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應物兄》筆記

張陵一《應物兄》體量大，讀完不容易；內容深，讀懂可能更不容易。大學高校生活本來就難寫，主人公們還都是國學家、儒學家、哲學家、文學家、科學家，全是教授學者，一群當代儒生，就更難寫。內容難免涉及各個學科的知識和學問，少不了要引經據典，***讀解，深入剖析，一般作家沒坐過“冷板凳”，通常會望而生畏。這個題材可稱為當代文學寫作的硬中之硬，是真正的“硬骨頭”，能嚇著作家，更能嚇住讀者。看得出，作家李洱沒有被嚇住。雖然有點不敢相信作家能讀那么多書，做那么深的學問，卻也能讀出作家真的就是掌握了那么豐富的知識，甚至還能掌握許多旁門左道的知識，而且還有本事把林林總總的學問融入故事情節之中，融入人物性格塑造之中，甚至有本事自然而然地化為小說可讀的閑筆，一點也沒有掉書袋的賣弄和嫌疑。《應物兄》幾乎不可思議地、神奇地把這個題材的寫作難度降為“零”，表現出作家嫻熟超常的思想藝術駕馭能力。作家沒被嚇住，讀者就不用擔心。李洱《應物兄》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濟州大學地處中原某省會，是一所有深厚歷史文化的大學。校領導得知旅居美國的當代大儒程濟世先生到清華、北大講學，便開始實施把程先生請到濟州任教，專門成立一座儒學研究機構，請程先生執掌的計劃。因為程先生是濟州人，又是濟州大學儒學教授應物先生在美國求學時的導師，請他來校任職的優勢特別突出，成功率應該特別高。程先生一旦加盟，濟大立刻敢與北大、清華競爭，躋身中國第一流的大學，也大大增強國際競爭力。儒學家應物教授并沒有像校長葛道宏那樣的高屋建瓴，雄心勃勃，卻也接受委托，積極投入籌備儒學研究院的工作中。他在北京大學見到程先生，表達了學校的意思，并赴美誠意邀請。當代大儒程濟世先生的父親曾是***將領，兼任過濟大校長，解放戰爭時期敗走臺灣，也將年幼的程濟世帶走。如今，程濟世先生雖為國際知名大儒，但懷鄉情結很重，一腔鄉愁，正有落葉歸根之意，便十分爽快接受了邀請，并為研究院起了個很有說法的名字：太和研究院。程先生的學生、世界有名的大富豪、被稱為“子貢”的黃興，對此更是熱心，有意向出巨資捐助，并前來濟州考察，也為自己的老師打前站。接待黃興不僅是濟州大學的大事，更是省里的大事。管文化又看上去很有文化的副省長欒庭玉特別重視，親自出面接待。不過，在宴會上和后來的一系列安排中，應物教授漸漸發現，討論研究院的事情根本就提不上議程，欒副省長更熱心的是誘導黃興投資更大的項目，如在濟州按美國的規制投資一座“硅谷”。臺灣商人黃興看來倒是一個務實人，沒有聽欒庭玉的“忽悠”，提出的都是一些實實在在的“小事”。如按照程先生的交代到慈恩寺敬頭香；幫著程先生尋找他兒時玩過的“濟哥”，也就是當地出產的蟈蟈；品嘗程先生一直念念不忘的“仁德丸子”；看看程先生小時候住過“程家大院”；打聽曾經給程家演奏過二胡的藝術大師“燈兒”等。要想讓黃興實現這些看似簡單的愿望，對濟州人來說，都是天大的事情。黃興做為程先生的代表，每句話似乎都在傳遞著程先生的意思，都和研究院的命運聯在一起，都事關研究院的成敗。欒副省長說外交無小事，黃興提出后，都得設法落實。為了弘揚傳統文化，建設一流大學大業，濟大的葛校長也下決心要把這些“小事”辦好辦實。建設太和研究院，面臨一個很麻煩的局面。程先生要求，太和研究院要設在自己的舊居，即“仁德路”上的“程家大院”。只有復建“仁德路”和“程家大院”，并且恢復舊時代的風貌，才能迎接程先生歸來。但是歷經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歷經城市多番改造，“仁德路”和“程家大院”早已消失于歷史煙云之中，舊址都找不到，遑論重建？雖然地方文化研究和考古是濟大的特色和強項，但是通過幾次研討論證，尋找工作不僅進展緩慢，而且難度還在不斷加大。其實，濟大的女哲學家、柏拉圖研究權威何為先生的日記，就是一部濟州社會文化變遷史，“程家大院”“仁德路”“軍馬場”的來龍去脈都記得清清楚楚，而且何為先生的日記也記載了程先生念念不忘的“燈兒”，其實就是如今仍健在的曲燈老人。應物兄作為太和研究院的常務副院長，一個曾寫過《孔子是條“喪家犬”》儒學專著的著名儒學大家，完全有能力把研究院建成中國和世界最權威的儒學研究機構。不過，他漸漸發現，與黃興的合作越來越不像在做文化，而是做產業。省里真正支持的并不是太和研究院，而是以修復“仁德路”為名，開發新的房地產。黃興、鐵梳子、雷山巴等資本家、金融家、企業家感興趣的也正在于此。他們拿研究院說事，首先成立的卻是用來圈地搞房地產開發的“太和投資集團”（簡稱“太投”）。中外資本正在合謀，要用房地產開發來進行新一輪財富掠奪。所謂的文化考察和尋找鄉愁只不過是一個幌子，一條美麗詩意的面紗。學校領導則按照欒庭玉副省長的思路，討好程先生，不停地滿足黃興的要求。弘揚儒學的初衷，最后都變了味，都在無形中被瓦解了，變成了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在此，幾乎所有的文化項目都帶著鮮明的“引資”意圖，文化只是看上去像文化。太和研究院漸漸變成了一個知識分子相互爭權奪利的名利場。開始是葛校長為了趕走辦公室主任費鳴，安排到研究院給應物當助手，后來又安排從日本留學回來的董松齡為執行院長，以便更好掌控太和研究院。黃興則安排應物兄的同學，也是當年的情敵、當年的憤青、后投到程先生門下研究儒學的敬修己來當副院長，而太和研究院的實際控制權則莫名其妙地落在了看到什么學問吃香就搞什么學問的吳鎮手里。吳鎮表面上事事請示應物兄，背地里是黃興的忠實走卒和強硬的代理人。看到“儒學熱”帶來的好處，各色人等都利用關系進到了太和研究院，連應物兄的前妻，一點也不喜歡儒學的強勢女人喬姍姍，在成了黃興海外企業高管后，也要加入進來。研究院里烏煙瘴氣，處處玩權術，時時做交換。應物兄終于明白，這哪是搞儒學，弘揚傳統文化？明明是在制造一個天大的文化泡沫。后果自然不會出乎意外：這個看上去非常漂亮、天衣無縫的文化泡沫，突然間破滅了。誰也不會想到，戳破這個文化神話的，竟然是一兩件無關大局的小事。一件是應物兄的來自非洲的學生、女企業家鐵梳子的情人達爾文生活過于糜爛，染上了艾滋病，被***收留；另一件事是副省長欒庭玉被***了。于是蝴蝶效應產生了，導致“太和集團”的崩潰，也必然刺破太和研究院這個文化泡沫，顛覆這個文化神話。也許，作家要講的故事可能還更多，但《應物兄》的主要故事線索，就是展示我們時代的文化泡沫從生成演化到破滅的過程。二《應物兄》的故事，發生在矛盾沖突的時代現實背景下。作家也許還無法認識到文化沖突的本質，但一定敏感地覺察到中國文化面臨著不斷加大的風險；他也許還沒有把文化問題想透，但一定敏感地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拯救與弘揚是當下抵御西方文化侵蝕的最佳也是必然的選擇。而中國文化最有代表性，最有與世界對話能力的正是儒家思想和孔子思想。《應物兄》把文化目光聚焦于“儒林”，正是盯住了文化的熱點，更是盯住了中國文化的根本，抓住了問題的“牛鼻子”。作品與其說是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不如說是思考和揭示中國文化自身的歷史矛盾與現實沖突。儒家文化經歷了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歷史，已經演化成那個時代主流的社會統治思想和文化精神支柱，自身已帶著深刻的時代現實矛盾。因此，它在中國進入20世紀后被顛覆帶有歷史的必然性。一百多年間，中國曾深受“三座大山”的壓迫，由一個強大的帝國衰敗成任由西方列強欺凌的弱國。建立起現代啟蒙意識的中國仁人志士，在向西方學習中開啟了中國“現代性”的歷史進程，也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正是在這個思想層面上發起了新文化運動，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號，從而終結了儒家文化對中國思想精神的統治和控制。現在，當我們重新發現和確認儒家文化的價值，恢復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導地位的時候，心情是非常復雜的。一方面，我們需要對儒家文化的當代命運深刻反思，探求傳統文化融入現代思想過程中的轉換與提升；另一方面，我們又要防止這個轉換與提升帶來否定和解構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革命和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歷史進程。而當所謂的“新儒家”進入以后，問題就變得更為復雜，也使一個時代的文化風險與憂患由學術性探討向著社會現實操作的可能性轉化，向著時代意識形態較量交鋒的方向轉變。《應物兄》描寫大儒程濟世先生在北京大學只有72個座位的會場講學，上來就說：“經過海內外儒學家的共同努力，中國在當代國際社會中的身份已經發生了改變，已經從冷戰時期的紅色中國，被重新定義為儒教中國”（2018年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326頁。但同一版第六次印刷時，程先生這段話卻被刪除了）。程先生輕描淡寫，十分儒雅，卻下了一個看上去像是不倫不類實則頗有深意的判斷。聽眾都是專家學者，還有官員，卻也并不在意。作品在這里不經意點了題，道破了程先生研究儒學之用心，也就暗示了問題的意識形態特征。不說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卻也反映出當代尊孔揚儒的復雜性，折射出文化發展特別是弘揚傳統文化的深層次矛盾沖突。《應物兄》的故事就產生在看似被經濟邊緣化，卻充滿沖突風險的文化大環境生態當中。事實上，小說的中心故事就是直接面對文化發展的矛盾沖突狀態。李洱倒是比任何一個作家都實誠，不偷奸耍滑，敢于觸及和直面時代最尖銳、最復雜、最深刻的矛盾所在，啃了一個典型的文化斗爭的“硬骨頭”，而且把最硬的部分——儒學的當代命運啃下來了。作品在講述故事時，對中國當代儒學充滿尊重敬意，同時也能超越這種敬意，尊重儒學本身的錯綜復雜的特性。作品按照虛構文學的規律，真實地呈現生活的本來面目面。作家頭腦是清醒的，表達卻是謹慎的。畢竟，“儒學”這個題材，處理起來難度非同一般，需要作家非凡的思想能力和藝術表達的控制力。值得慶幸的是，李洱都具備了。三時代矛盾沖突的信息，應該從人物身心及人物關系中傳遞出來；作品的主題內涵應該從性格塑造中凝聚突現出來。《應物兄》故事可能和李洱以往的小說一樣精彩，而人物品質則遠遠超過他以往任何一部小說。先說小說主人公應物兄。他早年跟著喬木先生讀中國古典文學，除了精通中國文學外，還熟讀諸子百家，對中國傳統文化研究頗深。后轉向儒學，做起儒家學問，還專門赴美國拜當代世界著名的儒學大師程濟世先生為師，回國后仍然不斷得到導師的指點。他寫了一本普及性的專著《孔子是條“喪家犬”》，成了暢銷書，由此應物也成了國內儒學權威。只是出版時發生一點小小的遺憾，書名中那個“犬”字被出版商季宗慈改成了“狗”字，而作者的名字也因編輯粗心由“應物”變成了“應物兄”。小說沒有詳細介紹專著的所有內容，從披露的部分章節上看，內容應該更多地側重討論孔子和《論語》，而且可能帶有很強的文學形象感和文學表達的色彩。不能不說，應物兄作為學者，卻不失文學家的直覺與敏感，一下子就能抓住孔子這個形象的本質。“喪家犬”是孔子自嘲的說法，實際上形象地說出了孔子和孔子學說在那個時代的處境，與那個時代的關系。春秋戰國時代，君主們想的是用武力奪取天下，怎么還能顧得上孔子的“禮教”？孔子的學說更像那個時代一種不合時宜的思想，確實找不到“家園”。也是這種時代“悲劇性”的命運，使孔子的思想能夠在后來的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有機會演化成為占據社會統治思想的主流，發展成我們現在所說的“儒學”。應物兄的專著，既然更像是一種文學的解讀法，那么他的情感深處，更敬重的是孔子和《論語》。對儒學，更傾向理性認識。應物兄性格倒是溫文爾雅，厚道穩健，與世無爭，順其自然，頗有大學者風范，也頗得孔子“中庸”之精髓。寫讀書人常用的個性特征，放在一個當代儒學家身上，更是格外的貼切。不過，從他主持籌備太和研究院開始，他的內心似乎沒有辦法保持穩健“中庸”了。準備回國當院長的程濟世先生一直***操控，先是讓自己的學生黃興回來考察。這個黃興曾是世界船王的女婿，后來又創辦了“GC集團”（黃金海岸集團），資本實力十分雄厚，很得意地把自己和程先生的關系比著子貢與孔子的關系。實際上，黃興并不用心于太和研究院，而是熱心考察當地房地產和其他投資項目。一上來，就不動聲色鬧了一出“燒頭炷香”的丑劇，搞得應物兄心里很不舒服。程先生還派了一個叫敬修己的門徒參與太和研究院管理。應物兄一看，差點沒有背過氣，因為這個敬修已就是當年的同學、情敵郟象愚。郟象愚后來熱心“蔚藍色海洋”派的理念，并用這點迷住了喬木先生的女兒喬珊珊，兩人一度還計劃私奔。不過，他最后扔下心愛的女人自己跑了，喬珊珊不得不按喬木先生的意思嫁給了應物兄。郟象愚到香港和美國后，想盡辦法拜在程先生門下學儒，程先生給他改了一個具有儒家文化內涵的名字：敬修己。應物兄是個純粹的學者，對所謂的“新儒家”與中國當代社會思想的潛在沖突關系看來并沒有特別的在意，也沒有更深更清醒的思考。他只是希望建好太和研究院，培養一批研究人才，將來有一天在濟州大學成立一個儒學系，配合國家教育，弘揚孔子文化。當黃興與敬修己到來之后，他似乎接收到一個不好的信息，那就是，他的思想可能無法主導太和研究院的策劃和籌備組建，而黃興與敬修己更有發言權和控制力。從學校領導和省里領導接待黃興的態度和安排上看，應物兄內心的擔憂正在變為令人不安的現實。副省長欒庭玉和校長葛道宏成天圍著黃興轉，表面上說的是儒學和傳統文化，其實做的都是經濟活動。連生物學家華學明也以研究濟哥的名義，要和資本聯手搞什么“濟哥產業”。許許多多關系、形形***的人物，參與到太和研究院來，應物兄慢慢看出了門道。實際上，很長一段時間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太和研究院只是新成立的“太和集團”的一個光鮮的門面，只有應物兄還在當真。理想漸行漸遠，應物兄內心的矛盾沖突不斷加深。小說沒有太多描寫他內心的波瀾起伏，但在這樣的現實趨勢面前，應物兄應該比任何人都要失望，都要悲傷。應物兄性格的悲劇性就在感應現實的矛盾與沖突中顯現出來了。明明知道不可為，還要為之。他已經看出，濟大的儒學策劃已經走向反方向，已經變成了非常可笑的怪胎，可他還得把這個局面撐下去，就因為他還相信著程先生，相信著儒學。他表面看上去越平靜，內心沖突就越劇烈，性格悲劇色彩就會越濃重。壓跨他內心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應該是太和研究院文化泡沫破掉以后，程先生打給他的最后一個***。程先生在***里一句不問太和研究院的事，而是關心兒子程剛篤和應物兄的學生易藝藝的后代的事情。他要求應物兄勸易藝藝不要去打胎，要保住程家的根苗。至此，應物兄才發現程先生是一個俗人，脫不了俗事。而自己則如孔子一樣，是一條喪家之犬。到這個時候，應物兄才算真正讀懂了孔子。他在寫《孔子是條“喪家犬”》的時候，未必真正讀懂孔子。是現實生活中，傳統文化的命運，以及他內心的文化碰撞，讓他開始清醒起來，認識到“找不到家”的悲劇本質和悲劇意義。也許，孔子的形象應該永遠保持在悲劇的高度上，才能讓所有的儒學永遠不可企及，不可逾越。應物兄以現在的心情去讀孔子，去感受世態，應該會更凄涼，更悲傷，“喪家犬”之痛應該體味得更深。如果從這個層面上去讀解，應物兄這個形象就有特殊的思想價值，也有獨特的文學新意。這個主人公身上能折射出時代的文化困境和文化人普遍的精神矛盾，表現出一個正直的厚道的文化人與時代那種悲劇沖突。現實中的失敗者，精神上卻保持了不妥協不屈服的道德價值高度。這是悲劇的本質，也是悲劇人物崇高感之所在。在當代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中，出現這樣品質的人物形象并不多見，寫得這樣到位深刻的則更少。應該說，應物兄也是一個“文學新人”，完全有資格進入當代中國文學人物畫廊。四寫程濟世這個人物，是需要作家具備思想膽略的。選擇了這個人物，就意味著必須站到當代文化沖突交鋒碰撞的風口浪尖上。小說中的程濟世先生是當代大儒，學問深厚、學貫中西、個性謙和、為人寬容。他言必“子曰”，任何事情哪怕是一些生活俗事都要引經據典，都可以在圣人那里找到依據。他的生活，處處表現出對圣人的尊從敬仰。他看淡功名，深居簡出，埋頭讀書著書，真的很有當代大儒的風范。小說一開始就有意寫一個當代“圣人”，打造一個“新儒家”領袖形象。可是我們把小說讀下來，總是時不時會聞到這個人物身上一股濃重的“臺灣味”。小說人物喬木先生所說的“新儒家”就有一股這樣的味道。而且，“新儒家”到了西方后，“臺灣味”反而飄得更濃。歸納起來，大概可以有幾個特點：一是帶有西方文化的色彩。當代儒學從臺灣興起大致沒錯，但儒學家要到美國才能成大名，才能有國際影響，才成權威，實際上是得到西方強勢文化的洗禮，獲得西方強勢文化的標準認證，才會出“新”。用“濟大”的哲學家何為老太太的形象說法就是“穿露泳裝拜祠堂”。程先生在美國弘揚儒學，其實弘揚不到西方文化那里，反而要被西方文化所殖民、所引導，才能打造成“新儒家”。二是與國際大資本的合謀。沒有像黃興這樣的大財閥的資助，程先生的“儒學”大概是活不好，也長不快的。黃興崇拜程先生，把自己比著子貢，也拿新儒家融到自己的企業文化中，沖淡企業的逐利本性，或者說，把企業的目標包裝成文化，使殘酷的資本運行過程，變得溫情脈脈，富有詩意。子貢當年資助過孔子，如今黃興資助程先生，看似一個樣，其實本質不同。三是很強的儀式感。學儒如學日本茶道。后來內地掀起“尊孔”的“文化熱”，更多的是在儀式上的講究，看上去更像文化表演和作秀，文化精神倒是沒有傳承多少。西方思想過濾后的“新儒家”，不知是來弘揚中國傳統文化，還是來加大中國當代文化的風險，倒是應該引發深思的。程先生到底是一個很會開發自己，施展自己魅力的人。他讓應物兄帶回十盤錄音帶，附帶幾篇濃重鄉愁的散文，就能讓濟州上下忙得團團轉。他輕而易舉地調動了大學里的經濟學、地理學、歷史學、生物學、文化學、宗教學、民俗學等資源，連同當地的政治資源一起，展示出自己在濟州的深刻影響。仔細往下讀，就不難發現，程先生并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他的父親程會賢將軍。當年將軍在這里敗給了***，如今“胡漢三”以另一種形式又回來了。“胡漢三”這個名字含意確實超出了程先生的知識范圍，接待他的校長葛道宏也不敢當面說破。不過，小說讓我們讀出了程先生內心在做一個“復辟”夢。再仔細往下讀，更不難發現，程先生在國內到底沒有多大的動員能力的。他必須借助欒庭玉副省長和葛道宏校長，也就是說要借助國內的政治權力和文化力量，才能完成他的夢想。在某些時刻，為了更好引資，國內確實有一些地方掌權者過度熱心為***高層、顯赫家族甚至歷史上定論的漢奸恢復名譽，甚至翻案。一時間，“復辟”風刮得大，虛無主義也跟著大行其道。小說寫當地桃都山發現程會賢將軍當年的一座別墅遺址，省里官員和企業家如獲至寶。小說中的欒庭玉、葛道宏這兩個政客和有權勢者，寫得有點漫畫化，形象有點滑稽，卻也真實準確反映一個時期國內的政治文化生態。程先生借力倒也是合情合理、云淡風輕。程先生的文化地位如神明。他的情感生活其實也很世俗、很傳奇、很“西式”。多年前在香港的一次學術會，邂逅一個來自大陸高校的“女粉”，“***”就生下了一個男孩叫程剛篤。程公子長大后，經常會打著老子的旗號到處混事。程先生對此很有些無奈，也很有些享受。程公子談了一個女朋友，就是應物兄的外籍研究生珍妮。珍妮的論文研究“黔之馿”與儒學的關系，看上去不倫不類，可應物兄看在程先生的面子上，也得借組織研究生郊游，很正經地討論珍妮的觀點。而這個程公子，來了一趟中國，就立刻和珍妮分手，看上了應物兄最不喜歡的、最不會做學問的、熱衷于攻關交際的研究生、富二代易藝藝。程先生學問可能比應物兄大，學術地位也比應物兄高，甚至對儒學傳統的繼承，也比應物兄更到位，更有開拓性。不過，程先生的學術精神品質還是比不過應物兄。因為應物兄還是急急如一條“喪家犬”，找不到家。程先生不是。程先生已經在美國找到了“家”，是個有“家”之“犬”，當“家”之“犬”。兩個人物比較：一個是悲劇性的，一個是非悲劇性的；一個讀懂孔子，一個讀懂圣人。僅這個差別，兩位儒學家形象思想的內涵品質就不一樣。而由這個差別生發開去，就能找到兩種“儒學”思想、立場、觀點及價值取向的對立之處。當然做為小說形象，應物兄和程世濟兩個人物相映成輝，同樣深刻。還有一個寫得很深刻的人物，就是黃興。這個大資本家拜在程先生門下學儒，似乎謙遜好學，唯程先生馬首是瞻，鞍前馬后忙個不停。其實這是個“狠角色”。他有錢，就自詡為子貢，學著當年子貢資助孔子那樣支持程先生。他開公司，一邊為程先生提供“尊儒”經費，一邊還可以打理好程先生以及弟子們的生活。敬修己、喬珊珊等都在黃興公司里白白領到一份薪酬。他先行到國內考察，說是為程先生打前站，投資太和研究院，實際上是看中了中國內地巨大的逐利市場和遍地黃金。小說寫他在酒桌上與副省長欒庭玉互相吹捧互相忽悠又相互試探相互摸底斗智斗勇的情節，勾勒出黃興這個人的敏銳的商業嗅覺、經營頭腦和精明的資本戰略家的特點。欒庭玉說得天花亂墜，黃興表情木訥，環顧左右，其實心里早有圖謀，早有盤算策劃。說實話，欒庭玉這種貪官根本不是他的對手。連程先生也會被他玩在股掌之間，如果他愿意的話。小說寫他輕而易舉就拿下濟州城市改造發展工程，不聲不響就把太和研究院變成了“太和集團”，就能看出他陰險而果敢的性格。他成功地調整了子貢與孔子那種傳統的師徒關系，在與程先生的關系中漸漸占了上風，漸漸獲得主動，最后實現了資本對文化的綁架和控制。黃興理所當然要當個“大慈善家”。他無償資助了近千名患者換腎。最近一次資助的“濟大”的一名困難學生，是葛校長的弟子。結果我們很快發現，他本人就換過七個腎，還帶了兩個“腎源”，隨時準用。換過七次腎的人，生活得有多么任性，多么霸氣，多么糜爛，多么病態，多么丑陋。這就是一個當代子貢的形象。這個人到底是“梟雄”還是“魔鬼”，真得好好認識認識。五《應物兄》中可圈可點的人物實在太多了。有一組人物特別值得一提。那就是喬木先生、雙林院士、姚鼐教授、何為教授以及蕓娘等人。他們是作為社會的脊梁、文化的力量和學術的良知被寫入小說里的。他們是一群被現實邊緣化，看上去有些迂腐有些過時的學者，但偏偏是這個時代最清醒，最有憂患的一群人。某種程度上，他們看問題比應物兄還要深刻，還要透徹。小說寫好他們，應物兄的形象才有厚實的思想基礎，才挺立得起來。雙林院士古典文學造詣非常高，也極有思想，他的重要貢獻卻在國防建設、國家安全方向，是中國著名的科學家。他多年隱姓埋名，在大漠深處的戰略導彈基地工作。為此，他的兒子盡管也是一名環境科學家，但對父親當年棄家不管總是久久不能原諒，父子關系多年無法修復。這樣的國家英雄，一個人默默承受著命運的打擊。何為教授是研究西方哲學和思想的大家，她很瞧不上“新儒家”，說了一句調侃的話，就被程先生反唇相譏，說她“三寸金蓮進神廟”。喬木先生更是對“新儒家”保持了高度的警惕。程先生在中國改革***之初，在國內學術界沒有多大的名氣，研究他的博士論文被評審委員會專家多有質疑，是評審專家喬木先生說了公道話才得以通過的。可程先生成名后，卻故意揭露喬木先生“文革”期間曾寫過“批孔”的文章，有點不夠厚道，搞得喬木先生聲名狼籍。好在應物兄終于把那篇文章翻了出來。那篇文章當時是應老朋友麥總編之求被動寫的，好應付上級的任務。文章是寫了，卻批得毫無生氣，避重就輕，不痛不癢，東拉西扯，凈說廢話，還帶有同情孔老二之嫌。就是這樣的一篇文章，喬木先生后半生都一直在自我反思和悔恨。但程先生仍然不放過他，時不時要打他軟肋一下。籌備太和研究院之際，程先生影響如日中天，喬木先生卻只能沉默。不知為何，當今小說寫進步思想的知識分子多數都寫不好，不生動，形象老是立不起來。《應物兄》的這組人物有力地回答了這個難題。很簡單，因為當今小說已經不知道或者沒有興趣知道，什么是先進思想，什么是進步人物。六《應物兄》的閑筆堪稱一絕。只要讀進去，就能感受到。一部小說能找出一個好細節，就可認定為一部好小說。《應物兄》至少有三個。第一個細節顯然是應物兄的專著《孔子是條“喪家犬”》的書名中“犬”字被改成“狗”。按唯利是圖的出版商季宗慈的話說，這兩個字的意思一個樣。其實這一改，就失去了對古人應有的敬畏，把專著嚴肅的學術論述就變成了民間低俗的街談巷議，由此看出在某些時期，人們哪怕是文化人對文化的態度。與之連在一起的是作者的名字“應物”被將錯就錯地改成了“應物兄”。從小說情節中我們得知，“應物”這個名字是作者的中學老師給起的，典故出自晉人何劭《王弼傳》，豈能隨意改動。但有意思的是，季宗慈也能拽出自己的理由：“以物為兄”，敬畏萬物。連大學問家程先生也跟著呼應：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心存敬畏，感知萬物，方有內心之莊嚴。明明是文化上的錯誤卻被用文化遮掩過去了。可見很多時候的文化狀況有多么不靠譜。歷史被任意打扮，文化也被任意解釋。這個細節意味深長。第二個細節則出自小說家天才的發現和想象。那個被稱之為子貢的大富豪黃興，出門帶兩個保鏢不算牛，而這兩個保鏢其實是備用腎源才叫牛。黃興不動聲色地帶著這兩個保鏢滿世界跑，到處尋花問柳，荒淫無度，由兩組年輕健康的“腎”保駕護航。因為有了穩定的腎源，黃興可以任性地換了七次腎，還準備著再次換。孟子說，富貴不能淫。可對子貢來說，富貴能不淫，還要富貴做什么？這個細節實在太獨特了，實在太有現實的概括力，太有意思了，實在太有小說的狠勁，小說的力量了。這不光表現出有錢人的任性，有錢人的霸道，有錢人的惡性，有錢人的荒謬，還反映出資本“黑色”的一面。而這種黑白兩道黑白通吃的人物，竟然成了支持程先生把儒學進行下去的“子貢”。可見這種臺灣味道的“儒學”不僅被資本所綁架，自身也帶著不可克服的風險與危機。因為這個經典的細節，黃興這個形象，也可以和應物兄形象有一拼，具備了列入中國當代文學的人物畫廊的品質。第三個細節近似幽默：喬木先生作弄腐敗省長梁招塵。省長梁招塵拜大書法家喬木先生為師學書法。喬木先生讓省長先寫兩個字看看，省長就寫了“同意”二字。讓省長多寫兩個字，省長就寫了“同志們，都聽清楚了吧？”喬木建議省長可以練左書以速成。梁招塵省長寫出了童體字：“這個建議很好，擬同意”。以后，梁省長不斷派人送來書法作業，喬木先生除了建議他盡量用繁體字外，給予高度評價：“左筆童顏”。這樣，梁招塵省長幾周以后就學成出師了。一個附庸風雅的貪官形象躍然紙上，入木三分，透出了一個時期的社會風氣，透出了文化的尷尬。同時，在喬木先生的身上也透出了文化人的風骨，文化人的智慧。七一些評論，說《應物兄》是一部具有現實主義批判力度的作品。那種不可抑制的反思態度和批判精神，確實構成作家創作思想的主基調，推動著作品從文化層面上忠實記錄一個風起云涌的時代，真實反映出當代中國文化的深刻矛盾和沖突，描寫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揭示出現實生活的復雜的社會關系、人際關系和文化關系，顯示相當強的時代概括力和思想穿透力。很顯然，“現代派”創作通常的手法，大概能被描述是解構現實主義文學的理性批判關系，使其發生錯位變形，出現非理性因素，而達到對現實非同尋常的表現。這樣不規范的表述當然無法準確說明現代派的表現方式，我是想說，作家在《應物兄》的人物關系以及其他關系上注入了一種新的因素，那就是荒誕。更接近現實主義的薩特認為人性是丑惡的，而更接近現代派的加繆則認為人性是荒誕的。前者理性，后者非理性，都是偉大的思想家。李洱未必有那么深的思想，卻也頗有心得；特別是在對“荒誕”認知和表達上，顯示出作家特有的“現代派”氣質。就算“現代派”文學時尚流行的年代，具有這樣氣質的作家也不多，現在能這么明目張膽，這么從容不迫調整出“荒誕”關系者，唯有李洱一人而已。一開始，我們會以為，作家的敘事語言的反諷風格導致了作品的“荒誕”意識。讀下去以后才發現，“荒誕”不光存于敘事，更多來自情節的設置和人物關系。如華學明教授著了魔一樣研究“濟哥”的情節，就是典型的現代派小說的“荒誕”。而把“荒誕”引入《應物兄》的人際關系中，立刻能呈現這部作品人物身上籠罩著一股揮之不去的荒誕氛圍：應物兄、敬修己、喬珊珊的三角關系，應物兄與程先生、黃興的關系，應物兄與欒庭玉、葛道宏等政客的關系，應物兄與自己學生達爾文、珍妮、易藝藝的關系，都是如此。周邊其他一些人物，也都帶著濃重的“荒誕”反諷色彩，如華學明教授、吳鎮教授、董松齡教授、和尚釋延安、企業家鐵梳子和雷山巴等人。盡管可以高度評價《應物兄》的“荒誕”手法，但并不希望這種評價會導致對作品批判現實主義精神主流的懷疑和否定。事實上，可以看出，在作家李洱創作思想里，“荒誕”已主動從一種文學的精神價值降格為一種藝術表現手法，生動地支持著作家實現“反諷”的敘事風格，有信心地支持著小說朝著現實主義方向推進。由此，我們必須承認，《應物兄》是我們這個時代一部最不像現實主義的也是最現實主義的作品。這是對現實主義回歸呼喚的高品質感應，也是對現實主義當代困局的一次強力拯救。更重要的是，對當代現實主義的突破與創新。八一個敗筆。應物兄的死去實在沒有什么道理。小說收尾部分的敘事節奏突然有所變化，似乎過于緊張急促，讀起來似乎沒有整體上那么從容。對一部長篇小說而言，敘事節奏的失控可能會是致命的。《應物兄》沒有失控，只是有一點急，就造成主人公突然出了車禍。事實上應物兄身上的悲劇性還不足以帶來死亡命運的必然性，至少還沒有走到這一步。這很容易讓我們想到偉大的作家和偉大的悲觀主義者托爾斯泰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中主人***娜的命運結局。那種悲劇選擇，不是作家的意愿，而是人物性格發展的必然。而應物兄，還差那么一口氣，還沒推上“必然”的高地。一個爭議。小說中有安排李澤厚先生在“濟大”講學當然寫得很精彩。但作為一部小說，這樣實名安排一個重要人物進入情節，多少消解了小說的虛構立場。當然，歷史人物寫進小說并不鮮見，問題在于李先生是站在當代中國思想界的風口浪尖上的人物，還不是“歷史人物”。把他和他的思想放到虛構中去敘事，可能會影響他和他的思想的真實性和現實性。一個啟示。文化現在是個熱門，寫文化也是熱門，寫文化小說更會是熱門。寫文化切忌落入文化決定論。歷史的現實的發展變化當然都可以在文化上得到反映，也決定文化的性質和走向，但文化并不能決定歷史和現實的進程。這個基本關系不可顛倒搞錯。作為一個示范性樣本，《應物兄》帶來一個啟示：文化是我們的“流”，生活才是我們的“源”。不懂文化的人講文化是個進步，而文化人不必死盯著文化，而應多看看民族的歷史、現實的社會和人民的生活。作者單位：中國作家協會本文刊于《小說評論》2021年第6期經授權轉載《應物兄》|李洱|人民文學出版社《應物兄》是李洱最新長篇小說，獲2018《收獲》文學排行榜長篇小說第一名，《當代》雜志2018年度最佳長篇小說，以及第十屆茅盾文學獎。一部《應物兄》，李洱整整寫了十三年。李洱借鑒經史子集的敘述方式，記敘了形形***的當代人，尤其是知識者的言談和舉止。所有人，我們的父兄和姐妹，他們的命運都圍繞著主人公應物兄的生活而呈現。應物兄身上也由此積聚了那么多的灰塵和光芒，那么多的失敗和希望。本書各篇章擷取首句的二三字作為標題，爾后或敘或議、或贊或諷，或歌或哭，從容自若地展開。各篇章之間又互相勾連，不斷被重新組合，產生出更加多樣化的形式與意義。它植根于傳統，實現的卻是新的詩學建構。《應物兄》的出現，標志著一代作家知識主體與技術手段的超越。李洱啟動了對歷史和知識的合理想象，并將之妥帖地落實到每個敘事環節。于是那么多的人物、知識、言談、細節，都化為一個紛紜變幻的時代的形象，令人難以忘懷。小說最終構成了一幅浩瀚的時代星圖，日月之行出于其中，星漢燦爛出于其里。我們每個人，都會在本書中發現自己。新的觀察世界的方式，新的文學建構方式，新的文學道德，由此誕生。對于漢語長篇小說藝術而言，《應物兄》已經悄然挪動了中國當代文學地圖的坐標。《花腔》|李洱|人民文學出版社《花腔》是李洱的長篇小說處女作，2002年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它以尋找主人公葛任為基本線索，以破解葛任的生死之謎為結構核心，描寫了葛任短短一生的生活境遇、政治追求及愛情經歷，講述了個人在歷史動蕩中的命運。書中眾多的人物性情不同、身份各異，以不同的腔調來敘述這樁歷史謎案，顯得意味深長。它出版后得到熱烈評價，被批評界普遍認為是2001―2002年度最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與莫言的《檀香刑》一起獲得首屆21世紀鼎鈞雙年文學獎，并入圍第6屆茅盾文學獎。《石榴樹上結櫻桃》|李洱|人民文學出版社《石榴樹上結櫻桃》是李洱的涉足當代農村題材的作品。小說語言如雜花生樹、生動幽默，各色人物性格鮮明，被譽為中國鄉村社會寓言。榮獲首屆“華語圖書傳媒大獎”，根據本作品改編的同名電影入圍第34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德國總理默克爾將德文版《石榴樹上結櫻桃》送給中國國家領導人，并點名與李洱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