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適應(yīng)戰(zhàn)國末期治理亂世的歷史環(huán)境,對秦王朝統(tǒng)一中國功不可沒。在國產(chǎn)動漫《天行九歌》中，九哥韓非表面漫不經(jīng)心、玩世不恭，經(jīng)常流連風(fēng)月之地，實際聰明絕頂，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吸引了一***粉絲。

韓非子是戰(zhàn)國時期韓國貴族，出生于戰(zhàn)國末期韓國的都城新鄭。韓非精于“刑名法術(shù)之學(xué)”，“而其歸本于黃老”。與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學(xué)生。韓非文章出眾，連李斯也自嘆不如。韓非將自己的學(xué)說，追本溯源于道家黃老之術(shù)，他對老子《道德經(jīng)》有相當大的研究，《韓非子》中，著有《解老》、《喻老》等篇，集中表述了韓非的哲學(xué)觀點。韓非是戰(zhàn)國末期帶有唯物主義色彩的哲學(xué)家，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韓非目睹戰(zhàn)國后期的韓國積貧積弱，多次上書韓王，希望改變當時治國不務(wù)法制、養(yǎng)非所用、用非所養(yǎng)的情況，但其主張始終得不到采納。韓非認為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著書，寫出了《孤憤》《五蠹》《內(nèi)外儲》、《說林》《說難》等著作。

韓非的法治思想適應(yīng)了中國一定歷史發(fā)展階段的需要，在中國封建中央集權(quán)制度的確立過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論指導(dǎo)作用。改革圖治，變法圖強，是韓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內(nèi)容。他繼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傳統(tǒng)，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觀點，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

后來韓非的書到了秦國，秦王非常贊賞韓非的才華。《史記》載: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可知當時秦王的重視。見到這個人，竟然能雖死無遺憾，可見在秦王的眼中，韓非的文章是作得極為成功。

于是，秦王嬴政發(fā)動了對韓國的戰(zhàn)爭，要求韓國迅速交出公子韓非，免得生靈涂炭!對于韓國人來說，一個公子可保萬民，那當然是得換，這就是公子生存的意義。何況這公子在韓國日趨衰弱的情況下，還多次上書進諫，希望韓王變法圖強，而對于韓非來說，在自己本國，多次上書都直接被無視，始終沒有任何采納的意向，更別說重用了，或許借此機會，有更好的發(fā)揚機會。于是，韓非入秦。入秦后，韓非與秦王大談了《存韓》的大道理，據(jù)說還離間了秦國的君臣，使得秦王政對韓非大倒胃口，晾在一邊去了。韓非回韓國回不了，存秦又不見用。還落到了秦國“重臣”李斯、姚賈的手里，遭到了暗害而亡。

韓非之死見于司馬遷的《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殺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在《韓非子》全書，若按涉及人群劃分，可分為五類：君主、官員、民人、知識分子、法術(shù)之士。五類之中，除君主外，其余四類，互有交叉、交融，但分類的界限，是存在的。韓非屬不屬于法術(shù)之士，韓非自己，沒有像“我是***員”那樣，明確說過；但韓非在《問田》中，正面回答堂溪公，“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shù)，設(shè)度數(shù)，所以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透過此言，假如說韓非對于法術(shù)之士，正像魯迅晚年在那封《答托洛斯基》信中所說：“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xiàn)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一樣，視己為其中一員，應(yīng)當不是什么牽強、穿鑿之論（司馬遷《老子韓非列傳》太史公曰的那段話，也應(yīng)視為此意）因此，韓非對于法術(shù)之士的議論，也就可視為韓非自己的某種心聲吐露，尤其是韓非對于法術(shù)之士生死處境的動情描述。“是以智法之士與當涂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shù)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shù)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誅，必死于私劍矣。”（《韓非子孤憤》）不僇于吏誅，必死于私劍。十分肯定，毫不含糊。《和氏》一文，更明確指出，法術(shù)之士，必死的原因，即法術(shù)之士所得罪的三個對象：“則法術(shù)之士乃群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shù)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二子（吳起、商鞅）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群臣士民之所禍也”，“大臣苦法”、“細民惡治”，這說法不管客觀屬實，臣與民，已是對頭；再加上“明法術(shù)而逆主上者”、“又將以法術(shù)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以反主意（反人主之意）與同好惡爭，其數(shù)不勝也；”（《孤憤》）對立一面，官、民、君三者，盡在其中。一個社會，除了官、民、君，還有誰？這么一種“全民公敵”、“無黨孤特”（《孤憤》）的瀕危處境，韓非在《奸劫弒臣》中，將其概述為“處非道之位，被眾口之譖，溺于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于世者也。”——“至死而不顯于世者也”，已算好的結(jié)局，真正的要害，在“求安，幾不欲難哉！”。逆世而行，千夫所指，唾沫星兒如百八十條消防水柱，還得加上一個動輒翻臉、一怒即殺的“嚴天子”，可不是“求安，幾不欲難哉！”么？韓非們即使不死，也早已斷絕了活路，——終將走向死路。所以，當堂溪公言之諄諄地告誡韓非：“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shù)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shù)，設(shè)度數(shù)，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shù)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非的回答，卻顯得義正詞嚴，直率而不夠禮貌（倆人之間，可能存有年齡差距）：“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shù)，設(shè)度數(shù)，所以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鄉(xiāng)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韓非認為，堂溪公雖是一番好意，但不了解自己，誤解了自己，甚至，傷害了自己。同時，“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為也。”之句表明，韓非早已下定了向死而行的決心，做好了向死而行的準備。

韓非的法家學(xué)派的法治理論對春秋戰(zhàn)國之際進行封建化的改革以至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quán)專制的封建國家起了重大的作用，并成為秦王朝的統(tǒng)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