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靖

自茨威格自殺之后的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在中文世界里的極高知名度與其在西方世界長期被冷落乃至遺忘的境地（茨威格的名字在二戰后的英語世界里幾乎完全消失）構成了極為鮮明而富有意味的對比，前者的聲望主要來自中篇小說《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它在中國被改編成同名電影（徐靜蕾自導自演）、戲劇（孟京輝導演）等多種藝術形式，當然他那本擁有無數中文譯本的著名傳記《人類群星閃耀時》也貢獻頗多，其廣泛的影響力甚至蓋過了茨威格生前用力極深的自傳《昨日的世界》。之于后者，則是二戰后歐洲文化（以具有深厚歷史底蘊的人文主義傳統為代表）沒落而美國文化（以新一輪資本主義經濟崛起的美國式通俗文化為代表）崛起的歷史見證。因此，普羅契尼克所著的茨威格傳記的書名是意味深長的。它的英文名是：TheImpossibleExile:StefanZweigattheEndoftheWorld，臺灣地區版的中文譯名為《褚威格最后的放逐：一個永恒過客的錯位人生》。“impossible”一詞在此語義雙關，既指不可能，也指“窮途末路”的困難，其副標題點明了茨威格走向世界的窮途末路（以維也納為代表的歐洲文化的沒落）的心路歷程。

斯蒂芬·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

作為一個著名的流亡者，茨威格深入骨髓的維也納情結是其一生的注腳。1881年11月28日，斯蒂芬·茨威格出生于維也納的一個猶太資產階級家庭。這座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在20世紀之交達到了科學、文化與藝術高度繁榮的巔峰，堪稱歐洲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跡。在此生長成人的茨威格對維也納的一切都心醉神迷，以至于其晚年流亡巴西時仍不斷追憶這座不朽名城的迷人風華，仍心心念念那個令他神往的《昨日的世界》：

無論是白天，還是黑夜，我總是一直懷著痛苦的憂慮思念著歐洲，一直想著在歐洲的奧地利，難以擺脫。在許多令人驚駭的危險地區中，唯有奧地利的命運特別令我關心，整個歐洲的命運全系在那個小國家身上。它恰巧是我的祖國。……當我裝作我早已不關心奧地利的命運時，我是怎樣在欺騙自己呵！我每天從遙遠的地方比我那些在祖國的朋友們更為奧地利緩慢而心切的最后掙扎而痛苦，……他們無憂無慮、幸福地過著他們的日子，而看得更加清楚的我，心都快要碎了。

長久以來，維也納——這個哈布斯王朝的首府得天獨厚，海納百川，它汲取了德意志、匈牙利、意大利、法蘭西、西班牙、弗拉芒等文化，將之熔于一爐，奠定了其歐洲文化中心的地位。維也納的文化藝術氛圍之濃郁幾乎無出其右（或許只有法國巴黎差可近之）——幾乎沒有一個維也納人不熱愛藝術。一個維也納人若沒有藝術感，并對禮儀不感興趣，就無法想象能進入所謂的“上流社會”。“但是，即使在下層民眾當中，甚至是最窮苦的人，從四外風景、人性歡快的氣氛之中，也把某種對于美的本能吸收到他的生活中去。沒有這種對文化的熱愛，沒有這種對人生最神圣的多余之物的既享受又審視的感覺，就不算是真正的維也納人”。可以說，這座城市的人文和藝術魅力彌漫在每一個空氣分子中。

《昨日的世界》

在音樂和戲劇方面，維也納更是首屈一指。七位不朽的音樂大師格魯克、海頓、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約翰·施特勞斯曾在此生活，造就了這座世界音樂之都。當年的大指揮家古斯塔夫·***更是響當當的人物，如果誰在街上見到***，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簡直“像打了勝仗一樣，洋洋得意地對同伴們報告”。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在定義中歐時，曾給出一個著名的準則：“最小的地方之中的最大多樣性”，維也納堪稱是這一準則的極致典范。這種兼容并蓄的城市文化海納百川、博采眾長，在不知不覺中將茨威格培養成一個超民族主義者、一個世界主義者、一個世界公民。

于是，我們看到成年后的茨威格從維也納走出，邁向廣闊的世界。他在歐洲各國自由往來，在世界各地無拘無束的旅行，過著一種世界性的生活。在薩爾斯堡城卡普齊納山上的家中，茨威格接待來自世界范圍的各界精英——包括著名作家高爾基、羅曼·羅蘭、詩人里爾克、心理學家弗洛伊德、音樂家理查·施特勞斯等等，他將這座山居稱為“一所歐洲人的房子”。在此，他們暢談理想、藝術與人生，度過了一生中最美好而愉快的時光。茨威格的國籍是奧地利，他用德語思考和寫作，但他同時精通多國語言，他的心靈超越了民族、國家和語言，他屬于全歐洲，屬于全世界。

就這樣，在茨威格的生命中，維也納不只是他的故鄉，更是他的精神家園。當他和他的精英朋友們從山頂居所的陽臺上眺望美麗寧靜的風景時，又有誰會想到，正對面的貝希特斯加登山上，有個坐在那里的男人有一天會毀了這一切。1938年，當茨威格位于薩爾斯堡的收藏豐富的私人圖書館被納粹燒毀之際，他生命的一部分也隨之而去了。那個“昨日的世界”只能小心翼翼地化入他的小說和自傳，如《普拉特爾的春天》、《家庭女教師》、《奇妙之夜》、《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舊書商門德爾》，以及那本大名鼎鼎的《昨日的世界》。隨著兩次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以及納粹對猶太人的無情迫害，這座城市的一切都淪為“此情可待成追憶”，就像那昨夜星辰昨夜風，再也無從尋覓了。

精神的流亡

雖然茨威格的流亡生涯是從希特勒上臺的次年（即1934年）開始，但從一戰結束的那段歲月開始，他的精神流亡史已經展開。在《昨日的世界》中，他寫道：“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奧地利戰后最艱難的三年，我是在薩爾斯堡與世隔絕的狀態下度過的。我已經放棄了有朝一日重見世界的希望。”盡管這一希望一度重現，但那個風華自足的維也納飄然遠去，歐洲文化的黃昏正在悄然降臨。一戰時，一個叫斯賓格勒的中學教師躲在慕尼黑昏暗的貧民窟中埋首寫作，在燭光中完成了驚世之作《西方的沒落》，該書第一卷和第二卷分別出版于1918年和1922年。生性敏感的茨威格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日落西山的窘境（《昨日的世界》中即有一章名為“日落西山”），卻又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爭取歐洲的精神統一，這是他畢生奮斗的理想，也是他一生的悲劇之縮影。

于是，茨威格在世界各地東奔西走，在瑞士、荷蘭發表演說，用法語在布魯塞爾的藝術宮演講，用意大利語在那座具有13世紀藝術風格的佛羅倫薩的歷史性大廳里——米開朗基羅和達·芬奇曾在那里就座過——發表演講，用英語在美洲——從大西洋此岸到大西洋彼岸的講學途中——發表演講。這還不夠，他還啟動了一系列最終形成歐洲人文主義精神畫廊的龐雜研究，其中專著《鹿特丹的伊拉斯謨》為我們留下了最重要，而且依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描述。歌德、荷爾德林、克萊斯特、尼采、里爾克、赫茨爾、弗洛伊德、施尼茨勒、***、布魯諾·瓦爾特和優塞福·羅特等名字吸引了茨威格的注意，這或許是意料之中的。但他還寫了整整一本關于巴爾扎克的書，還有但丁、蒙田、夏多布里昂、圣伯夫、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勒南、羅丹、布索尼、托斯卡尼尼、蘭波、詹姆斯·喬伊斯等等。他留下了或許是歐洲歷史上最出色的人物傳記。

所有這些人物和名字，就像茨威格的精神流亡地圖上的一個個站點，連綴起那個漸行漸遠的昨日的世界。這些人中的大多數都屬于人文主義精神傳統中的大師，既有繼承者，也有反叛者，卻都整合進他心心念念的“歐洲的精神統一”的宏大版圖中。為此，他自創了一種“三聯法”來寫作人物傳記，即將彼此勾連、映照的三個人物放進一本書里，恰如音樂上的對位法。就這樣，他用這種方式一共寫了九位人物，總其名為“精神的建筑師”。這種寫法的意旨，他在《三大師傳：巴爾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英文譯本序言中便開門見山地闡明：“我嘗試用對比和類似的方式，把詩人型的人物的特色作類型概括。”他將歷史資料和小說筆法熔于一爐，創造了一種嶄新的“精神傳記”。

《三大師傳：巴爾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或許是冥冥之中的注定，當那個將毀掉一切的男人在1933年上臺后，茨威格開始了身體與精神的雙重流亡。次年，從不屬于任何黨派、也不關心政治的茨威格在薩爾斯堡的家遭到了一次無端的搜查。對于視自由為生命至高價值的茨威格來說，“在奧地利搜查私人家庭是一種莫大的侮辱”。“每次盤問、每次檢查猶如一種侮辱。那是一些小事情，始終只是一些小事情，我知道那是在一個人的生命價值比貨幣的價值跌落得更快的時代里的小事情”。于是，他被迫離開心愛的維也納，流亡至英國。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此時英國已向德國宣戰，如果他以被征服的奧地利國民的身份申請護照，那他就成了德國人。茨威格只能選擇無國籍者身份，就像一朵無根的浮萍，隨時等待著被驅逐的命運。

爾后，他又流亡美國——既是德沃夏克《第九交響曲》中的“新世界”，又是阿多諾口誅筆伐的大眾文化的濫觴地。茨威格對美國文化沒有正面批判，但處處顯得格格不入。他在美國的時間不長，就受不住了。后來，當他自我放逐到那個宿命之國——巴西的時候，這個預感越發強烈：“我不屬于任何地方了，在世界各地我只是一個陌生人，頂多也只是一個過客罷了。”正如他在《昨日的世界》前言中的自白：“我的今日與昨日是那么地不同……我在其中成長的世界和如今身處的世界，以及兩者之間的新世界中都不能適應。”

是的，茨威格注定是一個流亡者，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精神流亡者。

最后的棋局

1941年夏，茨威格帶著第二任妻子綠蒂，從紐約乘船前往里約熱內盧，這是他的第三次巴西之旅。與前兩次不同的是，這是一次沒有回程的旅行。在與前妻告別之時，茨威格盡量地控制著情緒：“知道嗎，也許我們再也見不到面了。”抵達巴西的兩個月后，茨威格終于完成了那本宿命之書，在幾個候選書名之間經過一番思量和比較之后，最終將其定名為《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它并非嚴格意義上的自傳，而是一部時代的回憶錄。在給友人的信中，他表明了寫作這本回憶錄的初衷：“用文字把從前的生活留存下來，這只是某種無力的安慰罷了。為了那個古老的奧地利，我能做的主要就是喚起人們的印象而已：往昔是怎樣的一副模樣，歐洲文明的意義何在？”在很多讀者看來，較之日后真正的絕命書，《昨日的世界》不啻為前者的詳盡版本。

次年，他們搬到了離里約不遠的療養勝地彼得羅波利斯，在風景如畫的田園之地，過著遠離戰火卻離群索居的生活。在一種截然不同的異質文化的氛圍中，一波又一波的孤獨感向他不斷侵襲。正是在這樣一種濃厚的情緒中，茨威格開始創作他小說中的杰作：《象棋的故事》。主人公B博士忍受著孤獨的摧殘，正如彼時的茨威格。為了打發時間，他逼迫自己背棋譜與自己對弈，最終導致精神崩潰。在此，茨威格把背棋譜的精神分裂狀態和受納粹迫害的心理聯系在一起，間接地表露出他受到蓋世太保的折磨，幾近精神分裂，作者慣用的******再度出現，堪稱神來之筆。耶魯大學著名學者彼得·蓋伊是研究德奧文化史的專家，特為這個故事英譯單行本寫了一篇序言。

《象棋的故事》

短暫的***過后，茨威格在平靜的孤獨中重讀了蒙田的《隨筆集》。他猛然發現，這位同樣離群索居的法國懷疑論哲學家對世界的悲觀情緒，與他此時的心境是如此契合。他寫道：“為了能真正讀懂蒙田，人不可以太年輕，不可以沒有閱歷，不可以沒有種種失望。……唯有經過磨難和有閱歷的人才會贊賞蒙田的智慧和偉大，對此我有切身體會。”在平靜的絕望中，茨威格夫婦于1942年狂歡節期間將修訂好的遺囑交給律師。自殺的前一晚，茨威格與鄰居菲德爾夫婦相約見面，其實這是最后的告別。主人的平靜沒有讓客人有任何異樣的覺察，兩位男士還下了一盤棋，這也是茨威格人生中最后的棋局。午夜時分，茨威格夫婦將客人送回了家。

1943年2月23日，當警察到達現場時，發現茨威格夫婦穿戴整齊、安詳地躺在住所的地上，死亡時間約為凌晨時分，系服毒自殺。隨后，另外幾位友人也趕到這里，其中包括了巴西作家協會主席舒查。他隨即向巴西總統提議，為這位深受巴西人民愛戴的流亡作家舉行史無前例的國葬。葬禮當天，總統親自主持儀式，成千上萬的民眾為他送葬。有人說，茨威格太心急了，如果能多堅持兩年，整個世界又將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其實，與其說茨威格死于對納粹暴政的絕望，不如說是死于對歐洲文化不可逆轉的沒落的絕望。對于視“文化高于政治”的茨威格來說，這是生命中無法承受之痛。

對于一個中國人來說，茨威格的自殺不由地讓人聯想到王國維之死。靜安先生身處動蕩的亂世，中國面臨著方向的抉擇。先生躬身耕作的舊學日益凋敝，盡管他用西學的***為舊學研究注入新的生命，他的學術成果不僅為國內、甚至國外學界所矚目，但是他已經感到“一個時代的終結”，中國傳統文化的沒落不是他以一己之力可以力挽狂瀾的。那個曾延續了幾千年的燦爛古文明的消失對他而言，是一種“侮辱”，一個“世變”。他能選擇的，就是與他摯愛的傳統文化同歸于盡。對于茨威格而言，同樣如此。

著名作家克萊夫·詹姆斯用40年的時間完成了一本大書《文化失憶：寫在時間的邊緣》——一部介紹自由人文主義傳統“獨出機杼的核心綱要”。由姓名字母A到Z鋪陳的百篇歷史人物評論勾畫出了一幅暗淡了的群星閃耀圖，茨威格成了全書的絕佳句點，正如詹姆斯的評述：“斯蒂芬·茨威格是很適合給本書畫上句號的名字，因為他的生活、工作、流亡和自殺結合起來概括了前述許多內容：面對令人絕望的環境，卻想要有所作為的故事。”今天，我們紀念茨威格，不僅是紀念他杰出的創作和著述（包括數量巨大的詩歌、小說、戲劇、文論和傳記），更是追憶和紀念那個遠去的黃金時代，那座迷人的永恒之城——維也納，以及那個時代和城市所承載的不朽精神，正如陳寅恪為王國維所撰的那篇影響深遠的紀念碑文的結語：“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

責任編輯：臧繼賢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