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淑敏律師、詐騙犯罪辯護律師、廣強所詐騙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核心成員

1997年《刑法》頒布以前，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他人財物數額較大以上的，成立詐騙罪。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通知（已失效）規定了以經濟合同進行詐騙的“非法占有目的”的6種表現形式（包括揮霍隱匿財產、獲得財產后逃匿等行為）。1997年修訂的《刑法》增設了合同詐騙罪，并將1996年司法解釋中關于“以經濟合同進行詐騙的‘非法占有目的’的6種表現形式”進行提取整合，形成新合同詐騙罪的4種常見表現形式和1個兜底條款。

《刑法》第224條規定，關于合同詐騙罪常見表現形式有：……（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

從1996年司法解釋、刑法第224條規定可知，實施合同詐騙的行為人往往具有事后揮霍、逃匿的行為。但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凡是具有揮霍、逃匿行為就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就一定構成合同詐騙罪。

如果在實務中司法工作人員機械適用刑法條文和司法解釋，生搬硬套，就容易斷章取義。比如詐騙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解釋對其常見的表現形式進行了列舉說明，可以涵蓋大部分案例。但司法實務中的案例比理論上更復雜、更多變，不排除少部分案件中當事人存在司法解釋中列舉的表現形式又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我們應當準確把握刑法條文、司法解釋的內在含義，結合其上下文理解其完整意思，并靈活運用到司法案例中。

關于詐騙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2001）、《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10）進行了說明。雖然這兩份文件列舉的是金融詐騙案件中常見的能夠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但對于判斷合同詐騙罪及其他詐騙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也有借鑒意義。從合同詐騙罪的成立、演變以及金融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規定來看，刑法條文和司法解釋列舉了那么多常見的表現形式，它所表達的核心觀點是行為人為了逃避返還財產，將他人財物作為自己的財物進行支配，并且排除他人支配，這才是非法占有本身。如果行為人實施上述一系列行為（例如揮霍財產、逃匿）的目的并非為了逃避返還財產，也沒有將他人財產排除他人占有而歸自己所有，則不能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更不能單純客觀歸罪，進而認定其成立合同詐騙罪或者其他詐騙犯罪。

以司法實務中程某涉嫌合同詐騙罪一案為例：

該案控方指控：程某注冊成立地板專賣店，先后收受張某等44名客戶的定金45萬元。程某在合同履行過程中，根本沒有履行的誠意，定金到手后，對已交定金的客戶安裝要求以各種理由再三拖延，拒絕履行，并將定金用于賭博和購買地下“六合彩”，大肆揮霍，造成專賣店資金斷裂，無法經營，并于2016年底，棄店逃匿，導致專賣店所受的45萬元定金無法返還，所簽訂的木地板訂購合同也無法履行。程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履行合同過程中，在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定金45元后逃匿，其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

控方的入罪邏輯是：先斷定程某根本沒有履行誠意，再說他拖延履行、賭博、揮霍，造成專賣店資金鏈斷裂，無法經營，棄店逃匿，最后導致45萬定金無法返還，因此構成合同詐騙罪。

筆者認為，控方先主觀斷定行為人主觀故意方面的內容，而后再強行對其進行解釋，這種表述方式本身就是有問題的，容易造成入罪的結果。這不僅存在在個案當中，可以說是普遍現象。一般來說，應當先提供完整證據證明每個行為是什么性質，各個行為結合起來又是什么性質，是否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而非事先斷定行為人主觀上有什么故意，實施了什么行為，然后再說具體表現是什么什么，這就是先強行入罪之后再進行解釋，并沒有提供什么確實充分的證據，企圖通過這種表述方式強行入罪，混淆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的關系。若按照這種入罪邏輯和表述方式，民事案件中絕大部分的合同糾紛都能入罪。

本案程某固然實施了賭博、揮霍財物，但他在實施賭博的同時也在履行與客戶的合同，并沒有因為賭博而拒絕履行合同。程某在離開前一直履行合同，在離開時也不是攜款離開。他離開的原因是迫于高利貸人員的恐嚇，是不得已，并非為了逃避履行責任。

在2016年底程某離開專賣店以前，一直從廠家調帳進貨，并向廠家支出與當時收取客戶定金金額相應的貨款。本案有發票、銀行流水等證據證明程某將收到的大部分定金轉入了廠家的調貨賬戶用于調貨，前期轉入38萬元。雖然程某轉了15萬進六合彩案外人和高利貸案外人賬戶，但后期又將15萬資金補齊了。貨幣屬于種類物，程某對其賬戶內資金的使用有支配權，使用賬戶內的資金不能想當然地反推程某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上述行為均說明程某離開專賣店以前一直在進行經營活動、履行合同，而非控方所指控的“根本沒有履行誠意”。如果沒有履行誠意，為什么程某收到客戶定金后將絕大部分都投入到進貨當中？控方指控程某“根本沒有履行誠意”才是缺乏依據，強行認定。

基于上述理由，法院最終以控方指控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判決程某無罪，并且當庭釋放。

從這個案例中可以看出，不是只要有揮霍、有逃匿就一定構成合同詐騙罪。行為人雖有賭博揮霍財產行為、逃匿行為，但均不是為了逃避履行責任，沒有意圖將他人財物非法占為己有，就不應構成合同詐騙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