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30年代的《江湖叢談》一書是這樣說的：“黑話也就是黑社會的行話，行話也叫切口，切口是指清末流行的跑江湖人之間的暗語。”話說，在清朝民間，跑江湖經商之人游走于灰色地帶時，往往需要且只需要與接頭人心照不宣，為了規避風險，尤其善于使用一些避免被外人聽懂的暗語，也就是某種黑話。

《功夫》（2004）劇照。

圈內人心領神會，圈外人一臉懵。這大概就是黑話最顯著的特征。然而，照此說來，“文科黑話”仿佛便是文科人懂而非文科人就不懂的了（當然，此處的文科還得是高等教育中的***學科才有“資格”）。有意思的是，“文科黑話”是連文科人也未必懂的，而稍微懂得點的文科人反而瞧不起對一些術語的使用。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可能都習慣將“文科黑話”歸因于翻譯腔，以及受英語結構影響的遣詞造句。而其實，這些弊端可能只是中文差的表現。將一個句子的結構去掉，那些剩下的看似高深卻與上下文不搭的詞語，多半就是“文科黑話”了。它們泛濫于各式文章、社交媒體和日常聊天。而在“文科黑話”流行的過程中，其實也從來不缺乏對它的吐槽和批判。

在《安妮·霍爾》（1977）中，一路人（左一）高談闊論，其實并不真正理解麥克盧漢（真人出演，右一）。麥克盧漢為傳播學家，著有《機器新娘》《理解媒介》等。

此前，社交媒體上有一段模仿“文科黑話”的句子在流傳：

吊詭的是，消費社會在建構符號的過程中，完成了對傳統的解構，人們在集體無意識中被異化和規訓，成為馬爾庫塞眼中單向度的人——一個景觀社會的***肉身。這種后福特制社會下的迷思，暗含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新型剝削，它看似解放了人，實則在嚴密的權力網絡里，通過賦能完成了對平民的新型控制術，使我們溫和地走入良夜，沉醉于美麗新世界。正如福柯所說，“試圖消解欲望的人，最終會成為欲望的奴隸”。

這其中的用語其實并不新鮮，不過這些高密度的術語卻無時無刻在說，“你懂才能反駁我”。由于生活環境或知識背景的不同，一個人不懂得一件事、一個現象，再尋常不過。可是這里的“懂”指的是懂術語，也就是行話。那么，是不是只有“半吊子”才會炫耀黑話？這些黑話為什么如今尤其不受待見？

我們找到上面模仿“文科黑話”造句的作者談他在網上遇見的諸種見聞，并嘗試分析當代青年厭惡的是怎樣的“文科黑話”。

撰文|宗城

01

并不是學術用語都叫“文科黑話”

文科黑話來源自學術話語纏繞，但并不是所有學術話語的使用，我們都說它是文科黑話。準確的學術闡釋，即便復雜，也有其重要的價值。但是，如果這學術纏繞無助于知識更新，相反成了阻隔知識流通、圈子內小范圍自嗨的形式，它們的泛濫就不再會讓知識更平等化地傳播，而是造成議題焦點的模糊，以及圈內知識生產者對知識壁壘的加固。

首先，并不是所有學術用語都叫文科黑話。那些貼切的理論闡釋（比如學人用女權主義理論解讀性別議題）不叫文科黑話，而是常規的學術分析。那當代青年厭惡的是怎樣的文科黑話呢？舉個例子：評論者把一切權力結構里的行為都稱之為“規訓”，把人文社科領域常見的術語，比如異化、剝削、解構、建構、能指和所指等詞匯，不加甄別地運用到所有評論，使這些***術語在傳播中成為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空話，也使得不少讀者誤解了詞匯的原意。

米歇爾·福柯（Michel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國哲學家，著有《瘋癲與文明》《性史》《規訓與懲罰》《知識考古學》《詞與物》等。

福柯的規訓是其中的一個代表，其濫用程度在今天僅次于“老師”和“內卷”。仿佛不使用“規訓”，就不是一個高深的評論家、當代評論者，上至人文社科教授，下至公眾號寫手，都爭相使用規訓這個詞。領導打壓下屬叫規訓、老師教育孩子叫規訓，國家、制度、法律乃至一切影響人的框架都為規訓所解釋，規訓這個詞成了評論者故作高深而不用通俗詞匯的常見例子，類似的還有“例外狀態”“***肉身”“景觀社會”“能指和所指”等。

阿甘本提出的“例外狀態”（參見《例外狀態》一書），本來是指“法律和政治間的一種模糊而不確定的交叉地帶”，并且，“構成了公法和政治現實之間的不平衡點”，例如國與國的戰爭、國家的內戰、全球性瘟疫等，都可能演變為“例外狀態”，但這個詞在后來不斷被引用，就連偷情也被人戲稱為“例外狀態”。

《例外狀態》，[意]吉奧喬·阿甘本著，薛熙平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

又比方說近年來很火的概念“內卷”。這個詞出自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Geertz）的著作《農業內卷化——印度尼西亞的生態變化過程》（AgriculturalInvolution:TheProcessesofEcologicalChangeinIndonesia），它又被翻譯為“過密化”。“農民在人口壓力下不斷增加水稻種植過程中的勞動投入，以獲得較高的產量。”然而，黃宗智注意到，勞動的超密集投入并未帶來產出的成比例增長，出現了單位勞動邊際報酬的遞減，即過密化現象。這個現象叫內卷。但在今天，內卷已經成為對飽和式競爭的形容，它的語意一步步擴大到包括剝削、內斗、內耗等意思。

歷史社會學家黃宗智將內卷理解為“單位勞動邊際報酬的遞減”其實也是一種誤讀，而這一誤讀源于1985年，并延續至今。誤讀后的“內卷化”反而展現了令人吃驚的概括能力。圖為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2007）中的水稻農人。

文科黑話容易在對文科術語的頻繁征用中磨損原意。這方面，現當代學者尤其是后現代主義學者貢獻了大頭，而左翼學人是其中的佼佼者。在今天，阿甘本、齊澤克乃至朱迪斯·巴特勒是活用話語纏繞的黑話宗師級人物，他們會讓你以為領悟了什么，仔細琢磨又好像什么也沒說。他們習得了用一篇文章講一句話又讓人讀不懂的學術素養，他們明白自己在說什么，但效仿者就很可能掉進坑里。

在批評文章《戲仿的教授：朱迪斯·巴特勒著作四種合評》，瑪莎·努斯鮑姆就忍不住指出：

“要想理解巴特勒的觀點非常困難，因為要搞清楚這些觀點到底是什么就非常難。巴特勒是個很聰明的人。在公開的討論場合，她已經證明了她是可以把話說清楚的，并且能夠迅速領會別人對她說的話。然而，她的寫作風格卻是沉悶而晦澀的，充滿了對其他理論家的指涉，這些理論家來自許許多多迥然不同的理論傳統。……。所以，閱讀巴特勒遇到的最初問題就是，要想在她所引為支撐的這么多相互矛盾的概念和學說之中找出她的論點，實在令人犯難。”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1956年出生，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修辭與比較文學系教授。

巴特勒是當代女權的重要人物，她對性別操演的解釋啟發了這一代年輕學人，但她纏繞、晦澀的語句也跟她的思想一樣拒人于千里之外。試看這一段：

“從一套結構主義的論述（在這種論述中，資本被理解為以一種相對同源的方式，構造了社會關系）轉變為一種關于霸權的觀點（在這種觀點中，權力關系被迫進行重復、聚合和再接合），這樣一個變動就將時間性的問題帶入了關于結構的思考之中，并且標志著阿爾都塞理論的形式轉換，也就是從一種將結構的總體性當作理論對象的理論，到一種新的理論形式，在這種理論形式中，洞悉了結構的偶然可能性的見解開創了一種新的霸權概念，這種霸權與偶然的地點，以及權力的再接合策略緊密關聯。”（見《戲仿的教授：朱迪斯·巴特勒著作四種合評》）

努斯鮑姆指出：巴特勒在日常對話中可以很通俗地說話，如果她愿意，她完全可以做流暢明快、雅俗共賞的演說，但她在論文中有意保持晦澀的書寫方式，用她那獨特的“巴特勒體”召喚她潛在的信徒，這些信徒主要由高校女權主義研究者、青年教師和權威教授組成，它吸引著那些絞盡腦汁給論文湊字數的文科工作者，但只要走出高校，面向公眾，巴特勒的用語就成了一道高高的黑話之墻，堅固地阻擋了外界試圖理解她思想的通道。

巴特勒至少有自己深刻的思想，很多拾人牙慧的生產者是既沒有創見，也沒有成熟的理論修養，他們就是不想好好說話，用故作高深的詞匯召喚同溫層的潛在作者，以話語的纏繞來掩飾自我思想的孱弱。到最后，名義上是曲高和寡，實則水平有限，既不接地氣又缺乏獨到見解，這類黑話繼承者其實是很尷尬的，因為他們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空洞，卻沒有底氣承認自己是一臺人肉復讀機的事實，他們站在圈內的舒適區裹足不前，端出智識上的優越感來打量世界，可惜這些黑話既無助于他們理解世界，也無助于他們被世界理解，最后不過是加固了彼此之間的圍墻。

“……我感到自己是那么狹隘。”漫畫來源@《念書，還是工作？》，[法]蒂菲娜·里維埃爾著，潘霓譯，拜德雅·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

02

“文科黑話”對行動力的削弱

批評文科黑話的第二點，在于它容易削弱我們在現實中的行動力。很多人沉浸于詞匯的復雜游戲，就懶惰于在現實中做出反抗。他們坐在樓上看運動，把一切熱情的行動者定義為“激進”。他們能提出各種理性到如同機器人的分析，但既解決不好親密關系也不愛附近的人。他們一生的依托就是在智慧上得到認可，或者進入權力中心，成為眾人簇擁的寵兒，但他們疏遠于他們口口聲聲關懷的群眾，看到一個臭熏熏的惡漢就露出鄙夷的眼神。

如果思考無法作用于行動，就容易淪為輕飄飄的詞匯再生成游戲，并非毫無意義，卻也實在不值得夸耀。文科黑話的泛濫與使用者的不加反思，容易形成一個巨大的不做出任何真正抗爭的智識傲慢群體，這部分群體締造學閥，身處高位，影響旗下的青年學人，但凝結成一種表面關心眾生實則冷漠自利的風氣，知識生產，本來是為了交流思想、傳播常識，但今天文科黑話的泛濫已經阻塞了交流、加固了學科內的封閉化。

在美國，對高校學科教育也一直不乏反思。圖為反思題材電影《錄取通知》（2006）劇照。

另一層面，在1990年代高校擴招、學科細化、論文指標化的趨勢下，文科黑話的泛濫其實也是學歷和論文貶值的一個縮影。

很多學子習慣講文科黑話，是因為他們從本科到研究生乃至博士階段，都面臨研究導向的學術論文，在當前的學院評比體系里，將文科黑話活學活用為學術論文，已經是廣大文科學子的必備技能。他們年復一年習慣了學術詞匯纏繞式的表達，最理想的去處是專攻學術或者稱為高校教師，但中國再怎么大，高校職位依舊僧多粥少，剩下大部分學子只能流入市場，面臨“話語錯位”的窘境，比如新媒體是一套表達、事業編又是一套表達，跟學術話語都不一樣，我們的文科教育喜歡強調“無用之用”“無用之美好”，可是現實的骨感迎面敲在畢業生的臉上，如果不被市場認可、無法掙夠體面的收入，還有多少勇氣能堅持這無用的美好？

問題其實不是在于“學術表達”本身有問題，而是首先有兩個現實困境：第一，能將學術作為職業的人是極其有限的，大部分人都不得不面對市場篩選；第二，考研考博（或申請碩博）成功并不等于適合學術，在工作越來越不好找的環境下，不少人是“害怕市場競爭”“不知道自己喜歡做什么”“暫時逃避社會壓力”“拼一紙好看的文憑”，所以選擇考研，一個例子就是，在疫情發生的這一年，考研的人數相比往年是上升的，以至于考研、讀博、競爭成為高校教師，也成了一件“內卷”的事情。人們渴望通過考試逃離內卷，卻又進入了下一個內卷，如此反復，直到厭倦，才發現自己已經不再年輕。

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2013）中的校園招聘畫面。

在學歷通脹、課業任務的壓力下，習得文科黑話，應付作業跟論文，成為廣大青年心照不宣的默契。其實，文科黑話就像報菜名，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水平很高，但仔細琢磨，你就發現這事跟你報菜名一樣，你說異化、剝削、解構、消費社會，浪費的腦細胞甚至不如你記住小區街道有哪些植物。

前不久，我的一位豆瓣朋友感慨現在的上海交大附中國際部，小孩子都記得德勒茲的無器官的身體概念，其實，這也不奇怪，國際部本來就是對口留學深造的，能進上海交大附中國際部的孩子，家境一般不會差，在富足、安穩的環境下，孩子們培養哲學的興趣，記住一些哲學概念，并不是稀奇的事，這本質上跟我們小時候記作文素材一樣。但其中令人嘆息的，或許是當一線城市國際部的孩子暢談福柯、德勒茲，四五線的小鎮青年、農村青年，卻只能繼續在題海中苦熬，偶爾讀到哲學，能一起交流的也少之又少，換來的更多是冷漠、偏見，眼前是教育資源不均的巨大鴻溝。

03

“文科黑話”，走向思維的懶惰

誠然，一些社會現象的闡釋，需要求助于***詞匯才能融會貫通。比如馬克斯·韋伯提出的“Chari***aticLeadership”（克里斯瑪型領袖，亦可通俗理解為超人領袖），對諸如希特勒、斯大林等政治強人，具有高度且準確的概括，并讓人理解此類政治人物不斷涌現的內在原因，以及其在政治場域中扮演的位置。又例如韓劇《浪漫的體質》里提到的鄰避效應（Not-In-My-Back-Yard），“指居民或在地單位因擔心鄰避設施對身體健康、環境質量和資產價值等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從而激發人們的嫌惡情結，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現象”，能用它來解釋垃圾焚燒廠選址引發爭議等社會議題，其實也相當貼切。

《浪漫的體質》（2019）劇照。

但是在***詞匯過剩堆積，步步發展為文科黑話的過程中，我們應當看到，文科黑話越來越成為思維懶惰的表現。在遇到具體事例時，一些沉浸于學術話語，或者似是而非其實懶于深入思考的人群，習慣于對事情進行簡單概括，并使用“文科黑話”加以歸納。比方說，遇到任何存在雇傭關系的案例，都使用剝削、異化、規訓。固然，在當下勞工議價權有限的情況下，在許多行業，底層勞工都存在被剝削的狀況，但仍存在一些具體事例是不能用剝削來簡單概括的，比如出版業常見的獨立出版機構與作者、譯者的糾紛問題，公益組織與小眾青年空間的內部問題等，每一件事都需要具體分析，可如果還沒深入分析，就使用文科黑話，討論的議題焦點就容易被模糊，或者淪為一場符號式的話語狂歡。就像當我們都在說內卷，內卷也是被消解的。

調侃文科黑話的人，大部分就是文科從業者或“逃逸”人員。他們調侃乃至批評文科黑話，就是因為曾經深受其害，心知肚明這些黑話的雞賊和無力，它們無助于解釋現實，只會讓我們對現實的認知更加混亂。所以，問題不在于“異化”和“規訓”這些詞匯本身，而是它們如何迅速被濫用，又在被濫用的過程中消解了對現實的反抗力，最后抑制***、使人倦怠、令人在繁密的詞匯之林頭昏腦漲。

用調侃的話說，文科黑話已經成了注水產業鏈的一部分，它不是獨立思考，恰恰***了個人的獨立性，所以，反思文科黑話，不僅僅是反思一種陳詞濫調，也是在喚起我們對生活的***、對語言的懶惰和陳舊在根本意義上的拒絕。

作者｜宗城

編輯｜西西

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