藝術圈的例子：北京宋莊鎮有個畫家村，核心位于小堡村的藝術工廠路。

走進畫家村的核心區，第一眼看到的藝術家群體，便是滿大街刻印章的攤位。對方會詢問你，是需要陰刻還是陽刻？

陰刻的意思就是直接開刀刻字，字是凹進去的；陽刻則比較復雜，字是凸出來的。前者便宜，后者較貴。

而在古董行當，古印章是價值最高昂的文物之一，代表著古人的身份和地位。

篆刻藝術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上到各大名家名流，下到詩書字畫愛好者，都喜歡刻一方屬于自己的印章。

而在篆刻藝術當中，被奉為“圣經”一般的書籍，便是著名的《西泠八家印存》孤本，屬于是篆刻藝術的無價之寶，單單是學術價值，就已經是印學巔峰。

然而令人氣憤的是，此寶物在日本展出的時候，卻丟失在了廁所里，至今沒能找到。

2010年，印存起初是借給日本篆刻聯盟副會長內藤富卿，拿到篆刻書畫展展出，可展出結束之后，內藤去廁所的時候，卻遺忘在了廁所的架子上。

自此之后，《西泠八家印存》這件傳世孤本的無價之寶，丟失在了東京。

中國這邊自然不想相信內藤那一套說辭，印存的主人丁如霞女士，堅持認為是內藤巧取豪奪，偷拿占有那印存孤本。

為此，西泠印學的后人，開始了漫長的訴訟之路，在東京打了一場又一場的官司。　　　　

由淺入深來說，在我國漫長的歷史當中，衣冠南渡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

在衣冠南渡之前，西湖是普普通通的一汪碧水；衣冠南渡之后，西湖很快就成為文人筆下的常客。

在杭州西湖景區當中，有一處景點名叫西泠，原本只有幾盞漁火，生活著幾戶普普通通的村民。

隨著文化南遷，西泠逐漸熱鬧了起來，古有詩云：桃花千樹柳千株。

西泠橋附近有蘇小小之墓，是一代名妓的斷魂之處，古有詩云：千載芳名留古跡，六朝韻事著西泠。

一起南渡到杭州的，不僅有文人的琥珀黃酒和楚館煙柳，也有精美絕倫的篆刻文化。

文人墨客這個群體，不僅跟毛筆宣紙相伴，也會跟印章相伴，在古代印章代表著非凡的意義，甚至等同于咱們今天的指紋。

而我們本篇要講的西泠印社，便位于西湖的西泠橋附近，最早創建于1904年，是我國現存歷史最悠久的文人社團，也是海內外成立最早的金石篆刻***學術團體。

西泠印社的四位創始人當中，有一位收藏家名叫丁仁，丁家祖孫三代人收藏各種印章，到丁仁這一代的時候，已經收藏了600多方。

丁家的藏書樓，取名叫八千卷樓，收藏著家族世代收集的古文字畫，和數量眾多的古董印章。

亂世黃金盛世古董，如果這些印章能挺過亂世，價值不言而喻……可偏偏一整個近代歷史，是中國古代文物的一場劫難。

隨著九一八事變，隨著軍閥混戰，山河破碎風飄絮，丁家在亂世當中，保護著古人傳下來的篆刻文化。

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戰爭硝煙燃起，一場浩劫降臨在了中華大地。

當時，丁仁本人任職于上海的中華書局，猛然得知日寇即將侵犯杭州，他心中暗呼大事不好，八千卷樓可能會毀于刀兵之災。

為了保護家傳的寶物，丁仁趕緊讓兒子政平，以最快速度趕奔杭州老家，搶救祖宗傳下來的古董印章。

政平快馬加鞭趕回老家，在戰火中搶救了五百多方印章，帶著離開了杭州，亡命天涯去了。

當日寇殺到八千卷樓，搜光了里面的寶物之后，便放了一把烈火，八千卷樓付之一炬。

丁仁得知藏書樓被焚毀，只感覺心臟猶如針扎，他望著那五百多枚古印章，擔心祖宗留下來的古董，會損毀于戰亂之中。

丁仁陷入了思考，他想著這些古印章，如何才能流傳百世呢？而最好的***，莫過于***印存。

于是乎，丁仁拿來搶救而出的印章，精心拓印成冊，并且一字一句的，詳細寫下每一方印章的來歷和藝術高度，前后寫了9294字。

到1938年，丁仁完成了《西泠八家印存》一書，其價值不言而喻，被譽為篆刻藝術的“圣經”之作。

這孤本，代表著丁家三代人，對篆刻文化的理解，是西泠印學的巔峰作品之一。

封面書簽來自于名家葛昌楹，書序來自于名家高時顯，主要內容來自于丁仁，三位民國名家的手稿，匯聚在《西泠八家印存》一書當中，放到今天已經是價值連城。

（丁仁）

歷經戰火，《西泠八家印存》消失在了兵荒馬亂的近代歷史當中，連續半個多世紀不知所蹤。

《西泠八家印存》在哪里呢？實際上，此孤本一代傳一代，一直在丁家傳承，只不過并未對外公布罷了。

這價值連城的孤本，一直傳到了丁仁的孫女丁如霞手中，而丁如霞是旅日華人，常年工作生活在日本，任職于某家公司的經理之職。

（丁如霞）

《西泠八家印存》不僅是丁女士的傳家之寶，更是西泠印學的藝術結晶，承載著西泠印社的文化內核。

2003年，丁如霞為了紀念西泠印社成立一百周年，所以對外公布，自己一直保存著《西泠八家印存》孤本。

消息一出，在中日兩國的書法界，引起了極大的轟動，此書承載的可不僅僅是經濟價值，更多的則是歷史價值、藝術價值、是西泠印學的文化結晶。

那孤本最大的價值，自然是西泠印學的學術價值。

中國的報刊媒體，多次采訪丁如霞女士，對此進行過多篇的報道。

2008年，丁如霞在陽春三月，去往日本的大東文化大學，做了專題的演講，演講的內容則是：西泠印學的丁家傳承歷史。

在演講過程當中，丁如霞拿出了《西泠八家印存》向學校里的師生展示，拍下了多張照片。

而國內這邊，西泠印社聯絡日本的丁如霞女士，又聯絡了中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想舉辦一場畫展。

過了一個多月，中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聯絡了旅居日本的丁如霞女士，談起了舉辦畫展的提議。

由此，拉開了《西泠八家印存》第一次公開展覽的序幕。

西泠印社的后人趕到日本，和東京當地的專家結合，于是將畫展的地點，定在了東京上野森美術館。

到了舉辦畫展的時間，來參觀的專家學者絡繹不絕，因為丁仁先生號“鶴廬”所以本次畫展，被命名為：丁鶴廬書畫展。

在此后的時間里，《西泠八家印存》也曾借給日本友人，在展覽活動當中，當做特別展出的項目。

展出結束之后，日本友人則歸還《西泠八家印存》感謝丁如霞女士的慷慨。

2009年6月，CCTV為西泠印社，拍攝了5集的專題片，名為《西泠印社百年之謎》。

而在中央電視臺的五集專題片當中，《西泠八家印存》則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史料支撐，丁仁先生的蠅頭小楷，詳細闡述了精美絕倫的西泠印學。

日本多家媒體，尤其是文藝界的媒體，也多次采訪丁如霞女士，寫成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發表在了報紙書刊上。

日本的多家電視臺，在拍攝中日友好的紀錄片時，偶爾也會去找丁如霞女士，拍攝《西泠八家印存》孤本。

在日本和平人士看來，《西泠八家印存》孤本承載著更多的歷史意義，記錄著那個黑暗的時代，也反思那個黑暗的時代。

久而久之，《西泠八家印存》孤本的名氣越來越大，在中日兩國幾千年的歷史當中，該書成了見證歷史的存在。

丁如霞女士，也希望西泠的印學文化，能夠在日本廣泛傳播，所以她從未拒絕過電視臺的采訪，也樂于參加各種展覽。

然而到了2010年，萬萬沒想到的是，《西泠八家印存》以一種近乎荒誕的方式失蹤。

那年，有個叫內藤富卿的日本人，職務是全日本篆刻聯盟副會長，想要舉辦“鑒古印社篆刻展西泠前四家書畫展”所以去找丁如霞女士。

內藤富卿非常客氣禮貌，提出借《西泠八家印存》出展，作為本次書畫展覽的核心項目，展會時間是8月15日至21日。

丁如霞并沒有多想，她認為這種展覽很好，不僅傳播了西泠印學的文化，也助力于中日友好。

從人類文明的角度來說，文化交流是最佳的交流途徑之一，丁如霞自然很樂于拿出《西泠八家印存》，借給內藤富卿副會長。

而且還有一個關鍵的細節，那就是丁如霞每次把《西泠八家印存》借給日本的文化部門，都是無償的，不收任何費用。

這次把《西泠八家印存》借給內藤富卿，同樣也是無償，希望這孤本能為中日的文化交流做貢獻。

內藤在借書的時候，也并沒有簽署正規的手續，而是在自己的名片上，寫了一張簡易的借條。

接下來開展的時間，內藤富卿身為書畫展的評委，在展覽的過程當中侃侃而談，為大家講解西泠印學藝術。

展覽結束之后，按照內藤富卿自己的說法，到了歸還《西泠八家印存》的那天，他想著把這稀世珍寶還給丁如霞。

然而在上廁所的時候，內藤富卿拿著《西泠八家印存》進了廁所，離開廁所的時候，卻忘記帶走那本孤本。

（印存內頁）

離開***幾分鐘之后，內藤富卿突然想起《西泠八家印存》的孤本，遺忘在了***的廁所架子上。

內藤富卿趕緊回去找，可因為他本人的疏忽大意，所以《西泠八家印存》的孤本，已經不知所蹤，于是趕緊報警。

以上說法，來自于內藤富卿本人的回憶，沒有得到任何證人的證明。

而丁如霞女士，到了歸還傳家之寶《西泠八家印存》的時間，自然去找內藤富卿。

在一次展會上，丁女士總算是找到了內藤，詢問那孤本印存，到底何時歸還？

丁如霞萬萬沒想到，內藤富卿說那孤本《西泠八家印存》丟失在了***的洗手間……聽完內藤富卿的一番話，丁如霞聽完之后如遭雷劈。

丁如霞認為內藤在說謊，認為是此人故意偷走了自己的傳家之寶《西泠八家印存》孤本，然后拿這種借口搪塞。

2012年7月，丁如霞一紙訴狀，告到了東京的一個地***院，狀告內藤富卿巧取豪奪，偷漏了自己的傳家之寶。

被告內藤富卿，陳述了他丟失《西泠八家印存》孤本的經過，承認錯誤在自己這邊。

丁如霞要求內藤立刻歸還印存，而內藤富卿則說，那孤本已經丟失，又該如何歸還呢？

法院經過審理，宣判丁如霞勝訴，隨后派人去搜查內藤富卿的住所和公司，說并沒有搜到《西泠八家印存》的孤本。

（印存內頁）

丁如霞自然不會就此放棄對《西泠八家印存》孤本的索要，既然內藤富卿說，把那本書給弄丟了，那就賠償經濟損失。

于是乎，在2013年的時候，丁如霞又是一紙訴狀，狀告內藤富卿，要求對方賠償三千萬日元，大約相當于一百八十多萬人民幣。

而且這三千萬日元的標準，并不代表《西泠八家印存》的實際價值，丁如霞認為那孤本的實際價值，遠遠超過三千萬。

之所以提出這個標準，是因為這個數額，在內藤富卿的承受范圍之內。

內藤富卿再一次成為被告，他又一次在法庭上道歉，承認了自己丟失那孤本印存的錯誤。

但承認歸承認，內藤富卿則認為，那孤本的經濟價值，并沒有達到三千萬日元。

2013年1月16日，內藤富卿搖身一變，變成了這起“丟失印存”事件的受害人，他向警方報案，說自己在什么什么地方，丟失了那印存孤本，希望警方早日抓到小偷。

法官在這起丟失事件當中，則一直調解原告和被告，內藤富卿自始至終，只愿意拿出內200萬日元，賠償給丁女士。

三千萬日元和兩百萬日元差距巨大，內藤富卿則一邊道歉，一邊說那孤本只值兩百萬日元，也就是人民幣12萬元左右。

日本的朝日新聞報道了此事，而且《西泠八家印存》孤本丟失之后，引發了中國書法界的強烈***和譴責。

例如西泠印社的成員吳超同先生，他認為那孤本的價值，遠遠超過三千萬日元，如果放在中國國內的拍賣會，價值至少也要一億日元以上。

再有就是，內藤富卿的說法，很難讓人信服，誰會帶著那么珍貴的孤本，去廁所里呢？

丁如霞自始至終，都認為內藤富卿在說謊，她提出了幾點質疑。

第一點質疑，這并不像是內藤富卿丟失了印存孤本，倒像是內藤富卿提前做局，想要偷漏孤本，占為己有。

第二點質疑，假定內藤富卿是丟失孤本，可從丟失到回去尋找，間隔時間不足十分鐘，而內藤去的那家***廁所，平常很少有誰進出，以前也沒有發生丟失東西的事情。

第三點質疑，丁如霞說：“按照日本的習慣，一般丟失東西，95%以上都能失而復得，印存和印章，都是很***的東西，不是行內專家一般不會了解其價值，所以拾到的人一般會交到警察所，拿走的幾率不高。”

第四點質疑，內藤富卿既然堅持認為印存孤本丟失，可至今也沒有誰能證明是丟失，只有人看到內藤拿著一個白色的紙袋進了那家***的洗手間。

所以，丁如霞提出了以上四點質疑之后，希望日本東京的法官，能夠站出來主持公道，彌補丁家的一二損失。

西泠西泠印社執行社長名叫劉江，他在八十六歲那年，得知印存孤本丟失，他感到非常的氣憤，希望東京法院和東京警方，能夠早日查出真兇，不要影響到兩國的文化交流。

一直到今天，也未能查出印存孤本的去向，成了中日兩國的一件懸案，到底是丟失了？還是被私藏？恐怕只有內藤富卿自己知道吧。

此事帶來的影響很大，成了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障礙，例如2019年春節的時候，一則爆炸性的書法界新聞，引發了臺海兩岸書法圈的激烈爭議。

起義我國臺北故宮博物院，在2019年1月16日，把顏真卿的《祭侄文稿》無償借給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

當網友得知此事，海嘯一般的批評，撲向了臺北博物館，怒火恨不得順著網線，燒到該博物館的負責人身上。

兩岸多家媒體，怒批臺北博物館，罵負責人難道忘記了《西泠八家印存》孤本的丟失事件嗎？

網友更是分開指責，說了很多過激的話，認為中國的文物，不能再借給日本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