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正式施行。
其中，第一千零四十二條規定“禁止包辦、買賣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為，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被視為治理天價彩禮現象的訊號。
天價彩禮，不僅僅是遺風陋俗，也并非單純的人心浮躁、攀比成風，這背后有著婚姻市場的供需邏輯，即我國人口男女性別比例的失衡。
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2015年接受采訪時曾承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仍將是世界上人口性別比失衡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男多女少，已成為我國在生育率過低、老齡化之外，又一個不得不重視的人口問題。
性別比現狀出生人口性別比，即出生100個女嬰，所對應的男嬰人數。
遵循自然生物學規律和普遍經驗，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正常范圍應該在103~107之間。相關醫學研究表明，受孕時胎兒的男女性別比大約在120~130，但在孕期，男性胎兒早產、流產的概率遠大于女性，故出生時性別比下降為110以下。
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我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8.47，略高于正常范疇，但不算嚴重。當時，專家和有關部門認為是存在女嬰漏報、瞞報而未重視。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這一數據飆升為119.92，激增十個點。
這一過高的出生性別比例整整持續了十年，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雖然稍有緩解，但仍居高不下，為117.93。
31省區市性別比變化一覽（2000-2019年；女＝100）
《中國統計年鑒（2020）》顯示，目前，我國性別比最為失調的年齡段為10~14歲、15~19歲，性別比分別為119.10、118.39。往前推算，這些現在10~19歲的孩子，正好出生于2000-2010年之間。
這同時意味著，等到這波10~19歲的孩子未來步入適婚年齡，將有約120萬男性“落單”。
正處于適婚年紀的年輕人們也不輕松，2019年，20~29歲年齡段的男性比女性多出約88萬。龐大的人口基數和長期偏高的出生性別比累積作用，將不可避免地對底層男性造成婚姻擠壓。部分農村地區出現的高價彩禮、婚姻貧困等現象，正在證實宏觀統計數據所擔憂的問題。
在甘肅慶陽，2011年時，彩禮普遍為6萬、7萬，2012年變成了10萬，2018年14萬、15萬，今年，已上漲至20萬元。
這里的相親場所被稱為“人市”，農歷十一月和臘月，男孩們從外地打工回家，來到縣城，在人市托媒人說媒。
媒人手握著十里八村待嫁女青年的信息，代人考察男孩們的條件。人流來來往往，卻不見女孩一方的身影。
當地人把出嫁女兒索要的彩禮習慣性稱為“賣”，男方花費彩禮稱為“買”。價格日益上漲，男孩從17歲開始相親，相上十幾年仍未有著落的，不在少數。
谷雨數據：《2020年國人彩禮調查》，調研時間：2020年9月12-15日，樣本量1846
適婚年齡段女性的資源稀缺，讓在競爭中個體條件、家庭經濟條件較差的男性成為貧富差距下的“婚姻剩余人口”，被排斥在婚姻之外。
“光棍村”產生的巨大的需求，也讓一系列以婚姻為目的的婦女拐賣鏈條應運而生。
女童，女性精神病人，接連成為“商品”。交易甚至跨境展開，越南新娘、柬埔寨新娘，印尼新娘，紛紛成為人口拐賣犯罪的受害者。
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丁金宏對南風窗記者說，我們眼下面臨的問題，是過去二十年造成的。過去歷史上出生性別比偏高的那一代，正進入成年階段，這一代人將承受婚姻困難，以及婚姻困難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風險，包括性犯罪率的提高。
為什么會失衡？主流觀點認為，重男輕女的傳統性別觀念是致使出生性別比失衡的主要原因。不盡其然。
對男孩的偏好并不必然帶來出生性別結構失衡。很好理解，重男輕女的傳統在我國一直存在，數據顯示，20世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我國的出生性別比均值分別為105.92、106.66、106.1，一直在正常范圍內。自80年代起，才逐漸走高。
《都挺好》劇照
人口學界普遍認為，男孩偏好，性別選擇技術可及性，生育政策，三個因素共同作用，缺一不可。
男孩偏好是動因，選擇技術是手段，生育政策是環境壓力。去除任何一個因素，都不必然導致如此高的出生性別比。
追溯出生性別比首次超過正常范圍的1982年，正是那一年，計劃生育被正式確定為基本國策，并寫入了憲法。
丁金宏解釋，生孩子的機會少了，人們才會通過選擇技術去選擇胎兒的性別。在高生育率、多子女的時代，想要男孩的愿望可以通過多生育子女來實現，所以出生性別比仍處于正常狀態。
然而，隨著可生育子女的數量空間不斷被壓縮，人們想要男孩的愿望便被迫寄希望于B超、驗血，各種坊間秘方，以及棄溺女嬰等。
當年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規定，城鎮地區和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江蘇和四川等6個省市的農村，夫妻只能生一個孩子；其他農村地區推行“一孩半”政策，當第一個孩子是女孩時，間隔幾年可以再生育一個孩子。
人口學者王軍和郭志剛研究發現，當計劃生育政策被嚴格執行時，孩次越高，出生性別比越高。1980年至2010年間，一孩出生性別比尚且正常，基本維系在110以內，但自1990年起，二孩和多孩的出生性別比開始迅速攀升。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當年總體出生性別比為119.92，其中第一胎出生性別比為107.12，第二胎飆升至151.92，第三胎更是高達160.3。
南京農業大學學者團隊認為，隱藏在這些數據背后的事實是：那些生育了女孩，選擇冒著超生風險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為了確保下一胎生男孩，會更傾向于使用選擇技術來確認胎兒性別，墮掉女胎。
《娘道》劇照
而那些已經生育了男孩的家庭，再生育和采取干預手段的傾向性，通常并不那么強烈。
他們于2016年走訪了江蘇、安徽、湖南、河南和四川的199個村莊，7317戶人家，這里普遍實行“一孩半”政策。通過分析農戶的家庭人口結構，他們發現，當第一胎是男孩時，第二胎性別比為100。
但當第一胎是女孩時，第二胎性別比接近150，當前兩胎都是女孩時，第三胎的性別比高達235.71。這與他們的理論分析完全一致。
有的家庭為了下一胎生男孩，給姐姐取名為“招娣”“盼娣”。其實，正由于招娣現象的存在，2010年之前，我國出生性別比才會如此失衡。
《娘道》劇照
選擇手段1984年，B超開始較大規模地引進中國。
到了90年代，B超驗胎流產一條龍的黑診所在鄉鎮間悄然出現。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黑診所地點隱蔽，通常先散發名片，聯系上就拉上車，“車的窗戶都用黑布蒙上了，看不到外面”。有的車上直接有一臺B超機，方便流動作業。
近年來，隨著打擊力度加強，黑診所已銷聲匿跡。但又出現了新形式。2019年2月18日，深圳羅湖海關從一男子攜帶物品中截獲28支孕婦的血液樣本，涉嫌“寄血驗子”，將孕婦血樣送往香港基因檢測機構，來鑒定胎兒性別。
據公開報道，深圳海關幾乎每年都會查獲數起藏匿孕婦血液樣本出境的案件。2015年，溫州永嘉破獲一起全國最大的非法寄血鑒定胎兒性別案件，涉及驗血孕婦超5萬人次，涉案金額2億元以上。
民警走訪十余位參與寄血驗子的婦女時，發現她們大多來自農村，以二胎孕婦為主，其中有三四人已經因鑒定結果為女嬰而選擇了流產。
南風窗記者以孕婦的身份聯系上一位香港寄血驗子的中介，據對方描述，他們通過鑒定母親血液中y-DNA的含量來判別胎兒性別，準確率達99.98%，母親懷孕滿7周，B超顯示有胚芽胎心后，即可抽血進行檢測。
中介稱，從郵寄設備到出具報告，過程不會超過5天。孕婦將血樣寄送至深圳，中介在當天即可通過“專門渠道”送往香港，并于第二天中午出具電子報告。
對方還指導，血樣寄往深圳時，要放在零食的盒子里，用紙箱混裝打包，以避開快遞公司的檢查。送檢香港卓信醫療化驗所3000元，送檢香港時代醫療集團3300元，他一再保證，只要出了海關，這項技術“就是合法的”。
查看對方朋友圈曬出的交易記錄發現，確實有孕婦在清楚胎兒性別后，考慮進行流產。性別選擇技術，仍然在剝奪一部分嬰兒的出生權。
綜合治理今年，是我國正式開展性別比偏高的綜合治理行動的第19年。
自2010年起，我國新生兒出生性別比實現九連降，2019年，0~4歲幼兒性別比為113.62，仍然偏高，但已不再如十年前那么嚴峻。
19年間，在性別選擇技術可及性，男孩偏好，生育政策三因素上，分別采取了抑制舉措。
對于性別選擇技術，2002年11月，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衛生部和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發布《關于禁止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的規定》，對非法利用超聲技術和其他手段進行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非法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兩非”）予以明確禁止。
以性別比偏高最嚴重的省份之一安徽為例，2012年至2015年的三年間，安徽省在治理“兩非”專項行動***立案6498件，查出大案要案461件，安徽省的出生性別比也從2012年的124.44降至2015年的117.4。
對于傳統的男孩偏好，2003年起，相關部門共同開展推進“關愛女孩行動”。綜合治理出生前性別選擇，關注女童的健康成長，通過正面宣傳，倡導男女平等理念，以改善人口結構的失衡。
《都挺好》劇照
“養兒防老”的觀念在慢慢變化。一位來自西北地區的媽媽說，在她父母那一代，非得生出兒子的想法十分頑固，她的父母為了要男孩，直至生到第五胎。如今父母老了，她姐妹四個常常回家，輪流陪護。
和其他都是兒子的家庭相比，父母的晚年幸福度高出不少。當年，她父親曾因為生了4個女兒生了不少悶氣，覺得自己沒有福分，如今，才放下了心結。養女也可以防老，在陪伴和照料方面，女兒們甚至更貼心。
《都挺好》劇照
至于生育政策，隨著限制逐漸放開，人們“一定要生一個男孩”的愿望不再那么迫切。
丁金宏對南風窗記者說，接下來，最重要的，是讓生育權利逐漸回歸老百姓自己。盡管目前出生性別比與正常范圍還有一定距離，但他對于長期走勢持樂觀態度。
作者|南風窗記者姚遠
編輯|黃靖芳
排版|翁杰
