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20-1997）

汪曾祺有一短篇小說，題名《八千歲》，發表在《人民文學》1983年第2期（2月20日出版）。2月24日，汪曾祺收到樣刊后，當即給《人民文學》編輯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未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1月版《汪曾祺全集》。全文如下：

編輯同志：

《人民文學》今日收到。拙作《八千歲》錯字頗多。粗看一遍，有這些：26頁左欄第3行“當時的銅元”，“當時”當作“當十”。晚清至民國所鑄銅元有兩種，一種是紫銅的，“當”十個制錢，有的錢面上即鑄有“當拾文”。南方通用的即是這種。另有一種當貳拾文的，是黃銅的，我們那里偶爾見到，謂之“大銅板”，以別于紫銅的小銅板，市面上不通用。

26頁右欄第1行“方能”當作“才能”。

27頁左欄第4行“脫稻”當作“晚稻”。

27頁左欄第13行“發黑”當作“發黃”。

29頁左欄第28行“打個兒”當作“打千兒”。

31頁左欄第7行“釉紅彩”當作“油紅彩”。“彩”是著釉之法，如“粉彩”、“斗彩”。“油紅彩”是一種石榴花顏色的“彩”，因為看來如發油光，故名“油紅彩”。這是一種并不貴重的彩，過去常見的“壽字碗”就是這種“彩”。改為“釉紅彩”，遂不可解，亦恐為稍懂瓷器的人所笑。

31頁左欄第16行“澆面”當作“餃面”。“餃面”即餛飩面。“澆面”則是有“澆頭”（如炒肉絲）的面了。鄉下人是吃不起有“澆頭”的面的。31頁右欄倒第4行“滾動”當作“流動”。32頁左欄第13、16、18行“大財主”都應作“土財主”。“大財主”多與官方有聯系，八舅太爺是不敢寫恐嚇信去的。

以上錯字有些是可能原稿寫得不清楚，或原稿上即有筆誤，以致排錯。但看來大部分是編輯同志出于好心，按照他的理解而改錯了的。如“當十”改為“當時”、“油紅”改為“釉紅”。我建議，以后如果遇有類似的疑不能決的字，最好和作者聯系一下。這是小事，但注意一下，對改進編輯作風有好處。象這些錯字，雖無關宏旨，但于文義不無小損。目前刊物的錯字太多，貴刊還算是好些的。

又排印時不知為什么把原稿中的空行全部拿掉。這樣全篇節奏就不那么清楚，讀起來使人有喘不過氣來之感。有些故意切斷處，原意是想讓人在這里停下來捉摸一下的，現在只好是聯珠炮似的一直放到底了。

我并未因此不高興，寫此信是提醒你們一下而已。

敬禮

汪曾祺

二月二十四日

這封信載《人民文學》1983年第4期“作者·讀者·編者”欄，題為《作家汪曾祺的來信》（未列入目錄）。《人民文學》編輯部高度重視汪曾祺來信，特于信首加了一段按語：“編者按：本刊第二期所發汪曾祺的短篇小說《八千歲》，由于校對疏忽，造成諸多錯字。這件事突出地反映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經作家來信指正，我們深感愧疚。現將汪曾祺同志的來信全文發出，以代‘更正’，以致歉意。”此時，《人民文學》的主編是張光年，副主編是葛洛、李清泉和劉劍青。除以上四人外，編委尚有王蒙、孫犁、沙汀、嚴文井、張天翼、草明、賀敬之、唐弢、袁鷹、曹靖華、謝冰心和魏巍。從抬頭語“編輯同志”來看，汪曾祺的這封信似非寫給其中的某一位編輯，而是寫給人民文學雜志社的。

《八千歲》刊《人民文學》1983年第2期第26—32、62頁，每頁分兩欄排布，故有左欄、右欄之謂。信中，汪曾祺指出了11個錯字，對有的用字為何是錯的，還作了簡要的解釋和說明。為方便閱讀起見，不妨將其所屬全句抄錄如下（加粗著重系筆者所標）：

八千錢是八千個制錢，即八百枚當時的銅元。

這種方能蓋住膝蓋的長衫，從前倒是有過，叫做“二馬裾”。

一囤脫稻香粳——這種米是專門煮粥用的。

年深日久，字條的毛邊紙已經發黑，墨色分外濃黑。

他們家規矩特別大，禮節特別多，男人見人打個兒，女人見人行蹲安，本地人覺得很可笑。

趙廚房祖傳的一套五福拱壽釉紅彩的滿堂紅的細瓷器皿，已經鎖在箱子里好多年了。

幾個草爐燒餅，一碗寬湯澆面，有吃有喝，就飽了。

初中三年級時曾用這地方出名的土匪徐大文的名義寫信恐嚇一個大財主，限他幾天之內交一百塊錢放在土地廟后第七棵柳樹的樹洞里，如若不然，就要綁他的票。這大財主嚇得坐立不安，幾天睡不著覺，又不敢去報案，竟然乖乖地照辦了。這大財主原來是他的一個同班同學的父親，常見面的。

汪曾祺認為，“這些錯字，雖無關宏旨，但于文義不無小損”。同時，他還專門提到“空行”問題。在他看來，空行是關乎“節奏”的，其目的是讓讀者在“切斷處”“停下來捉摸一下”。可是，在排印時，原稿中的空行，均被編輯拿掉了。

1983年9月，汪曾祺自編短篇小說集《晚飯花集》，收錄了《八千歲》。1985年3月，《晚飯花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但封面上作者的姓名莫名其妙地印錯了，不是“汪曾祺”，而是“常規”。出版社只得把印出的書的封面撕掉，重印重訂，但還是有部分印錯的書流入了市場。直到8月，汪曾祺才拿到樣書。收入《晚飯花集》中的《八千歲》，恢復了8處空行；《人民文學》中的錯字，除“釉紅彩”外，其他都一一改正了。不過，《晚飯花集》中的《八千歲》也略有改動，如將“碧蘿春”改作“碧螺春”，將“過了豐縣”改作“過了清江浦”，將“開米店的手上都有工夫”改作“開米店的手上都有功夫”；第46自然段末尾刪掉了一句：“好象這家燒餅店是專為他而開的。”此外，還或刪或添了幾處標點符號。

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汪曾祺全集》第2卷中的《八千歲》，是以《人民文學》為底本，并參照《晚飯花集》，也恢復了空行，改正了“當時”“方能”“脫稻”“打個兒”“澆面”中的錯字，而“發黑”“釉紅彩”“滾動”“大財主”則保留了原貌。在未發現汪曾祺致《人民文學》編輯的這封信之前，《汪曾祺全集》編者能改正幾個關鍵性的錯字，應該說是有學術眼光和校勘水平的。

大概是出于規范化的考慮，《汪曾祺全集》將《八千歲》中的“叫作”“當作”的“作”都改成“做”，將表示“好像”或“比如”義的“象”統一改成“像”，將“一彎流水”改成“一灣流水”，將“不須吩咐”改成“不需吩咐”。如此改動，似無可厚非。但有一處改動，頗值得商榷。小千歲才十六七歲，卻相當老成，孩子的那點天真愛好，“都已經叫嚴厲的父親的沉重的巴掌驅逐得一干二凈”。因宋侉子求情，八千歲遂允許兒子養幾只鴿子。小說中寫道：

宋侉子拿來幾只鴿子，說：“孩子哪兒也不去，你就讓他喂幾個鴿子玩玩吧。這吃不了多少稻子。你們不養，別人家的鴿子也會來。自己有鴿子，別家的鴿子不就不來了。”

《汪曾祺全集》將“喂幾個鴿子”改為“喂幾只鴿子”，這一改，口語的味道就淡了很多。人物語言與敘述語言畢竟是有區別的，不能因為敘述語言是“幾只鴿子”，就把人物口中所說的“幾個”也改為“幾只”。汪曾祺是非常講究小說語言的，他認為：“語言的唯一標準，是準確。”（《小說筆談》，《晚翠文談》，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42頁）從某種意義上講，改“幾個”為“幾只”就欠準確，就不符合“語言的唯一標準”。

1986年，汪曾祺曾在《有意思的錯字》中說：“文章排出了錯字，在所難免。”有的錯字是手民誤植，有的則是編輯所為。在列舉了鄧友梅和自己的一些文章被編輯錯改的實例后，他又說：“我年輕時發表了文章，發現了錯字，真是有如芒刺在背。后來見多了，就看得開些了。不過我奉勸編輯同志在改別人的文章時要慎重一些。”（《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1月版，第384—385頁）

在寫給《人民文學》編輯的這封信中，汪曾祺建議：“以后如果遇有類似的疑不能決的字，最好和作者聯系一下。”1987年，時任浙江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的徐正綸在復審汪曾祺《晚翠文談》的過程中，凡遇到可疑之處，即致信汪曾祺，汪曾祺都及時作了解答（參見《汪曾祺全集》第12卷所收汪曾祺致徐正綸信）。

作者健在，編者遇有“疑不能決的字”，“和作者聯系”確實是最好的求助解決之方式。但倘若作者已殂謝，又無其他依據可循，那該怎么辦呢？最慎重、最穩妥的辦法就是“一仍其舊”。

作者：陳建軍

編輯：謝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