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有個傳統，官場上稱謂往往喜歡往大里叫，拿現在來說比如對于“副職”，下屬們在稱呼上往往都不會刻意的加上一個“副”字，像副局長一般場合下也叫局長。如此叫法理論上也不錯，一來表示下屬對上級的尊敬，二來也是封建時代的文化遺留。

?官場稱謂“泡沫”現象主要形成于唐代，只要虛銜高于實職或榮于實職，就以銜稱代替職稱，再加上那個時期虛銜泛濫，結果便導致了稱謂“泡沫”的不斷增長。

唐肅宗時，張巡在雍丘抗擊叛軍令狐潮。占地一縣，兵員不過千人，其原職也僅是個縣令，卻因屢屢以少勝多，不斷加授虛銜，部下也水漲船高，稱大將的就有六人，“官皆開封特進”。對朝廷來講，成本不過就是多發幾紙告身而已。

晚唐五代，王綱敗壞，九羊十牧，官場稱謂虛漲，至有“捉船郭使君，看馬李仆射”的民謠傳說，是說連艄公、馬夫都有了使君、仆射的榮銜。可以印證的事例很多：如李茂貞領鳳翔節度使時，濫授官爵，軍樂隊演奏員也稱為司空、太保。

?虛銜畢竟也是朝廷授予的，雖然沒有實權，但這樣稱呼也沒多大毛病。比這更離譜的就是“過稱”，俗話講就是往大里叫。副職稱正職，次官稱長官，低品稱高品，小吏互稱押司，軍將互稱太尉。宋真宗時，為了杜絕這種現象，還特地發了一個《重定內外官稱呼》的文件，由御史臺等部門向各級衙署嚴行告諭，違者治罪。

官場上“過稱”泛濫，社會上還有“僭稱”，就是許多官稱被廣泛用到了民間，如醫生叫大夫、郎中，剃頭修腳叫待詔，茶館跑堂叫博士，卜卦看相叫衙推，各行工匠叫司務，等等。據顧炎武考證，此類稱呼皆起于宋時，也說明國人之崇官意識是由來已久的。

明建國后，朱元璋對民間“僭稱”現象加以整飭。《明太祖實錄》中記載：“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孫、太師、太保、待詔、大官、郎中等字為名稱。”實際上，朱元璋的這一禁令收效甚微，官場上的稱謂比兩宋更加不堪。

?最尋常的就是諛稱泛濫，如李日華《官制備考》里記載，芝麻綠豆的七品小官，非得往大里喊，行人司司正叫大正使，中書科舍人叫大中翰，巡按御史叫大馬臺，甚至從九品的府學教授、州學正，亦尊稱大外翰。

很快，“大”字貶值了，再往“太”上叫，吏部尚書叫太師，翰林庶吉士叫太史，知縣叫太爺，知府叫太尊。諸多綴字，俱可滋生搭配。如縣令又稱縣尊，鄉司循此格式稱邑尊，再往下，里長稱里尊，讓人聽著頭皮發麻。

到了清代，曾經一再被前人批評的“諂上黷下”完全實現。下級對上司稱大人，庶民對官吏稱老爺。有人考證，最初是明代巡按御史到地方上視察，三司稱其為大人。清代沿襲明制，欽差出京就是大人。

?雍正初，督撫也開始稱大人，嘉、道以后，司道以上無不稱大人，咸豐以后，知府、同知多加道員職銜，亦稱大人。“甚有未加銜者，屬吏亦媚之曰大人”。至此，地方官除了最基層的知縣由老爺升為大老爺外，其余都是大人。

京師官場上，則以“老先生”為尊稱，先是內閣大學士、六部堂官和翰詹以此對稱，然后擴大到郎中、員外郎，即司局一級。再往后，無分貴賤尊卑，大家全是老先生。

地方官場上大人、小人隨呼濫喊，也會引出不少笑話。嘉慶時，福州軍工廠戰船工竣，恭請閩浙總督汪志伊親自來廠驗收。汪總督性格嚴厲，軍工廠的陳督辦又不擅辭令，鹽道麟祥怕他應對出錯，特地找了個能說會道的部下達泰，讓他協助陳督辦接待總督。

汪總督登船檢驗，隨身陪同的達泰一口一聲“大人”，有問必答，娓娓解說。總督很高興，鹽道也十分滿意。沒想到在一個貯水池旁出了差錯，先是總督說：“池甚深，小人跌下怕會淹死！”這里的小人指的是小孩。達泰接口答道：“不然，即大人跌下亦要淹死！”這里的大人指的是成年人，但在場之人卻認為是總督大人。

?達泰這話一說，當時在場之人無不匿笑，總督馬上拂袖而去。事后，麟祥把達泰一頓痛罵：“好好一篇文章，被汝鬧壞！”可以看出，封建官場上的稱謂是很有講究的，我們不能說這種傳統在今天還依然盛行，但或多或少還是會有一點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