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斯底里”（hysteria），中文譯作“癔癥”，源自意為“子宮”的古希臘文。從其詞源上看，它是女性所患的病癥。在歷史上，歇斯底里也的確長久地被視作一種女性病，其癥狀多種多樣，包括抽搐、軀體麻痹、感覺喪失、喉嚨梗阻感以及過激的情緒表現等。古人曾將歇斯底里的發病原因歸為子宮脫離原位，在體內游移。

柏拉圖的《蒂邁歐篇》就指出，女人身上的子宮，有懷胎的欲望；如果長期禁欲，就會煩躁不安，漫游于身體，阻塞呼吸，帶來極度的痛苦從而引發各種病亂。這種觀點在西方歷史上影響深遠。

到了近代，人們逐漸認識到歇斯底里與機體的器質性病變無關，而與發病主體的精神或心理狀況有關，其中社會環境又是重要的外因。思廬edit

19世紀末是這種觀念轉變的重要時期，法國醫生夏爾科用催眠術來觀察、分析和治療患歇斯底里的女病人，而弗洛伊德又進一步探索了該病形成的心理機制。歇斯底里對精神分析理論的產生具有重要意義，有人認為后者可以看作歇斯底里女病人之子。

1重新詮釋歇斯底里

1980年，美國精神病學會發布了第三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Ⅲ），歇斯底里失去了作為一種明確的臨床疾病名稱的地位。幾乎與這種醫學觀念轉變同期，歇斯底里卻被“以女性主義之名”重新詮釋。

時值女性主義的第二次浪潮興起，女性主義者紛紛指出，歇斯底里不是一種神經癥（neurosis），而是一種社會病（sociosis），是“男人在異性身上發現的難以解釋和難以掌控之處的夸張的醫學隱喻”。

那種難以平抑的軀體癥狀也不是純粹的醫學癥候，而是文化塑造出來的，是壓迫形式的具象表達。正如伊萊恩·舒瓦爾特所言，這時的女性主義將歇斯底里視作通過非語言的身體信號傳遞的“原生的女性語言”。

卡羅爾·盧森博格認為，歇斯底里女病人既是時代文化的產品，也是其控訴者。她以19世紀的美國社會為例，指出這種病癥根源于與性別有關的社會規范。

相關社會規范制造的理想女性是這樣的：柔弱、優雅和敏感；經濟上依賴，情感上順從；在壁爐和育嬰床旁傳播愛、關懷、安寧和歡樂。與之相對，獨立性、進取心、好奇心和堅忍不拔的毅力則被視作男性品質，是女性不該有的。

但是，依據這種理想培養出來的“小女人”根本適應不了社會現實，因為合格的妻子或母親角色恰恰需要理性、剛強、自我犧牲等品質以及承受痛苦的能力。

沒有力量適應這種現實的女性感到被社會無情地拋棄了，歇斯底里成為她們無意識地表達不滿的一種方式。一旦罹患這種病癥，她們既可以正當地放下繁重的日常家務，躲避現實，也可以獲得她們感到缺失的周圍人的注意和關愛。

戴安娜·亨特重新分析了19世紀末歇斯底里的著名病例——安娜·歐。該病例出現在弗洛伊德和布羅伊爾合著的《歇斯底里研究》一書中，并被后者稱作“全部精神分析的種子”。

年輕的安娜·歐發病時癥狀多樣，除了體重急劇下降、胳膊和腿以至全身的痙攣、視覺和聽力異常、夢游、情緒失控等，還包括言語功能異常，無法正常地組織使用作為母語的德語，卻能流利地說英語、法語等外國話。

弗洛伊德和布羅伊爾都沒有對這種語言癥狀作出充分解釋。但是，亨特認為這里暗含著一種反抗的動機：安娜·歐是在無意識地憤恨和拒斥正統猶太人家庭中女兒所處的卑微地位。語言規則事實上與文化規范相互糾纏。

在父權制社會中，遣詞造句的能力又與對男性威權的接受、對性別等級制的默認密不可分。而人的主體意識的萌發、世界觀的建構也正是肇始于對語言結構的逐漸習得。所以，安娜·歐的語言失序象征著從父權制社會的逃脫，以及向前語言階段的回歸。

由此來看，歇斯底里與女性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女性主義可說是改頭換面走向公共政治舞臺的歇斯底里，而歇斯底里是存在于個人精神病理學中、缺乏外部聯系的女性主義。事實上，流行文化也確實經常給女性主義者扣上“歇斯底里患者”的帽子，諷刺她們發狂了，不再順從父權制社會的角色安排。

2用歇斯底里為女性主義服務

這一時期女性主義有關歇斯底里的觀點，主要基于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始具雛形的精神分析理論的研究和批判。女性主義學者發現，雖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創設了新的概念體系來認識歇斯底里，但其對女性身份或人格的揭示似乎又回到了治療歇斯底里的老路：為解決“***嫉妒”，為尋求缺失的***，女性最終還是要結婚生育。

這當中暗含著一種父權制、反女性主義和厭女情結的假定，即女性是一種已然被***的存在，是破損或缺失的男性，是男性的否定。由此，女性終生欲求一種替代品——孩子，而這只能通過婚育獲得。

就此而言，結婚生育是“正常”女性人格的主要定義，對這種單向度宿命的拒斥只能通過身體層面的各種異樣而無意識地表露出來，它們被社會意識病理化為歇斯底里。

塞西莉·德弗羅指出，作為精神分析的基礎，現代歇斯底里的“發明”同時也是現代女性特質的“發明”，是現代醫學話語對女人作為養育角色的確證。

19世紀末，這種確證發生在工業資本主義僭稱為正常和自然的國家結構的背景中：與種族存續相關的優生學興起來了，頌揚女性在傳宗接代中的重要使命；在嘗試外出工作的女性和堅持把她們摁在家里的***以及其他勢力間出現了一種緊張關系；反對節育措施成為一種全球性的共同行動。

德弗羅認為，所有這一切無非是在重申女人是父權制社會里男性的財產。那些無法忍受這種性別角色宿命，拒絕做所謂“正常”女人的人被用新的理論工具來對待——她們是歇斯底里患者。

從這個角度講，19世紀末精神分析這個“新瓶”，裝了歇斯底里這種“舊酒”，其用意是在不斷覺醒的女性意識開始訴求受教育權、就業權、選舉權等大環境中強調她們的生物性宿命，迫使她們做所謂女性“應該”做的事情。

女性主義學者之所以熱衷研究歇斯底里，不僅為了指出其社會歷史性，揭露19世紀父權制社會的性別壓迫及其對不滿聲音的病理化策略，還為了發揚其中的斗爭精神，借助壓迫催生的反抗力量來促成壓迫的消亡。

換句話說，女性主義要顛覆父權制社會，反對將女性看作男性的否定，反對將女性人生價值的來源歸為男性，試圖打開女性定義或成就自我的廣闊空間。德弗羅指出，女性主義事實上是在重新反思西方社會的“主體”概念及其對語言和意義的控制。

時隔近百年，弗洛伊德筆下的歇斯底里女病人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換身為激進的女性主義學者、文學批評家、藝術家以及社會活動家，后者把前者看作女英雄，并且要求“成為歇斯底里患者”的權利。

在這種以女性主義之名抬高歇斯底里的熱誠氛圍中，也有一些學者表現得非常冷靜。舒瓦爾特即認為歇斯底里和女性主義的現代“婚姻”是“奇怪的”，而那些所謂的女英雄也不過是一些不成事的怪胎和邊緣人。

因為當不幸和***長久地無人理會，當公開表達這些消極情緒非常危險，人們就慢慢變得失控了；社會在他們身上制造的憤怒就轉化為身體的異常癥狀，以至會暴虐成性或者有自殺傾向。

因此，對于所有弱勢群體來說，歇斯底里并不是浪漫的理想，而是一種痛苦、扭曲和絕望的表現。較之于這些群體組織起來開展的公開斗爭，統治者肯定更樂見在個人層面通過身體癥狀傳達的不滿。

所以那些歇斯底里患者沒有在病床上推動歷史進步，相反她們卻給女性主義帶來了危險。女性主義者真正應該贊譽的女英雄不是那個狂躁不安的歇斯底里病人——安娜·歐，而是從病房走出后開辦孤兒院、成立猶太婦女聯合會并積極宣揚女權的社會活動家——貝莎·帕彭海姆（安娜·歐的真實姓名）。

無論歇斯底里和女性主義的“婚姻”是浪漫的還是奇怪的，二者的相互糾纏并非偶然。女性主義的第一次浪潮在19世紀末爆發之時，也正是現代歇斯底里在巴黎的薩佩特里爾醫院里被夏爾科“科學化”之時。

如果說它們都是反抗父權制壓迫的形式，那么20世紀下半葉興起的女性主義的第二次浪潮，也不能沒有歇斯底里的身影，因為此時的性別不平等只不過形式更新了，而內容未變。進入21世紀，歇斯底里又出現在學術界和流行文化中。

此時，“子宮仍是爭取女性權利之地，也仍是為（女性的）身份和意義努力奮斗之地”，女性主義者正在對墮胎、性騷擾、色情產品以及職業女性的生存困境等問題積極發聲。

歇斯底里不再是“游移的子宮”問題，它是舒瓦爾特所說的“游移的故事”，這個故事發生的背景遠未消失。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原標題：“奇怪的婚姻”：歇斯底里與女性主義的第二次浪潮

作者：張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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