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郡國利病書》是明末大學者顧炎武煌煌歷史地理巨著。

作者寫作此書的起因，是因為“崇禎己卯，秋闈被擯”。崇禎己卯，即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作者入京參加會試落選，“退而讀書”。當時內有流賊縱橫中原，外有滿洲貴族集團虎視眈眈，作者“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于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按照作者訓練有素的***“有得即錄”，到康熙元年（1662）七月，歷時二十三年，《天下郡國利病書》最終完稿。

顧炎武，字亭林，清代考據學之祖

作者編撰這部書的目的，主要是憤慨“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要經世致用，改變宋以來，特別是明朝人空談義理、不切實用的學風。所以作者廣泛取材，取二十一史中的資料，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中的歷史地理資料，取為政治借鑒，為后來的統治提供方便。

顧炎武讀書豐富，甚至在他為“反清復明”奔走的途中，都隨身帶著許多書，平生手不釋卷。精力又充足，很懂得取舍材料，引用大量的史料來進行考據工作，是清代考據學的始祖。王國維先生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中曾言及：“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干、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竊于其間得開創者三人焉：曰昆山顧先生，曰休寧戴先生，曰嘉定錢先生。”清代學者阮元說：“明末諸儒，多留心經世之務。顧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為經濟勝于經史。”都論定顧炎武是清代考據學的開山之祖。

顧炎武留心邊疆地理，在顧炎武包羅萬象的學養中，最為人稱道的，一為音韻之學，一為地理之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蓋地理之學，炎武素所長也。”晚晴張之洞在所纂《光緒順天府志》中說顧炎武“博極群書，最明于地理之學”。有如此雄厚的根基，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自然是天下之杰作。

但由于顧炎武本人的身份，他是明朝遺民，始終不肯與清朝合作，《天下郡國利病書》也有違礙的地方，被清朝***下令查禁。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所藏清代文字獄檔，及姚覲元所著《清代禁毀書目四種》中，都有和顧炎武著作相關的記載。此書因此不在市上露面，只在幾個學者之間輾轉流轉，因此只有少數人能夠目睹它的真顏。《天下郡國利病書》在清***的文化高壓政策下，沉埋了三百年。顧炎武是江蘇昆山人，《天下郡國利病書》直到清末才又在昆山顯身，完璧歸趙。當時的學者將它出版于世，以嘉惠學人。

正文

顧炎武逝世后，他的遺著《天下郡國利病書》成了人們關注的問題。據顧炎武嗣子衍生說，遺稿被顧炎武的外甥徐乾學兄弟取走，帶往京城。后來徐氏兄弟因為貪污犯罪，被御史彈劾，奪職還籍，其中一部分遺書回歸顧氏。徐乾學是顧炎武的外甥，也是當時著名的學者。建筑傳是樓，專門收藏四方書籍，是清代著名的藏書樓。但在徐乾學所編的《傳是樓書目》中，卻沒有見到《天下郡國利病書》。

其后，《天下郡國利病書》又輾轉流傳到吳中藏書家王聞遠字蓮涇手中。王聞遠是清初思想家唐甄的女婿，曾刻印唐甄《潛書》四卷。在他所著的《金石契言》中，敘心交七十七人，皆畸人逸士，其中前輩心交即有顧炎武的摯友朱彝尊。王聞遠也收藏了很多書，有《孝慈堂書目》傳世。但在《孝慈堂書目》中，也沒有發現《天下郡國利病書》。或許是二人擔心清朝的文字獄，連書目上都不敢記錄了。

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張秋塘帶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稿去見藏書家黃丕烈，“云是書是傳是樓舊物，后歸顧歸王，此乃得自王蓮涇家。蓋蓮涇素藏書，而健庵系亭林之甥，其為原稿無疑。即有殘闕，安知非即亭林序所云亂后多有散佚者乎？重詢是書，已歸蔣春皋處，余方悔前此之不即歸之也。閱歲，至壬子秋，有五柳居書友攜是書來，余且驚且喜……遂以白鏹數十金易之”。（《四部叢刊》三編本黃丕烈《天下郡國利病書跋》）這樣，離開傳是樓的《利病書》原稿，經過孝慈堂，又轉入江南另一座著名的藏書樓黃丕烈的士禮居。

此后，《天下郡國利病書》又經過多次流轉，不知道傳在誰人手中，下落不明。士禮居的藏書，維持時間比傳是樓更短，未及黃丕烈去世，已經散出殆盡，其書多歸蘇州富豪汪士鐘的藝蕓書舍。《天下郡國利病書》也隨之遺失。

汪士鐘的父親開了家布號，資產豐富。“廉孝（黃丕烈）歾，其書為汪觀察士鐘稛載而去，雖易主，未嘗散也。”汪氏鐘死后，諸子分財，家道敗落，他收藏的圖書也沒人管了，散失掉了。清末小說家曾樸在《孽海花》中記載這件事：“蕘翁（黃丕烈）的遺書后來都歸汪氏，汪氏中落，又流落出來，于是經史都歸了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子集都歸了聊城楊氏海源閣。”（《孽海花》第十一回“潘尚書提倡公羊學、學士狂臚老韃文”）

鐵琴銅劍樓是學者瞿鏞的藏書樓，瞿鏞所編《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也沒有關于《利病書》的記錄。《利病書》是否曾流入汪氏和瞿氏、楊氏家中，也沒有資料顯示，我們不得而知。

嘉慶八年（1803）平江徐擷蕓，在《天下郡國利病書》書跋云：“此書向未付梓，流傳于前者悉皆抄本，余無從購覓，心竊志之。壬戌之秋，錫山楊南池表兄過訪，道及同邑虞君錫綸家藏此書原本，間亦借人抄錄。”通過這份材料，我們可以從歷史的疑霧中，一窺《天下郡國利病書》的輾轉流傳的刊刻命運，以及當時學者對這部巨著的渴慕。

昆山顧炎武故居

光緒末年，王頌文和方惟一在昆山吳訥士的書齋中，無意間發現此書，相感驚奇。因為《天下郡國利病書》早已下落不明，二人以為幸遇。過了一年，顧亭林被崇祀孔廟。方惟一又去拜謁吳訥士，轉達鄉人的懇求，想要得到這部書，用來紀念亭林。吳訥士認為這是一件美事，慨然許諾，將書交給方惟一帶回昆山。昆山人把《天下郡國利病書》鄭重歸藏亭林祠，《天下郡國利病書》終于完璧歸趙，而此時清朝在中國的專制統治也行將結束，二者剛好同時發生，可以說是有明顯象征意義。《天下郡國利病書》歸藏亭林祠，可以說是對顧炎武的告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